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八）命运拐点、恢复高考、知青归来

历史走到了1976年，它裹挟着中国，裹挟着整个民族，连同50年代出生的人一起，走到了灾难的尽头，按今天的话说，开始出现“拐点”。

那一年的年初，一件让50年代出生的人猛然走向成熟的事发生了：周恩来于1月8日逝世。那天早上消息传来，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喉头猛地紧了两紧，似乎来不及想什么，就赶紧去为父亲打早饭。到了食堂，看到就餐的军人们拿着馒头，低着头，发着愣。其中一位，猛地把馒头往碗里一摔，站起来走了，只见他眼睛里有泪光一闪。这一闪的泪光，让我刚放松的喉头又紧了两下。回到家，我发现从小就讨厌我们哭，常说“不要动不动就咧咧”的父亲在揉眼晴，但似乎在我面前又想掩饰什么。那天早上我们谁也没吃什么，就出门上班了。

真正我想哭，是几个小时后，所有人都缓过神来想哭的时候。单位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说起总理时，就像爆炸一样，哇地哭了出来。

顿时所有在场的人，脸上的肌肉都拧着，眼里喷出泪水。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写这段往事时，只要一提到总理，我仍然喉头发紧。好久之后我都很难相信：我们从小听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如何如何”的新闻长大，他真的会死吗?

四人帮”的“作死”，也到了最后疯狂的程度，他们不准各单位悼念总理。但至少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理会。我们单位的悼念会，是在一个能容纳两千人的大饭厅里举行。第一个悼念“发言”的，是位工宜队的工人，他就像念批判稿一样，生硬呆板。在场的人，让他的别扭声调憋得喘不过气来。第二个“发言”的，是位团委女干部，她只念了几句就哽咽了，那哽咽的声音一发出，整个会场，就像闷雷一样，哭出了声。我从小看《三国演义》，记得诸葛亮的灵柩从汉中入川时，有“百姓哭声震天”的形容，那天我相信了这话。能让百姓哭声震天的人，此生我见到了。几千年，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我在悲恸中感到幸运。悼念会结束时，我回望会场，我绝不夸张，那水磨石的地面，就像水洗的一样被眼泪淋湿。

接着是“四五”清明，我4月4号去了天安门，带着两架照相机。但我的政治智商低得可笑，竟把胶卷拿到我家所在的院子里一个小照相馆去冲。等取胶卷儿时，一个脸上有白癜风的老头儿说派出所传话：这胶卷儿是谁的，让他不能走。老头儿立刻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当时形势的严峻让我紧张，不少“四五”的参加者都进了监狱。但一位提审的警察出我意料，他第一句话竟是悼念总理，在哪儿不行，你非赶这时候上天安门。”他表情沉静而温和。忽然他对在屋里一个被抓的小偷凶狠地大吼：“看什么看?滚外边站着去!”接着对我说：“你的政治条件不错，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你明天交个检查，我们就不通知你们单位了。”我至今感念那位警察，他就这样例行了“公事”。几十年过去，不想当我翻检过去的旧物时，竟翻出了这份检查的草稿，这里引一段：

那一年，接下来是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最后是毛泽东逝世。

关于毛泽东逝世，朋友大刚说的话比较贴近我当时的感觉：“主席逝世，说实在话，我不如总理逝世眼泪多。总理逝世我感觉有点像特亲的亲人走了，加上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觉得特憋屈，眼泪也特别多。主席逝世，我第一感觉并没有想哭，只是觉得天大概要变了，一个时代好像要结束了。有一种头上没有了‘天’的恐惧。觉得后面的路谁带着走呢，自己能走吗。”

但同一代的人，感觉也不尽相同，有一封当时部队朋友给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信中他还把自己登在黑板报上的一首词抄给我：

不管眼泪多还是少，这代人的共同感觉都是“想到了中国的明天”。

“明天”的晨曦来得比想像的快。一天晚饭前，父亲到家直奔厨房，一脸晴天，对母亲说：“都抓起来了，连那个老娘们儿!” 三个人的那顿饭吃得格外解气。

但刚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也只停留在“解气”的层面上。当时的感觉并不像几十年后的今天，从远处看“文革”，那么清楚，那么理性。可以说，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当时绝大多数都抱着两种感情。

一是对毛泽东的念，一是对江青一伙的恨。老百姓对毛泽东仍抱着最真挚的崇敬和信仰。就在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刻，谁敢说，甚至谁敢想：毛泽东在晚年是犯了错误的。不光老百姓，就是最顶层的理论家，也不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想那么清楚，直到3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才对毛泽东的功过有一个初步评价。

正像有人说的：刚受伤的当时，并不感觉疼，得过一会儿才能觉出疼来。只有一点，人们的感觉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文革”那种社会生活，大家都烦了、膩了、疲了。人们不愿意再那样继续下去了，而那伙坏蛋仍然想接着搞这一套，搞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呢?于是烦、腻、疲，转成了恨。

5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有毛主席在，有周总理在，习惯了闹闹哄哄；国门紧闭着，他们能看到的，就那么大块儿“天”；收音机听短波是违法的，“莫斯科之声”和“美国之音”，谁要听了并被发现，那就是反革命，他们只能听到中国一只喇叭传出的声音。但让这两个伟人从小用手捧着长大的一代人，忽然失去了这两双温暖的大手，他们第一时间的感觉，只有迷茫。他们最想知道的，当然就是“中国的明天”是什么样。而在那10年中被造就的无知，使他们又根本没有能力去想明白这样的大问题。以至于就在几年后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字眼时，他们竟觉得那么新奇、陌生，不知所云。“什么叫改革?改什么?革什么?”我就常以这样的问题去问同龄人，我所看到的，也大多是游移迷惑的眼神。今天看，我们这代人让上一代人给“圈”傻了，比起世纪初的“五四青年”来，差到了天上地下。同是十几二十岁的人，人家敢冲破军警阻挠，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敢提出民主”、“科学”的主张，而我们，那时还没明白自己该怎么活?该做些什么?缺乏起码的理性思考。

回想起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过渡的年份中，我们仍然只能跟着走，党指到哪儿，我们就走到哪儿。边走，边学着思考。说到思考，真的很惭愧，直到三四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大讨论，才一下拍醒我们——原来我们很多同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也一直都在求索着类似的答案。然而求索之肤浅，问题之幼稚，如果在今天，恐怕连初中生都不屑于回答，但那时，我们却觉得自己忽然变得很深刻。朋友们关心着各路的观点，并且激烈争论，用马列主义理论做“武器”，去辩论国家、前途、人生……振振有词，却又莫衷一是。当时一些高校里的大字报，和大学生们与校、系领导关于民主问题的激烈辩论，都让人激动、气愤、抱怨，可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还是莫衷一是。实在说，那时的怨气，没有今天那么大，那时的悔恨，没有今天那么深。用大刚的话说，那时还没纳过闷儿来，还处在昏昏欲醒之前。

但无论如何，我们这代人，在1976年10月，举着大标语在大街上狂欢，举着酒杯与朋友狂饮时，还是感到无比的畅快，于朦胧中，感到了中国在火中又一次涅槃。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起点”是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个“起点”，按邓小平的话说：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农村改革新进程，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凡历史分期，总得有个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当之无愧。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从1978年12月18日开始，在此整整一年之前，作为50年代出生的人，就已经迎来了“伟大的转折”。就在1977年12月10日，以50年代出生的人为绝对主体的应考大军，于上午9点整，接过了他们渡过整整十年蛮荒时光后的第一份正规高考试卷，那天上午考的是数学，北京(文科类)试卷的第一道小题是：

这恐怕是一道让所有那天参加考试的人都既紧张又兴奋的题。当你开始提笔去解它的那一瞬间，你可能不意识(因为你当时不可能想这些)，这对50年代出生的人，意味着什么——应该还是那句话，那是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伟大的转折”。

事情过了30年。在这30年中，不断有提及当年恢复高考往事的文章出来，有那时考生自己的故事，有当年决策圈里人士的论述。今天看来，恢复高考之所以始于1977年，从上层来说，似乎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

文革”中，大乱过去之后，每年照例要召开一次全国招生会议，1977年也不例外，这年的招生会议于6月29日到7月29日在太原召开。召开这次会议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会议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拿出的招生方案仍维持的“文革”做法，但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人们都在振奋中，盼望着教育的“解套”，盼望着在招生中会有新意，但没有。各省招办，对教育部的做法很不满意，一个月的会议，争论甚至争吵十分激烈。但教育部抱定一个说辞：招生方案中央已经批准。而就在这次会议还没结束的7月16日，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一幕：

邓小平复出了。并自告奋勇抓科教，而且首先考虑恢复考试和招生问题。指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明确提出：“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个远在武汉的副教授，何以能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座谈会?这是因为原来同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师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这时已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负责选定教育界15位大学教师代表参加座谈会。“敢说话有见解”的与会者条件，让刘道玉想起了武大的同事、耿直的査全性。他亲自去机场接查全性。

刘道玉果然慧眼识人，下面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二幕。作为会议中最年轻的学者之一，一向敢说话的查全性，在会上抛掉顾虑，痛陈利害：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的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年轻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完全可能。他直言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

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

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17年(指“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

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儿”就刹不住；

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文化，“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他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应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让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此一番话，让很多学者激动、解气、热泪盈眶，连人民大会堂里的服务员姑娘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

邓小平听完查全性的发言，没有表态，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苏步青等代表纷纷表示赞同。邓小平又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和几位教授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名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邓小平沉吟片刻，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三幕：刘西尧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邓小平间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来不来得及”，刘说“如果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问：“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说：“刚送出去。”邓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心今年开始改。”那天是8月8日。已经离往年的招生时间不远了。

教育部立即又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而且从8月13日一直开到9月25日，时间长达45天。在会上，“四人帮”关于教育的“两个估计“怎么评价，招的学生还叫不叫“工农兵大学生”，这种招生方式是不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在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两个凡是”还当道，这些“重大原则问题”还没有厘清的时候，这样的新生事物能实行吗?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得承认，除了邓小平，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推动这件事的实施，他老人家就像是开着一部铲车，向那些拦在面前的铁丝网和路障生生地铲过去，一往无前。

于是，才有了推迟两个多月的1977年高考，那年冬天，是50年代出生的人热气腾腾的冬天，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78万人；再隔半年，1978年夏天，全国又有61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40.2万人。

再强调一句，录取的这两届共68万人中，绝大多数，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对我们学校77级、78级两年陕西考生作了统计：77级我校在陕西共招生27人，50年代出生的有26人，其余一人是40年代末出生；而78级在陕西共招生19人，有13人是50年代出生，其余6人均为60年代出生。按今天“官样文章”的话说：这两届学生“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而当年掷出“重磅炸弹”(座谈会上记者的话)的查全性，如今已是82岁高龄，1980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但在我们这代人眼里，他当院士的贡献，远不如那颗“炸弹”威力大。

对于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恢复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历史的眷顾，但这种眷顾并不深厚。按同学老钟的话讲：“回过头想想，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按次数算，只有两个半次’加一个‘整次。

这话怎么理解?

应该说，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教育部长刘西尧是件措手不及的事，而对广大考生来说，更是措手不及。他们那时都被撒落在基层，大量的都还在边远农村和兵团。往年该招生的时间没招生，除了有希望被推荐的人感到突然之外，其他人不会留意这些。但没有人会想到，接着会下来一个“霹雳”般的消息：取消推荐，改为考试。而且规定考生的条件那样宽松：“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而且甚至宽松到把传统的审查条文中的“单位同意”都取消了，只剩下一条限制，那就是“年龄不超过30岁”。这一消息立刻掀动起一大批人思想的波澜。但也仅是波澜而已，时间的紧迫，几乎使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是仓促上阵。老钟当时在陕北插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离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说，我甚至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复习资料。朋友志健，1956年生人，是72届的初中生。他们是北京在“文革”期间学得最好的一届，是第一届以考试升高中的学生。按他的话说：“初三那一年学得特玩儿命，是为了考高中。接着高一是抱着上大学的希望去学习，也特玩儿命。但到了高二，开始反右倾回潮，一下全完了，课不正经上了，改成了开门办学。”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有底子的。他高中毕业后去插队，后又当工人，几年没动书本。报名后他也只复习了一个月，单位不让请假，只能靠晚上的时间。他说：“到了考场，一看那些题，哪个都不难，但就是不会做。就像胳膊磕了麻筋儿，明明那苹果能拿到手，就是没力气抓。”朋友小树回忆，1977年，他也去考了，但简直就是场演习，县里没当回事儿，单位没当回事儿，自己也没当回事儿。最后听说自己分数线过了，但却没有下文。又听说，那年主管部门还是按推荐的路子安排的，天高皇帝远，谁也不敢问。朋友万群当时在部队当兵，部队正在陕西施工，他甚至事先就没听说恢复高考这件事儿。我问了大量78级各校的朋友，其中很多高分考生都参加过77级的考试，但都没考上。考上的很多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和少数老三届的初中生，还有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应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没有充分的准备，不仅是课业准备，还包括心理准备。这就是老钟说的第一个“半次”。

到了1978年，应该算给了一个“整次”。那年，整个这一代人(当然还包括少数40年代末出生的和60年代初出生的)中的“有志者”已完全醒过梦来，半年的复习时间不算长，但“拼命”的已经大有人在。老钟豁出去了，给厂领导找了半立方米打大衣柜的水曲柳，达成了默契：他姐姐在医院，7天一次，活活给他开了半年的病假条。那年考试的保障机制也严格多了，万群从部队复员后，复转军人安置办对参加高考的复转军人格外照顾，代办一应报名手续，并告知：凡参加高考的人，先不分配工作，让他们专心备考。而且据万群说，安置办里恐怕有有识之士，应考的这些人的工作，是在发榜之前分配的，凡参加过高考的人，不论考上与否，分配的工作都不错。小树说，他们县的考务工作较之前一年，正规、严肃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考场内外的气氛和今天的考场没什么两样，也有不少老师和家长在外面等着。当时的复习资料也丰富正规多了，万群回忆，他的政治复习资料，是托亲戚从山东肥城一所中学弄来的，那已是一本完整的书，已很接近今天高考复习资料的模式，十分成熟，有时事题，有论述题，还有答案。万群考试时有一道20分的论述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押上了。志健他们虽然单位还是不给假，但底子在那儿，靠晚上的复习，他已经够了。这一“整次”，人们有备而来，拼命而来，不怨天，不尤人，有能力的，都抓住了上苍给的机会。在北京，还有一个特殊机遇，那就是很大一批落榜考生，把强烈的上学愿望不断上达，有的人还组织了游行请愿，结果很多大学都纷纷成立分校和分院，把落榜考生吸收了一大批。

还有“半次”是79级。这一年，整个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对社会考生资格有了进一步限制，年龄限制在28岁以内，结过婚的不准报考并更加重视外语成绩。那一年的外语成绩满分是10分，但已不像78级仅是参考分，而是被纳入总成绩中。更要命的是，大量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1977、1978两年的激励和准备，实力已经大有提高。如果说77、78级应届生与社会生势均力敌、甚至还稍弱于社会生的话，到了1979年，力量对比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据朋友洪波讲，他们79级一个班30人，50年代出生的社会考生只有七八位；朋友梁丰是1959年出生，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是“小尾巴鱼”，她们已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了。理工科的社会考生就更少，我所在的学校，整个79级的学生中，我认识的大龄社会考生只有一位。这很好理解，数理化对社会考生来说，逾越的难度比文科要大得多。朋友林华1953年生人，她回忆，1979年高考时，她所在的考场，社会考生寥寥无几。据她分析，1978年是知青大返城的高峰，这批人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很多人为此错过了1978年的高考。而到1979年高考时，又有很多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有的工作还不错，饱经沧桑之后，再经历一次“变动”的心气已经很小。

我征询朋友们的意见，他们都一致认同老钟关于“半次”和“一次”的“理论”

50年代出生的人，又开始了他们新的分化。这是“文革”后，第一次社会承认的公平分化，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后一次有自主选择权的分化，它靠的是自身能力，而没有靠谁的赐予，因此它被主流历史评价所肯定，至今仍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自我腾跃。

也就在上面说的那些朋友进入大学的同时，50年代出生的其他人，也纷纷开始了新一次的就位。首先我们关心着与高考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一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从潮流的启动，也就是从1968年开始，到它从政策上宣告终结，整整是10年。这10年，近2000万知青，以他们青春的能量，点起同一支悲情而灿烂的火把，燃烧在祖国的天际。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应该说是“创世纪”的，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再有，全世界都没有!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知演绎了多少故事，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难写难书。它的壮阔，它的厚重，至今无人能够说清道明。然而无论是可口的鱼肉，还是难咽的糠菜，10年，是应该让这席时代的怪宴散去的时候了。

最近读到《重庆晚报》张卫的文章《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记述了知青经过10年的磨难，如何用鲜血和泪水召告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要回城。要结束做了10年的、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梦。”文章惨烈而动人，我把其中的部分章节转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