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我想去动物园养老虎

张顺兰的家在延安市河道管理处的院子里，离延安宾馆很近，最多不足200米。每次到延安，我总会去她家坐坐，因为她家的日子似乎比所有知青的日子都要清苦。早饭后不到8点钟，我又来到她家，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了。

早在去年9月30日，我就在赵丽媛家和张顺兰聊了很多，觉得她很可怜。张顺兰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七十八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姐弟7个，一家9口全靠当搬运工的父亲养活。为了给父亲减轻负担，她于1969年1月7日插队到延安县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住进了一孔破烂不堪的土窑洞。没多久，天阴下雨，土窑洞突然坍塌，将她和另外5名知青埋在里面，多亏一名叫薛广才的村民及时发现，并挖开窟窿，将6名男女知青救了出来。知青们很感激这位救命恩人。遗憾的是后来他因为和一名女知青产生了感情并发生男女关系而被关押，趁一次上厕所的时候逃跑并自杀在一个深山沟里。

下童沟大队共有9名知青，由于严重缺吃少喝，相互间争斗激烈，在知青组张顺兰是最受气的一个。她说：“有一次，两名知青6天不让我吃饭，差点把我饿死，一气之下我跑到了民兵排长高来存家。没几天我就嫁给了他，往后尽管跟着他吃糠咽菜，但我再也不受气了。”可是她万万没想到，以后的招工、招干都因她是已婚而被排除在外，因此比别人多当了10年的农民。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她才最后一批被招进了延安建筑公司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混凝土工人。

1986年底，该公司由于经营不景气职工只好放假回家，没有工资的张顺兰含着眼泪找到市城建局的一位领导，诉说了她的不幸。一年后她被调到河道管理处，看了5年河道。后来又当过幼儿园阿姨，现在她是本单位的清洁工。张顺兰说：“院子大，楼道多，加上几个厕所我一个人总是忙不过来，全靠高来存帮我。”她边打扫边说：“我累不算什么，眼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孩子。女儿延京今年24岁，找不到工作也不愿闲在家里，去年她自作主张嫁给了一个来延安杀猪卖肉的外地小伙子。儿子延东1990年中学毕业至今没活干。前段时间单位决定拆掉我们现在住的窑洞，兴建家属楼，每户集资5万元，真让我为难。”张顺兰最后说：“我的工资一月赶不上一月，哪来那么多钱，5万块赶死都不会有。

在张顺兰家和她聊了很多家常事，聊完到10点她表示不能再聊了，要去上班了，一边说我们一边出门。

张顺兰随手在她家门前拿了一把扫帚，说先去打扫厕所，要不然领导看见厕所脏就该不高兴了。我们走到院子的西北角她先进了女厕所，我只好在外面等她，几分钟后她出来说还要打扫男厕所，走到男厕所的门口，她高喊：“里面有人吗?”当时里面没有动静。当即我随她一起进了男厕所，刚一进去她却退了出来。我问怎么回事，她说里面蹲个人。说完张顺兰隔墙高喊：“你是哑巴啊！喊你为什么不吱声啊！”此刻里面还是没有动静。几分钟后，厕所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耳朵里塞着耳机，若无其事地瞟了我们一眼，向一孔窑洞走去。

看着那小子的背影，我说他是干什么的，怎么那么牛。张顺兰说：“不牛，他是打扫河道的。刚才我们进去他低着头，戴着耳机估计没听见我喊，要不他早答应了。”

拍完张顺兰打扫厕所的照片，我又一次告别张顺兰。在我临出大门的时候，她小声对我说：“我们今天说的有些话，你不要给别的知青说，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虽然答应了她，但我并不清楚她指什么事情不能告诉别人。

离开张顺兰家已经是中午11点钟，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延安市南门坡一家羊肉泡馍馆，在那里我见到了好友大王和小王。每人一碗羊肉泡馍，15分钟结束战斗，因为她们给我联系好了一名老知青等着中午见面。

注：几年后，我去延安，本想再去看看张顺兰的生活状况，结果老知青谢党恩告诉我，张顺兰几年前已经病逝。

楚艳峰

楚艳峰在延安大名鼎鼎，很多人一提到她，都说她很能干，并且很容易把她和“女强人”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找到楚艳峰是通过好友大王，大王的老公是延安市防暴队的队长，他们和楚艳峰不仅算是一个系统的同事，也是一座楼里的邻居。

当我敲开楚艳峰的办公室时，她正和女儿在吃面包，喝白开水。通过大王的介绍，我们开始了对话。我问楚艳峰怎么只吃面包。她说：“很多年了，中午一直就这样，不是面包就是馒头，因为工作忙，中午总是回不去，女儿每天中午放学都来我这里，也是馒头面包加开水。”她边吃、边喝、边说话，很是自然“有什么事咱们就抓紧时间聊，下午我还要开会。”她特意强调说。

楚艳峰1952年生于天津，北京市灯市口女子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当时父母下放去了河南，她的户口留在了北京舅舅家。早在1966年10月楚艳峰就和5名女同学徒步串联到过延安。她们住了5天，参观了延安的所有革命旧址，每到一处都觉得延安人热情好客，接待站的饭菜也不错，因此“圣地”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最高指示发表后，动员插队的高潮迅速掀起，楚艳峰赶到河南找父母商量，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去“下放”，父亲不表态。

1969年1月4日，楚艳峰返回北京，自作主张去派出所花5分钱办了户口迁移证。3天后她告别了舅舅、同学，斗志昂扬地来到延安县甘谷驿公社代家沟生产队。

楚艳峰在村里每干一件事都充满了战斗力，深受贫下中农的赞扬。评工分时破天荒地给她评了9.5分，与村里壮劳力相比只差0.5分。第二年，队干部又让她当了民办教师。在一孔老窑洞里，她教着1至5年级的二十多名学生。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美术都由她一人承担，队干部觉得她教得好，不久又让她入了党。

1971年7月，楚艳峰突然收到一份通知书，让她去延安县军管组工作。她又办户口又交粮，两天后带着行李来到了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领导小组。从此她一个人负责打字、出纳、会计、保管、收发等多种杂活，默默地干了整整10年。

1982年她被调到延安市公安局政工科工作。近年来，她先后担任过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副政委、党委书记等职务，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去年初，她狠抓交通工作，使全市交通秩序深受市民和国内外游客的赞扬。连日来，延安地区交通大队、延安市委、市政府都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全市人民和全区交警向市区交警学习，这样一来她就更忙了。

楚艳峰说：“我再忙每天都得下到全市4个中队查一次岗。”她丈夫说：“她比我忙多了，这个家对她来说只能算是旅馆兼饭馆，她是吃过就跑，睡醒就走。有时几天不回家。比如近期全国上下搞严打，正好又赶上女儿高考，我连她的影子也见不上。”正因为这样，她才做出了那么多的成绩，并多次获得了省、市公安系统的嘉奖。1996年2月20日，李鹏总理视察延安时还接见了楚艳峰，并且勉励她继续努力多为延安做贡献。

和楚艳峰对话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她就匆匆忙忙开会去了，我又打电话联系好了下午3点去采访老知青陈立堂。

注：楚艳峰似乎工作很忙，曾经几次电话和她联系，都没有联系上她，也不知她这些年有什么变化。

刘世林

刘世林在延安是一名比较有成就的北京知青，在知青当中说起他，都说他混得不错，就连当地人也认为刘世林很能干。当我联系到他的时候，他很亲热地邀请我去他家聊天，并且骑着崭新的雅马哈摩托车将我接到他家，他还特意买了一箱北京啤酒，并且准备了好几个下酒菜和一瓶白酒。他给我倒满白酒和啤酒之后，说要按延安的规矩先碰三杯，三杯之后我把话题转到他的生辰八字和上山下乡的话题。

刘世林说：“我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插队开始后全班52名同学除6名参军外，其他46名同学于1969年1月3日那天，全部被一名陕北干部领进了北京站。两天后，一辆军用卡车在大雪地里把我们从铜川火车站接到了延安县川口公社，第二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跟着来公社接人的生产队长去王庄大队插队落户。

“我们背着行李在一条小路上走了将近3个小时，天黑之前终于赶到村里。当天晚上，几个男生被安排进一孔刚刚腾开的仓窑，窑里除了土炕上放一盏用小药瓶做的煤油灯，再就是墙上钉着的几个木橛子，那孔窑洞很多年没住人了，连火都没有烧，非常冷。

我们几个借着煤油灯的一点亮光铺好被褥，直接钻进了被窝，谁都没有洗脸洗脚。夜深了，大家都睡不着，总觉得上当了，好像还有同学哭了。半夜不知谁说了一句：“队长今晚让咱们住这破窑洞可能是考验咱们，明天肯定会给我们换地儿。’结果这句话当时或多或少还是安慰大家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队长叫我们去村子里参观一下，我们跟着队长走了一圈顿时傻了眼，因为我们看见这里最先进的东西就是一辆架子车，还看到不少家的土炕上连被褥都没有，同学们这才明白昨晚并不是考验。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参观完了村子，回到仓窑队长还给我们通报了村里上一年的财政情况，说去年满10分的全劳动力干一天是7分钱，还说和周围村子比，不算低。第二天开始评工分，队长按我的身体条件，给我评了7分。要是按上年计算的话，我每天还挣不到5分钱，尽管少得可怜，但为了吃饭，我还是每天跟着村民上山劳动。

“第二年秋天，村里几棵果树上的苹果快要熟了，队长认为知青不怕得罪人，所以就派我去守护那几棵果树。那时起，我通过几棵果树和一本《果树知识》开始对果树有了一些了解。又过了一年多，我被抽到了公社林场，没几天就被转成正式职工调往南泥湾林场管护天然次生林。去南泥湾的第二年，我听说贯屯公社韩家沟大队有20亩果树，所以我要求调到贯屯公社当林业专干，还要求去了韩家沟蹲点。

在村里我组织村民给果树施肥、喷药，按照书本上的方法培植果树，产量升了，村干部和公社领导都说我好。几年之后，我在当地有了一些名气，还得了几个奖。”

1976年底，刘世林被调到延安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新课题，，不断推广果树知识，动员全县发展果树面积，使许多村庄靠果树摘掉了穷帽子。经他亲自抓的川口公社白峁村还在1990年被评为陕西省的小康村。

1992年刘世林又被任命为延安市园艺站副站长。他说：“现在各乡镇不少村民都知道我懂果树，常有人请我下去讲课，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讲课费，最多也就吃顿饭。前几年我回到我插过队的那个穷村让他们栽果树，全村人都说怕栽不活反而没粮吃，说什么也不栽。我只好自己押了风险金，用4亩地栽了350棵果树给他们做样板，成活率达到了100%，带动了不少人栽果树，现在已全部挂果。”

我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有多少。他说：“不多，每个月四五百。不过南泥湾乡龙泉村为了感谢我对他们村多年来的帮助，去年无偿给了我15亩山地，我自己花钱买了700棵果树苗，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果园。预计1998年挂果，如果是丰产期，每年可产6万斤苹果，到时候最少一年也会有两三万的收入。

我说那你很快就成万元户了，他喝了一大口白酒笑着说：“我并不是想发财，我只想利用自己的果树随意地去做各种科学试验。因为延安市现有果树42万亩，产量上亿斤，苹果质量也多次在全国农业博览会上获奖，我想通过我的果树试验，让全市的果园早日进入全面的科学化管理。说实在话，过去一直后悔来延安，这两年有事干了，一点也不后悔了，反而希望自己为延安做出更大的贡献。其实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唱高调，而是发自内心的。毕竟我在延安快30年了，对延安的感情还是很深，尤其是那些栽果树的村民。

不到两小时，我们们每人喝了半斤白酒两瓶啤酒，我说他酒量不小。他说：“只要下乡，每天都要喝酒，这几年锻炼出来了。”

据《延安日报》报道，今年2月20日，李鹏总理来延安视察工作接见知青时问刘世林：“你为什么没回北京?”刘世林说：“是延安的苹果把我留住了，不准备回去了。”

我问他今后真的不想回北京了吗。他说：“说是不回了，怎么能不回啊！只要有条件，当然还是想回北京，毕竟家人都在北京。再说活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孝敬过自己的父母，要是能够早点回去孝敬他们，那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我说：“你这是酒后吐真言啊！”他说：“有的话只是需要说，在那种场合不说也不行。所以说归说，回还是想回，要是说不想回北京，那才是说假话！”刘世林哈哈一笑：“来，喝喝喝，你可干万不要说我不好，我可是从实际出发啊…”我说：“哪里啊！现在的社会，就是不能太老实。”他说：“就是就是，来，喝喝喝，这杯喝完咱们吃饭。”

我和刘世林带着醉意，一直聊到晚上6点多钟他才开始煮饺子。晚上8点，他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回宾馆。

注：记得有一年在延安见到了刘世林，他风度翩翩，生活无忧无虑，他说他的苹果都已经挂果了，每年的苹果收入都是他工资的好多倍。

上午告别曾钢一家并离开了王里河大队，中午时分我和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两位朋友一起乘坐长途车来到延安钢厂采访知青。今天，我们先后见到了好几名北京知青，日子最为艰难的就是唐贵林一家。

唐贵林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门头沟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7岁丧父，14岁丧母。1969年1月自愿来到陕西黄龙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插队落户。1970年招到延安钢厂当了轧钢车间的工人。1976年唐贵林认识了当地农村女青年王庆莲，婚后他们先后生了儿子唐雪峰、女儿唐雪茹。1985年王庆莲和两个孩子都按政策转了商品粮，王庆莲还被照顾到车间当了工人。

正当一家人的生活一天天有所好转之际，灾难突然降临到他家。1988年12月25日清晨，唐贵林生火时因石油液化气管漏气引起了液化气罐的剧烈爆炸，家中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唐贵林的头部、颈部严重烧伤，双手烧残，很长时间全身浮肿，呼吸严重受阻，从此失去了自理能力。王庆莲的全身烧伤面积也是高达90%以上，曾几度休克，两个孩子也多处烧伤，危及生命，经过延安地区医院的连日抢救，家人最终还是保住了性命，全家4口人幸免一死。半年后全家人出院，住院、打针、吃药，欠债2万余元。

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们的肉体和10年的心血，也烧垮了他们的精神，很多年一家人全靠各方救济为生，可谓度日如年。

1990年5月，还没有从火灾的阴影里走出的唐贵林一家，又赶上数年不遇的水灾，无情的洪水将他家的锅碗瓢盆和被褥洗劫一空，全家再次陷入困境。第二年王庆莲不幸患上了子宫癌，手术使她家的债台继续高筑，一次次的打击，使唐贵林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1991年8月的一天，唐贵林不告而别，至今离家出走已经整整5年，杳无音信，生死不明。

目前，王庆莲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近年来延安钢厂的效益越来越差，职工生活费月月不能按时发放，王庆莲经常为柴米油盐在默默流泪，尤其是这两年钢厂的彻底停产，导致她家生舌水平进一步恶化。

王庆莲说：“我男人已经失踪5年了，也不管我们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非常聪明，本来很想继续读书，但没有经济条件，只好退学回家。”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王庆莲从头哭到尾，并且揭开她家的米缸让我看，里面最多不足2斤米。在此情况下，我掏出200元留给他们，同道的两名香港朋友也给她们放下了300元以解燃眉之急，没想到王庆莲的女儿唐雪茹猛地跪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放声痛哭不止，连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与此同时，两位香港朋友当即拍下了唐雪茹下跪痛哭的情景，也惹得我和两位香港朋友红了眼圈，并为他们感到焦急。

离开唐贵林家，我们来到国道旁等候过路的长途汽车准备去延安，两位香港朋友一路没说话，我的内心也感到既沉重又复杂，各种感受交织在了一起。

傍晚，我们来到延安，住进了延安宾馆。晚饭后我和他们一起观看了两天来的素材回放，他们虽然不怎么说话，但看着在王庆莲家拍摄的素材，不停地摇头，不停地感叹。

明天上午再陪他们重访几名知青即离开延安，也许这次陪他们来延安是我最后一次在此寻找散落在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因为我计划在延安采访的知青即将结束，三年的往返采访，虽然有苦也有甜，但留在我记忆深处最大的感受还是知青们的艰辛和酸楚……

注：一个月后，香港朋友拍摄唐贵林一家的片段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播出，并在香港引起了反响，有人特意找到无线电视台，希望给予王庆莲一家经济援助。两年后，唐贵林的儿子参军到了北京，他的女儿后来也嫁人，家人的生活逐渐有所好转。

至今，唐贵林依然未归，王庆莲最大的愿望就是丈夫不要丢弃生命，早日回家，好使自己能有一个完整的家。一年后，香港的两位朋友再次来到大陆，并特意跑到北京找我，因为他们当时正在拍摄一部《文革30年》的系列节目，其中一集是讲述我这些年寻找知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