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人。姚文元也是胡风的崇拜者。他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还没出版时，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吃惊不小，继而又暗自庆幸：多亏书稿还没有送出版社。为了紧跟形势，标榜自己，他马上“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在文中，姚文元恶毒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污蔑党的立场上去了……”之后，他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姚文元的“左”派言论，引起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张春桥暗忖：要把胡风彻底批烂批臭，不正需要姚文元这样的“棍子”吗？于是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胡风的文章。同时，还亲自审定、推荐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时间，姚文元名声大振，成了反胡风的“英雄”。

就这样，姚文元由于批胡风而靠上了张春桥这棵歪脖子树；张春桥也利用姚文元这根带刺的“棍子”达到打击他人的目的。他们狼狈为奸，成了一丘之貉。

姚文元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之风，总是一阵接一阵地刮个不停。1955年“反胡风”的斗争刚过，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这种政治气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在姚文元成为“新星”前有一个插曲。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可谓是“锋芒毕露”。如果说，仅仅凭一篇稍有良知的人都鄙视的批判文章，姚文元是“红”不起来的。但是，连姚文元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独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氏。

1957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以前的姚文元尽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艺界的名流中，仍然是无名鼠辈。然而，在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毛泽东两次表扬了他，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由于有了“经验”，由于有了“资本”，姚文元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观察风吹草动，捕捉政治灵感。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大帷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原来，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这一电讯。但在编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本来，这样的编排在正常人眼里是正常的，不会去多想什么，而在不正常人的眼里就是不正常的，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姚文元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也许是合该姚文元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政治上的得势，使姚文元的灵魂和人性都扭曲了。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么，就应该把“棒威”发扬光大。于是，他抡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都打，而且是越打越起劲：他打当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他打文坛老将，如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打完了今人，他还不过瘾，还不解恨，还要向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打去。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点对象。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所作。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1959年4月4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海瑞的故事。毛泽东的目的是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忠诚而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恳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此剧本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的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原本是“整人专家”，又见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他决心攀附江青这棵大树，因而闭门数月，绞尽脑汁，调动他父亲和所有的关系，查找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资料，然后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极尽诬陷之能事，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在《文汇报》刊出后，凡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指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狗屁不通，都为吴晗而鸣不平，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不绝于耳。但江青、张春桥之流他们高兴。他们从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们不一条心的。这些人日后便成了“四人帮”批斗攻击的对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是副组长。姚文元入伙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王洪文后来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后的事。

姚文元成为“京官”后，继续发挥他“秃笔”的特长，深得林彪、江青的赏识。林彪在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他说：“对《海瑞罢官》等大工业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江青也在多种场合称赞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由于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云。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夏国胜 据《党史文苑》

1996年1月, 姚文元刑满出狱。

他站在那间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 看了看四周, 对着屋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 他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 换上了家里人早已送来的一套新中山装。狱警走了过来, 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

姚文元问:“我能出去了吗?”

狱警说:“是的, 我就是来通知你的。”

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 真麻烦你们了。”

狱警说:“不要客气, 回去后好好想一想, 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

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 说得对。”

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 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 办理了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 姚文元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此时, 家人早已在大门外接他来了。在亲人们的陪同下, 他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 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当火车到达上海火车站时, 姚文元下车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妻子金英。他不觉长叹一声:“唉, 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 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通知的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 兹定于十月六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姚文元看完通知后有些犹豫, 觉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认为“出格”的理由:一是他不是政治局常委, 过去除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以外, 从来没有一次这样正式地通知他去参加。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 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 似乎有点“突然”。另一个“出格”的地方是开会的地点。过去开这样的会议, 大都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这几个警卫严密的地方, 而这次仅有四个人参加的常委会, 却选在了那么大的怀仁堂。姚文元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了怀疑, 他装出一副平常工作时的样子, 试探着问机要秘书:“小郭, 你看今晚上这个会我去开吗?”机要秘书的回答是肯定的。姚文元又试探着问:“这是政治局的常委会, 我又不是常委, 他们为何非让我去参加呢?”机要秘书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现在只有四个常委了, 怎么表决?我听人说, 洪文同志讲了, 常委要进人就是按名单轮也该轮到你了。”一种对权力的渴望, 让姚文元模糊了之前的疑虑。

为了稳妥, 姚文元还是决定去找一下张春桥, 再将情况弄清楚些。见到张春桥, 他得知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了这份会议通知。姚文元向张春桥谈出自己的想法, 一向被称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 并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 现在你不是常委, 可十年前你是什么,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 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接着, 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四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张春桥的话虽然使姚文元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但他还是很谨慎地问:“那就江青同志吧, 她是主席的夫人, 在国内外也有影响。”张春桥不以为然地说:“她这个政治局委员能不能保住都还是个问题呢, 因为现在主席不在了。”这是姚文元最担心的事情, 他得靠着江青这棵“大树”才能“生长”, 一旦这棵“大树”轰然倒下, 那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对张春桥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去。”张春桥觉得姚文元的话有些可笑, 太书生气了, 真要到了“那么一天”, 还能让你回上海?张春桥说:“真要有那一天, 我就让老婆孩子带着我的骨灰回上海去。”

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 姚文元于10月6日晚7点40分, 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到达怀仁堂后, 他被人领到了东廊的休息室。这时, 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了进来, 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当听完宣读后, 姚文元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来, 而是表现得很平静, 他没有一丝反抗, 也没有争辩, 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作好了准备的行动人员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姚文元在面临覆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 远远超过了“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这样的情况下, 只能说明姚文元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天。从此, 他将自己与其他三个同伙不同的个性, 以及对文字和语言极强的驾驭能力, 用在了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 被告人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四人帮”中, 只有一个人对请律师的事情很感兴趣, 这个人就是姚文元。除了律师之外, 姚文元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其他成员不同的一点就是, 他在法庭上死守着一道防线, 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1980年12月8日, 第一审判庭审问姚文元。

审判员史笑谈问姚文元:“起诉书指控你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 ‘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 ‘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 这是不是事实?”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惊。他说:“我在1967年1月到上海的时候,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 有过攻击的言论……起诉书上说是张春桥、姚文元是这么讲。讲话只能是一个人讲, 究竟是张春桥讲, 还是姚文元讲, 起诉书里边没有说清楚。”接着, 姚文元就对起诉书上的一些“没有说清楚”的提法, 从文字上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面对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衅, 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检讨》:“该文第一页中说:‘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该文第二页中说:‘这一小撮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该文第十二页中说:陈丕显‘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权术’, ‘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接着, 法庭又宣读了张春桥1967年12月12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 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 就可以发表。退徐景贤同志。”这样的证据可以说是很充分了。可是, 姚文元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他说:“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组织的, 是他们上海市委组织文章送到北京来的……既然我审阅过, 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他接着说:“我现在记不起来我审阅之后提了什么意见, 反正以事实为标准。但是里边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 这一些, 那是文章的话……”姚文元怕自己的辩护会引起负面的反感, 最后又在结尾时不得不点了一下。他说:“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他又说:“我在这里向陈丕显同志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 还有上海市、区、基层的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道歉。”审判员针对姚文元的辩词向他提问:“你审阅过, 你应不应该负责?”姚文元回答说:“我审阅过, 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 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 我没有讲过这些话。”法庭针对姚文元的狡辩, 又宣读和投影了徐景贤1968年1月16日在《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上的批语:“春桥同志: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 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意见, 将涉及中央会议的提法尽行删去。我的意见可以发表了, 请你最后阅定。景贤1月16日。”宣读后, 审判员问:“那篇文章里边, 其中涉及到中央会议的一些内容, 你建议删掉, 这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那么多, 你建议了没有, 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审判员这么一问, 正好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 他那光光的头晃了几下, 一下子没有辩护的词语。在事实面前, 姚文元只得承认了事实。他说:“那是我犯了错误嘛, 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狡猾的姚文元, 在整个法庭上始终严守着一道防线, 那就是只认错, 不认罪。

在预审和法庭的审判过程中, 姚文元始终表现出一副憨厚的模样。他时而用手摸摸光秃的头顶, 时而又用手抹一把脸上浸出来的汗水, 然后瞪着一双金鱼眼睛看着法官, 外表上使人觉得此人很“老实”。在回答法官的问话时, 他有些结巴, 口吃而不能畅言。可是回答时却是每句话都经过深思了的, 同时吐字很慢, 但很清楚。

在预审中, 当被问到有关天安门事件中, 将那么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参加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不是错了时, 姚文元一开始就承认说:“错了, 肯定是错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 他又补充说:“特别是还把这事情栽在邓小平头上, 那太不合事实了, 这跟他无关, 这是错了。”姚文元说:“当时, 是毛主席定下来的, 大家都遵照去做了, 也没有办法。”姚文元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将自己的责任全部都推掉。在这件事情上, “四人帮”的其他人的交待和当事人的揭发, 却是另外的一个样子。

审判员向姚文元当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 由他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小样。文章里早已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正是姚文元一伙人炮制的虚假情况, 混淆视听, 才导致了后来决策上的错误决定。接着, 预审人员又出示了当时他写的日记。日记称:“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并声称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 “要镇压”, “要杀人”。面对铁证, 姚文元只能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与“沉痛悼念周总理, 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是对立的, 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罪行严重, 罪行严重”。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后的整个审判过程中, 首次承认自己有罪。

姚文元由于耳朵听力不太好, 在法庭上需要戴耳机。有时他就装聋, 当审判员问他时, 他常反问对方“什么事?”, 还不停地要法庭的审判员“再重复一次”。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但在极端严肃的法庭上, 这一方面为姚文元的思考争取了时间, 另一方面也无形中削减了审判的力度, 加之他在法庭上不断地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而公诉人和法官有时不能及时对他的无理辩解提出反驳, 就使得法庭的审判有点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法庭审判员接着又对姚文元提出一个问题:“起诉书指控你诬陷、迫害曹荻秋是叛徒, 这是不是事实?”姚文元说:“……我到中央工作后, 上海组织了一个专案组, 由专案组来审查他。专案组由王少庸、王洪文和其他有关人员负责的, 我从来没有接见过专案组的人, 我也从来没有专门要专案组的人来汇报过曹荻秋同志的情况。”他说:“我有没有责任呢?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什么呢?到了最后的时候, 上海市委有一个报告, 要把曹荻秋同志定成叛徒, 这个报告送张春桥那里, 张春桥批准了, 转到我这里, 我画了圈。我画了圈以后, 退回去呢, 他们就报告了中央。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工作责任……”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10名主犯中, 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解本领”, 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之上公开将自己的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的。

法庭宣读和投影马天水1973年6月26日给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经讨论, 拟将曹荻秋定为叛徒、修正主义分子, 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请中央审批。现送上《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 是否可以正式上报中央, 请审阅指示。马天水1973年6月26日。”姚文元曾圈阅了这个报告。宣读完后, 公诉人经审判长同意发言。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获秋等, 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 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 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 而是他们蓄意犯罪。”公诉人发言后, 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 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获秋同志是叛徒, 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姚文元答:“关于曹获秋的问题, 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划过圈, 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 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 我这一点要负责任。”可见, 姚文元并不满足于与张春桥“一分为二”, 他在大帽子下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他只是划了个“圈”, 并“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而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据曹荻秋专案组负责人盛某1980年9月10日的证词所说: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肆意诬陷曹荻秋同志, 姚文元是直接参与插手的, 负有重要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 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获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 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 经他们‘审查“圈阅, 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 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事实面前, 姚文元无论如何狡辩, 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 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罪行终究是赖不掉的。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入狱后, 姚文元不像江青那样大吵大闹, 也不像张春桥那样一言不发, 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 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 谈自己的认识, 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等等。除此之外, 为了表现积极接受改造, 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 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 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其中最可笑的是, 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 家家丰衣足食时, 竟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 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 得有个计划, 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 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 对粮食要有计划, 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十几年的监狱生活让姚文元与外界脱节, 在他的思想中, 中国还是他被捕前的那个样子。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 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 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

在服刑的时间里, 姚文元还遇到了烦心的事, 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病逝, 留下的一笔遗产。1986年, 姚文元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而闹起了风波。姚文元知道后十分为难:一边是自己的母亲, 一边是自己的妻子, 他不知如何处理争端。他本想在狱中安静地度过刑期, 可是家中的事迫在眼前又不能不管。此时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 对财物之事早已看淡, 于是他写信给妻子, 动员妻子在这个事情上对母亲让步。由于姚文元的干预, 这件闹到了监狱的家事终于得以平息。姚文元出狱后, 妻子金英并没有埋怨他, 而是将他接回上海, 找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住了下来。姚文元平时在家看书, 很少上街, 也不与人来往, 买菜购物等事全由妻子负责, 两个人过上了恬淡安静的生活, 直到姚文元去世。

叶永烈在姚文元夫妇墓前（2009年）

最近，我在上海郊区寻访了姚文元的墓。

它坐落于普通墓群之中，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于1996年8月19日病逝。安葬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他刑满只有一个多月。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因此刑满之日是1996年10月6日。

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曾经去过上海姚文元家，拜访过金英。姚文元被捕之后，他的妻子金英回到上海，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在上海市区东南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

夏日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儿。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家里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金英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曾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金英记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时，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女金虹丽群继红婿浩岐殷伟圭章孙颖婷沐春冰聪金星”。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从词意可以看出，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叠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岁的姚文元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写了《赠蓬子》一诗，这是姚文元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不过，令姚文元沮丧的是，父亲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称“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从此，姚蓬子以开设作家书屋为生。

据上海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孙志尚、冒金龙告诉笔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沪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姚文元声称父亲姚蓬子是“进步作家”“鲁迅战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是谁写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则出自毛泽东之笔。毛泽东不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杂文，而且以那篇文章为由头，狠狠地批判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国，一跃而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

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重。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为“大写十三年”的热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女客人”对于上海这个“基地”非常满意，1965年春节刚过又来上海。这一回，她找张春桥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张春桥则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骑着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于是，江、张、姚多次在此秘密讨论，写作那篇“重量级”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诚如江青后来所吹嘘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震惊。这篇“宏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携”，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姚文元接二连三地发表长文，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批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连同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四评”是姚文元进入高层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1973年，随着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张、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实行“四结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他们在政治局里反对周恩来，反对邓小平，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帮”送进了囚牢。

“四人帮”中第一个离世的是江青，她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77岁。接着，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终年58岁。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终年88岁，是“四人帮”中最长寿的一个。

姚文元在“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张春桥病故后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其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导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导。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来源：常州晚报、《党史纵横》、叶永烈 著《四人帮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