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9届：没有课本的中学、"一锅端"上山下乡

一一六中地处崇文区一条叫远望街的小巷，是个仅有初中的学校。校园里只有一座三层的U字型楼兀立，半包围着个小操场。别扭的是楼里不设厕所，每去厕所都得下楼穿过操场，厕所和教师食堂在操场北边的小平房里。我在校期间，许多教室的窗户残破，校园中也没有一花一草的绿化，但我又有了课桌，又听到了上下课铃声，心情是振奋的。

我入校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校园里出现了一支由男女教师组成的劳改队。那些教师个个灰头土脸地在全校接受批斗。还有一个专职看押他们“保卫排”，由高我们一年级的男学生组成。教学班当时也称为“排”，排也开批斗会，算作一种课程。有安排时，教室门一开，保卫排的学生就喝斥被斗者进教室，命令他们在讲台上一字排开。一般一次批六、七个人，到了下次，再换另外的一批。教室里批斗教师不摆“喷气式”姿势，只让他们低头。在这样的课堂上，发言者起立，疾言厉色地读批判稿，其他人都端坐在课桌前严肃地听，从没出现过“课堂纪律”问题。被斗的教师们低着头，整堂课一动不动地肃立。快下课时，全体总要呼几个口号，打倒谁谁谁，捍卫谁谁谁云云。

我们是新生，根本不认识被批斗的教师，他们有何“反动”言行全是靠校方传达。十五岁时，我在分不清被斗者谁是谁的情况下就能用从报纸上趸来的词藻做义愤填膺的发言。现在每每回想都觉得自己曾是那样一个小姑娘可笑、可憎，也很可怜。

我当上了学生干部。一 一六中的教师会议吸收极少数量的学生干部参加，居然有我。跻身成人会议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可怕的，会议冗长，气氛沉闷，但当时我不觉得厌倦，还往往沾沾自喜。多次参加教师会议的经历使我记住了许多事情。

语文教师王金声，头发斑白，戴副金边眼镜，瘦弱而儒雅。他的“罪行”是针对流行的“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之说质疑。他说：“最”在修辞中已经表示了最高程度，为什么还要说“最最”，甚至复加到“最最最最”？这是语病，说“最最最最”不就像是结巴了吗？于是就批判他攻击革命小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进而挖他的“历史”，找他的“阶级根源”。

盛重光老师已过中年，身材比别的挨斗者都高大。据说他妹妹名叫盛重明。他因名字而获罪。一个重光一个重明，到底要重见什么光明？难道“新中国”是黑暗的？于是翻出了他家族的历史，批判他仇视社会主义。

体育老师范继田二十四岁。他告诉别人，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围墙是大波浪形线条，凭自己的跳跃能力，加点助跑从波浪的低点跃入使馆没什么问题。这话成了他叛国的证据。记得我向妈妈讲学校的批斗会，她很注意范继田这个名字，问是哪三个字，多大年龄以及脸型。听完我的描述，妈妈断定曾经教过他。原来，范老师小时候是寄宿制学校北京小学的学生，官员子弟，“革干”出身。虽然如此，私下的几句围墙之议还是定为了“叛国”。

一一六中是穷街小巷中的平民中学，却风光地上过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8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卫兵节目”播送了一一六中把学校搬到农村去办的消息。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我们学校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啦（“中央”读重音）！

一一六中农村办学的领导机构是北京青年印刷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和学校革委会。记得当时有两位女教师受到工宣队表扬。一位是我的班主任陆锡元老师，她新婚三天即“毫无怨言”离别丈夫下乡；另一位是我的语文老师姜醒露，她产后五十六天即“毫无怨言”放下乳儿下乡。参考这两位老师的结婚日期和生育日期，推定出一一六中下乡办学日期就会是准确的。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我想，肯定是强调“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催生了一一六中的农村办学。

搬一座中学下乡去办，听起来宏大而复杂，其实这举措是突发奇想，没有进行多少筹备，动员得也很简单。在我记忆中，下乡的指令突如其来，全校师生“打起背包就出发”（歌词）了。1968年11月，九个教学班师生进驻了大兴县南各庄公社的南各庄、东宋各庄、西宋各庄、朱家务等各个生产队（自然村），学校就算＂搬＂到了农村。

“办学”只不过是住在农民家，设立食堂吃大锅饭，偶尓在农舍里听一次讲解毛泽东诗词当作语文课，偶尔在场院里听一次讲解粮食囤体积计算当作数学课，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的生活就是农业劳动、政治学习以及开会，包括参加生产队的批斗会，和农民一起批斗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所在的排四十多名师生住进了东宋各庄的八九户农家。我和班主任陆锡元老师以及两位同学，住的是先进农民夫妇“一对儿红”家。

“一对儿红”是队里授予的荣誉称号。在我的记忆中，这对夫妇上工、下工，频繁开会，生活得匆匆忙忙，关系很和睦。“红”在哪呢？只有一个画面至今依旧清晰：炕上摆着小炕桌，桌上摆着简朴的饭菜，夫妇俩脱鞋上炕，并排站好，两颗头几乎碰到顶棚。手中都握《毛主席语录》，默契地对着糊满墙壁的领袖像挥动，先呼喊三个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再呼喊三个祝林彪“永远健康”，然后放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首歌，拍节拖拖沓沓，末句“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唱完，无言地坐下，拿起筷子端起碗吃饭。

学校劳改队关押的教师们分给了九个教学班，也都被带到了南各庄各村。我班分到了两位女教师，一位叫余天灵，五十多岁，一位叫袁慧茹，四十多岁。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们当年的罪名了。她们分别和我的几个女同学一起住在两户农民家。

同学们都是崇文区的平民子弟，没有多少造反气息，但也都直呼劳改队随班教师的名字而不称她们为老师。农村办学追求“田头”形式，随班教师的批斗会有时就在田野里开。从住所喊出她们，由一两人带着走到地里站好，我们懒散地席地而坐，读千篇一律的批判稿。声音在田野里飞散，拢不起来，云朵、飞鸟也干扰注意力，田头批斗会松松垮垮。在与劳改教师的共同生活中，斗争意识也在飞散，不知不觉，恭顺的袁慧茹老师又被我们加上“老师”称呼了。

袁老师身姿挺秀，面容和善，总是不声不响。我得知她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在上幼儿园，丈夫是军队里的干部。下乡时仓促，她连褥子都没来得及拿，严冬里只好睡光板炕蓆。睡在她旁边的冯俊容同学发现了，就把自己的褥子横起来铺，让给了她一半。不过同情需要压抑，很是隐秘。

铺半条褥子睡凉炕、体力劳动加挨斗，袁老师终于病倒了，发着高烧，满嘴燎泡，安静地躺着。我去南各庄开会时，她叫住我，托我买张邮票寄一封信，信没有封口就连同一毛钱交给了我。

走在去南各庄的路上，我很想看看她写了什么，不过我知道偷看别人的信不道德，所以走出很远都没有看。可是到底有一股抵制不了的好奇，快到南各庄时我还是把信取出来看了。

信是写给她丈夫的，没有几行字。问了问孩子们的情况，便说：“我一切都好。革命师生对我很好，请放心吧。”她一句私密的话都没有写，也未提正在发高烧的事。记得这使我意外，继而一阵难受。许多年以后回忆此事，我才清醒地认识了我和袁老师各自的身份，痛苦地想象出了她眼中的我。她绝无可能信任我，一位在押教师交给学生干部代邮的信件，怎么可能写得真实呢？但她没有想错，因为我果然拆看了她的私信。

余天灵老师有几分苍老，嗓音尖细，湖北口音。她不像袁老师那么顺从，下乡不久她就在集会、出工时经常告病。她向工宣队刘师傅请假时，总是陪着笑说：“刘师傅，我腰疼，疼得都撑不起来了。”

＂我说的是真的啊，我疼得都撑不起来了。”对着铁板一样的严肃面孔，甚至听着喝斥，她也还是陪着笑反复说“撑不起来”。结果，对她也没什么办法。她的批斗会只好挤在农民的屋子里开。我们炕下炕上找地方坐下，念批判稿给炕上“撑不起来”靠墙坐着的余老师听。她安祥地半闭着眼睛，表情意味深长。余天灵老师能看透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敢于消极怠工，尽量避免劳役对身体的伤害。

在离东宋各庄约一公里的西宋各庄，一一六中还开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段话可在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中查到。设在西宋各庄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当时的一个实例。根据2006年我对当年学习班负责人王玉璋老师的采访，学习班里最早的学员是东城区公安分局在磁器口抓获的一批聚众斗殴的青少年，其中有不少一一六中的学生。一位周姓警官出面与一一六中校方协商，将他们押送到了西宋各庄，创立了这个学习班。周警官有时来检查督导，校方则派教师许宽、王玉璋负责日常管理，还指派一名保卫排的学生担任了学习班班长。学习班关押的青少年有崇文区的，也有宣武区的，人数最多时近百，最少时也在五十人上下。

当年，我们私下称这个学习班为“帮教班”，但没有人关心它的内情。许多年以后里面的实情才传出来。那里强迫劳动，剥夺人身自由，告密、私刑、唆使群殴“自我教育”，实际上是一座青少年劳改营。

我永远自责的是，我的一位同学仅仅因为与许宽老师发生了争执，竟也被关进了这个学习班。我目击了做决定的过程，但缄口不言，没有提出异议。

那一天班主任正召集我和两个学生干部议事，许宽老师走过来说，“星期天不能进校，×××还非要进来拿纸，说要画毛主席像。这小子和我吵，太狂。让他收拾收拾，明天去西宋各庄帮教班报到！”由于顶撞老师，一个同学就这么进了帮教班，关押了三个多月，那时他十五岁。他家里没有人来学校讲理，也没有人敢去西宋各庄找他。他的“出身不好”。

以学习的名义行专政之实，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发明。它有效地规避了法律、法规，赋予了以组织名义对个体进行专政的权力。中华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曾横扫过“小流氓”，甚至连不是小流氓的青少年也糊里糊涂地被扫了一把。我还目睹了另一个无辜青年被关进了西宋各庄的帮教班。他是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孙大东，年龄略比我们大一些。

我们在东宋各庄“农村办学”时，北京戏曲学校的一批学生也在那里参加劳动。有一次我们都照例参加东宋各庄村民的批斗会，斗几个村里的地主、富农。突然有人上台揭发戏曲学校的孙大东。原来，孙大东赞美了台上被斗地主六岁的小孙女。

那个小女孩非常美丽，我们都惊异地议论过她的美貌。但孙大东的话更多，他高声大气地嚷嚷：“看啊看啊，看这小姑娘，她美得好像天仙，看她的眼睛啊，就像会说话似的，含着多少感情哪。”这些话在批斗会上一被揭发，台下立刻响起一片“流氓、流氓”的叫骂。孙大东站起来争辩，几个民兵扑上去抓头发扭胳膊，把他往台上揪。可孙大东学的是京剧武生，他敏捷地施展了拳脚工夫，四五个人根本制不住他。会场一片大乱，又扑上去些“贫下中农”。混乱中，突然有人亮出当年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厉声喝问孙大东“你什么出身”，没想到孙大东昂起被摁下去的头，响亮地一字一顿作答：“革、命、干、部！”他偏偏根红苗正！发言者一时词穷，提高音量再次喝问

“你什么出身”，孙大东也再次傲慢地回答“革命干部”，声音更加哄亮。发问的人却不知道收场，中了魔咒似的不肯放弃他的蠢问题。于是“你什么出身”、“革命干部”这问答一遍遍重复，成为那次批斗会的全部声音，直到把挣扎的孙大东拉上台去摁到地上，又七手八脚拖走。

孙大东押往哪里了？他被送进了一 一六中西宋各庄的帮教班。那里关押着众多的“小流氓”，调动他们能煞他的威风。

关于那个年代北京“小流氓”的事，边作军先生写过周长利之死，其他，我在书中见过刘辉宣的一段话：

“……（1966年）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p62，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1）

读到当年的红卫兵对1966年9月“血肉横飞”的供认，我觉得一 一六中在西宋各庄曾有那样一个帮教班也不足为奇。当年监禁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有父母，为什么就没有一位父母去过西宋各庄探望他们？2006年我采访负责人王玉璋老师时问了这个问题，他沉吟片刻，含混地回答“谁敢哪”。刘辉宣发表文章的时间已是2011年，仍统称遭受暴行的人们为“龌龊之辈”，这使我的疑问似乎有了解释。

1969年夏天，一 一六中历时大约七个月的农村办学虎头蛇尾，无果而终。师生撤离南各庄公社各村，又“搬”回了城市。继而，上山下乡的大规模动员来势汹汹。九月，我和同学们作为北京的69届被“一锅端”，送到了内蒙古、黑龙江和云南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加入了＂知识青年＂的行列。

如今，一 一六中已经并入了北京五十中，它的校舍在城市建设中也被拆除了。想不到有位叫马克·吕布的法国摄影家在1971年拍下了一幅课堂特写，将一个面带成人表情的少年和一张摆放《毛主席语录》的课桌定格，用镜头记下了没有课本的年代。我上的就是没有课本的中学。感谢这张照片，我无法遗忘但叙述得枯燥的种种荒诞和匮乏，以及我希望喚起人们注意的事实，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视的画面。

（2021年5月30日）

六九届，从来没有关于它的热点话题。随着时光流逝，它渐渐成为快被淘汰的词汇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被记入史册的专有名词！

六九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六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少年。乱世中他们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他们在十二三岁上失学一年多时间以后，在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六九届没有教科书。这届学生没有自己的课本，名为初中的课程实际是三部分，一、学习毛著和《毛主席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既不像上边“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过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地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毛主席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毛泽东诗词之机讲讲典故或古汉语，指着农村场院上的粮食囤讲讲体积计算……但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六九届“初中学生”在中学逗留时间之短空前绝后。

北京对待六九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不像往届一样有留京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一说。用当年的话说，六九届被“一锅端”去上山下乡。他们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火车站开出了多列知青专列，北上、南下、西去，把六九届小不点儿们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十六岁，有些同学上学早，就只有十五岁。

由于年幼无知，六九届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注定是弱势。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还能一拼，和大同学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在体现文化程度的活动中，哪怕是在当年那些言不及义的“表态”“讲用”中，他们也因知识贫乏而明显相形见绌，发言常常通篇抄袭、文理不通。比如在批判孔子和“儒法斗争”的“讨论”中，这些没有学过孔子著述也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人便常把人物、年代、史实弄得张冠李戴。“唉，真是六九届！”这是对他们无可奈何的一句叹息，意思是：可真讲不明白了；或：竟无知到如此地步。

那时候口头的功夫特别要紧，知青中的风云人物先得能口若悬河。由于六九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他们中出人头地的人少。当然，倒是有些六九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身边做打字员、机要员、电话员，从而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六九届群体更明显呈现弱势。老三届有原来的文化基础，在艰苦劳动中也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学习习惯，他们的文化知识说捡就能捡起来。六九届完全没有学过数、理、化等文化课程，他们在长达八年的劳动中知道留心弥补的人很少。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早已变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壮姑娘和男劳力，忽然要靠学习成绩入学，使他们望尘莫及地“傻了眼”。考试入学送来了公平竞争的机遇，但六九届学生早就在一九六六年以来历史的荒诞中折断了羽翼，他们腾飞的梦想即使有了恢复高考的机遇，也早已被碾得粉碎。

现在有人说，组建建设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中蒙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需要“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也有人说，让数百万青年上山下乡是领袖为了国家的大局。我对这些毫无研究。

我是六九届的。如果所谓“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稀释、消融六九届对历史的承受，是别有用心的假大空。

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列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行驶十五六个小时后，在翌日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小站刘召。车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照明灯光线很强，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没有锣鼓喧天的迎接场面，行李也没有人协助安置，秩序相当混乱。我被宣传蛊惑起来的光荣感大受其挫，一下子有被抛弃的感觉，有些慌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不过，人有适应各种遭遇的本能。十六岁的我在混乱中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指导我的是我妈妈临别时嘱咐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遇到不明白的就问，果然能解决临时问题。所有在刘召下车的知青都在规定时间里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我们每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相类似的大木头箱子，必须找人一起抬。我找的伙伴是五十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结识，她也是六九届的。

刘召站上停了好几辆敞篷大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临时搭起的台子，穿军装的“首长”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如“一连：一一六中×××，二连：五十中×××……”他让点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

我被分配到十五团十连，五十中的郝志军也被分配到十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抬上了卡车。卡车的前车厢坐人，后边的挂斗里装行李，摞得很高。

指挥我们装车的是个转业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叫刘凤义，二十四岁。当时我们不认识他，只听他大喊大叫，让十连的新兵装车，态度很生硬。我暗自想，怎么对我们这么不客气啊？天真期望中的被欢迎、被重视、被照顾，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多年后我才理解，当时刘凤义如果不那么厉害，甚至野蛮，他怎么能在夜里把初到陌生地方的三十多个十六岁的男女孩子，连同他们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车上去啊！

后来终于一切停当开了车。车一开，我们就都觉得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两地气温的差别，那是内蒙古的九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驶的敞篷卡车上。很冷！

我听见身边的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了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有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拿出来，把裤子给她围在身上。

十五团十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带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篷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微熹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

我们两人搭档，自己把箱子抬过了河，抬到了驻地。十六个女生被临时安置在离五加河不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里。屋里是面对面两排大炕。我们十六个人中十四个是六九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会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

我们学校六八届的同学王玉华是个大个子，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样，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记得六九届的同学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第二天竟没有生病。

回想在内蒙古生活的第一天，感到有些苦涩。庆幸我们当年那么勇敢，并能迅速适应。没有不能承受者，因为我们尽管年幼，人人也都能明白：没有退路。

初到十五团十连时，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这个十连是从河北边的一连分出来的新建连队。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

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十五个人，里间住十一个人，外间住四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六九届的。

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一九七一年就参了军。看到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十二班的六九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时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

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发现了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一米五〇。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的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着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十二天的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我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十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那时候由于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许多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偶尔受到“人性化”的对待，印象是很深刻的。

不过，我们连的指导员行为不端正。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他对连里六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六个人中至少三个是六九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于领导而遭遇了性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