在上一篇文章《邓公有没有去过香港》里，提到了一位叫李强的同志。不少熟悉历史的读者提出，希望我写这位仿佛人生开了挂的李强。
没错，他们几乎都用了这个词：开挂。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是因为这位李强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仅多次切换赛道，而且每次都能切出傲人的成果。
他是怎么切换，又是怎么开挂的呢？
01
李强同志开局领到的任务就非同凡响。这个任务是搞炸弹。
时间来到了1926年夏天，上海的工人武装正在策划起义。既然是武装斗争，那就需要武器。这时，我党的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找到李强，说组织已经研究决定了，你来解决炸药包和手榴弹。
李强虽然是上海南洋路矿学堂的工科生，可学的是土木，此前在党内的工作也负责学生和工人运动。他根本没搞过这种小规模杀伤性武器啊！
李强本来说另请高明吧，但队伍里当时根本没有别的高明，只能硬着头皮上。他把心一横，干脆自己做。
好在他的洋文好得很呢。他一边购买了英文版的弹药制作教程，一边捡起化学课本，先把理论模型建立起来，再到化工公司采购苯酚、石碳酸、硝酸等原材料。李强胆子大，他研制炸药的地方就在如今上海静安区青云路的一条弄堂里，周围人员密集，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炸弹居然研制成功了，试爆的地点是闸北公园的宋教仁墓园。李强的才华很快吸引了周恩来的注意。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对他说：培洪啊，你看这大上海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是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李强同志当年只有23岁，领会领导精神的能力还不太高。他听到恩来同志这句话，便问道：恩来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执行任务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幸好恩来同志不是真的要飞机，他的意图是让李强研制发报机，建立秘密的无线电台。作为工科生的李强有个特点，新的研发项目能迅速点燃他的小宇宙。据《李强传》记载，经周恩来一番谈话，“李强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此处可见周总理这个人，识人用人是非常有一套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的特质，把他们用在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最关键的，还能三言两语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周恩来的这一次亲点，使得李强成为了我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最终，这项任务完成得有多成功呢？李强不光成功研制了发报机、建立了第一座秘密电台。更奇妙的是，他的发报机还能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生意相当不错，销售收入补贴了队伍的经费。中央特科建立后，相继设置了四个科室。一科管总务，以电器行、古董店等各种面貌隐蔽在上海各处；二科管情报，科长是鼎鼎大名的陈赓；三科负责行动，科长是顾顺章（后来叛变）；四科管通讯，科长就是李强。四个科除了各自分工的工作外，还要统一参加救人和锄奸的行动。而这些任务是要“打枪”的，李强自然也不例外。特科存续时间约八年，可谓是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随时都有性命危险。如果仅从个人利益考虑，李强根本没必要冒这个风险。李强本来不姓李，他原名叫曾培洪。曾家是江苏常熟的名门望族，住着宽阔舒适的宅院，即使只靠祖产的租金，也能过得殷实富足。曾培洪虽然是庶出，却是其父的第一个男孩，因此备受宠爱。他们家的条件到底有多好？从少年李强的生活就能略知一二。李强中学念的是私立的杭州宗文学校，进校不久就是校园名人。一个原因是，李强居然骑自己的自行车上学。在1920年前后，恐怕跟今天开玛莎拉蒂上学差不多。而李强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跟陈独秀先生主编的《新青年》有关系。其实很多革命者都曾受过《新青年》的影响，是它的热情读者，这没有什么稀奇。不过，李强表达热情的方式更为简单粗暴：给《新青年》打钱。1922年的一天，他直接寄给杂志编辑部一封信，说我想帮忙解决一下办刊经费问题，钱该怎么打？不久之后，《新青年》在杂志上刊出了一封感谢信，就是专门感谢李强的。俗话说：望族留原籍，家贫走他乡。像李强这样的出身，可以说起手就拿着一副好牌，是根本不需要开外挂的。可他偏偏要投身在时代的洪流中，从此这世上少了一个富二代，多了一个革命者。曾培洪为何要改叫“李强”这样一个十分普遍的名字呢？这跟一个人有间接关系。1931年，结束了上海特科工作的李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去苏联。恩来同志原计划让李强入读莫斯科东方大学。这所大学是专门培训亚洲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是这里的毕业生。进东方大学，就好比是“镀金”。然而，当时把持中共领导权的王明坚决不让曾培洪镀这个金，说他跟顾顺章关系密切，不值得信任。按《李强传》的说法，曾培洪受了委屈，决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于是将自己名字改为“李强”。至于为什么是叫“李强”，而不是叫“李忠”，这个就难以考证了。但李强在改名之后，真的就越来越强了。你不是不让我读东方大学吗，没关系，李强就进了苏联通信学院。在那里，他一边攻克了俄语，一边潜心学术完成了研究报告《发信菱形天线》。这个报告经过好几百个教授一致通过，震惊了苏联无线电界。没几年功夫，李强就成为了全苏七位顶尖的无线电专家之一。从苏联回到延安之后，李强本想干无线电老本行，结果军委通信局局长的岗位已经由另一位同志担任了。李强多少有些失落。通信局去不了吗，也没关系，李强就到了军工局。他这个军工局长带着团队，制造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名马氏步枪”，还真像游戏开了外挂一样，在延安的土地上接连建起了火药厂、迫击炮厂、炼铁厂等等。如果说人生对别人是奔跑的赛道，对李强来说就是驰骋的旷野。他总是能化被动为主动，把变化当作机遇，不断打破天花板，不断走出舒适圈。他几乎把一个工科生的技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可以发射信号、可以秘密运输、可以惩治叛徒、可以制造武器。建国后，李强又被钦点转行到外贸系统，穿上帅气西装办起了洋务。1973年，他正式担任了外贸部长，成为外贸大军的总指挥。外贸部长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商品进口严格按计划执行，计划需要时再贵也要买，计划不需要时再便宜也不买，计划比天还大。李强提出，为什么不搞期货呢？他说：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期货交易所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禁区。众所周知，什么事情一沾上意识形态就麻烦了。李部长要怎么突破禁区才好呢？他的方法是回归原教旨，看看马克思承不承认这个禁区。找来找去真被他找到恩格斯的一段原话，恩格斯说：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如此一来，按他们的方式挣他们的钱不是正好吗？那些年，在李强的指挥下，外贸大军每年通过期货能给国家挣上亿美元。要知道，整个1970年代中国年均外汇储备规模大约才3亿美元。当时正逢国家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引进的主要是化纤、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外贸挣来的这些钱，派上了大用场。那么，李强为什么拿到不同角色都能玩出彩？李强的外挂到底有什么呢？1980年7月的一天，李强给原北京外贸学院的学生做报告，传递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他说，现在不是一周上六天班吗，知识分子起码要保证六分之五的工作。而要想取得大成就，就得连星期天也搭上，这就是六分之七。这话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大概意思就是别人安排的996是压榨，而自己投入的996才算真正的福报。那天，外贸学院的众多学生都在台下聆听了李强的“六分之七”理论。他们中后来不少人也都走上了重要的岗位。比如，现在上海的龚正市长。他的传奇之处还在于，不仅一生开挂通关，还总能平安无虞。他出身富贵人家，在白区干过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曾与顾顺章共事；后来留苏六年，曾有过一段跨国婚姻；建国后又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复杂的经历，却从未受过严重冲击。与有类似经历的同志相比，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正如自我奋斗不能完全解释命运，运气也不能。李强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他的儿女在总结父亲生平时用了八个字：意思是说，他虽然与那么多大人物过从甚密，但在人事方面比较超脱，甚至找不出他与高级领导同志的一张私人合影。坦荡的个性和高超的智慧，使得李强在关键时刻总能站到历史进程的正确一边。李强对总理很有感情，1976年总理逝世后，他说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四人帮”阻挠悼念，发下来文件不准干部去送花圈。李强压下文件，还对外贸部的职工说，要送花圈的赶快送。要知道，在那一年云谲波诡的环境中，有的人尽管曾受总理多年栽培，但还是把持不住，倒向了错误的一边。相比之下，李强同志的水平就不知高到哪里去了。不久后，“四人帮”倒台，外贸部离天安门近，头一个上街游行庆祝的部长就是李强。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他是真的高兴。而要说李强同志超脱人事，我认为也并非全然如此。他服气的人，认为好的人，照样也要往上面推。众所周知，陈云同志在党内干部中深孚众望。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个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许多委员都希望陈云同志进政治局。当时，两个人提议得最响亮，一个是西北组的王震；另一个，就是中南组的李强。1931年春天，特科的顾顺章叛变，正是陈云将此消息转报中央。收到消息那天，周恩来、陈云、李克农、陈赓、李强等迅速商量对策，连夜将中央机关的人员和文件转移，将损失降到了最低。他们一样经历过九死一生，而共同的战斗会塑造共同的友谊。时光流转，五十年以后的1981年，甚少会客的陈云接见了中央特科硕果仅存的几位战友。当年骁勇善战的特科骑士们，均已是白发苍苍的长者，周恩来、李克农、陈赓等更是早已离开了人世。
到如今，照片里的这些人也相继走入了历史。他们和他们的战友一样，汇聚成为了中国革命史璀璨的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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