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东四北大街519号——哥哥罗克往事

1954年，父母买下了东四一个四合院，我们全家搬到这个新的地方来住。这是一座典型的中档格局——北房五间，南房四间（门道和厕所各半间），东西厢房各一间。

我们住进来之前，刚刚油漆粉刷一新。院子铺上了九格砖，只匀称地留四个方方正正的花池子。两间南屋住着一家房客，姓陈，老母亲和早已成年的两儿一女，父母同意他们继续留下做房客。

刚把家具摆放好，父母就带着我们去隆福寺买树苗，要把这个光秃秃的院子装扮起来。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三棵——一棵丁香、一棵海棠和一棵珍珠梅。哥哥坚持要给他留一个花池子种草本植物。他和姐姐每人在这个花池里种了一棵向日葵，后来还种过蓖麻、鸡冠花、美人蕉。 

几年以后，三棵树都长大了许多。丁香和珍珠梅是灌木，枝叶越来越茂盛，占满了整个花池；海棠越长越高，树梢早已超过了房脊。每年晚春初夏，丁香和珍珠梅开满了一串串紫色和白色的小花，能持续整个夏天，散发着一阵阵淡淡的香味；海棠花开得早些，浅粉红色，持续时间也短，但是绽放得热烈。再加上嫩绿的新叶衬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小孩儿的心情总是急切的。春天一到，看见街上有的树开了花儿，就去问姥姥：“咱们家的树怎么还不开花儿？”于是姥姥教我们：“桃花儿开，杏花儿谢，谁管梨花儿叫姐姐？”“海棠什么时候开？”“咱们家的是秋海棠，应该和梨树一样，等桃花儿开败了就该它了。” 

深秋，花托都变成了黄白透亮的海棠果儿，是我们小孩儿们日夜盼望的食物。后来院里又多了三家邻居，比我小的小孩儿也有十多个了，终于大家盼到了每年收获的一天，姥姥请陈家二叔站到树上去摇打，我们大家去拣，每年收获总有二十多斤。姥姥总是把它们平均分成几份儿，每家邻居送给一份。海棠谈不上多么好吃，酸甜中略带苦涩，可是在万物奇缺的大饥饿年代，这也算得上不可多得的水果了。1965年，姐姐从工艺美校毕业前，画了一幅海棠的工笔国画，哥哥配了一首诗：“南风好，南风好，海棠初绽刚报晓，心比春来早。”父亲的字写得好，负责题字。姐姐问哥哥，为什么写“南风”而不写“东风”，哥哥说：“到处都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写‘东风’，太俗。” 

搬过来的这一年（1954年），罗克考入了北京第25中学。 

进入中学，随着见识的积累，也增长了罗克的想象力。从他那里我们知道25中有一个小动物园，里边养着鸡、狗、兔子、羊；也知道了鸡得吃石子儿，狗可以消化骨头，兔子不能喝水，他经常给我们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让我们三个弟弟、妹妹和他一起演他编的木偶戏、皮影戏以及他照小人书改编的话剧。有时大人们也好奇地来看。他还给我们编写“小报”，是他在一张16开白纸上用钢笔和铅笔写、画成的。 

我还记得他曾经画过一个无精打采、贼眉鼠眼的人站在路灯下，旁边写着：“流氓不回家，住在大街上，警察把他抓走啦。”还有他新编的“龟兔赛跑”——讽刺机械教条的乌龟认准了兔子一定会在半路上睡大觉。可是这只聪明的兔子并没有睡觉，而是早就到达了终点。 

他让我们也投稿，虽然我什么也没写出来，可是知道了报纸和书不一样，不能出现“空白”，必须用文字或图案填满。 

他还组织我们举行自编的诗歌朗诵会。更经常的，是他给我们朗诵寓言故事。有时他也会突然考我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为了活着……” 

罗克最爱领着我们做的游戏是“比赛谁的胆儿大”。 

通常吃过晚饭，姥姥带着我们在南屋休息。如果赶上父母工作忙，回来得晚，北屋就没有人，一片漆黑。哥哥让我们单独走进黑屋子里去，比赛谁敢进的黑屋子多（每间屋最少呆5分钟）。为了增加恐怖效果，他把别的屋子的灯也全关上，不出声响。 

如果家里来了带小孩儿的亲戚，罗克就更来劲儿了。他先带我们大家到东四一带行人很少的小胡同去转，看到一些紧闭大门、古色古香的小院，就讲起了吓人的故事，然后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回到家又开始了“比赛胆大”的游戏，好几个比他年龄还大的小孩儿刚走到院子当中就吓得跑回南屋来了。 

哥哥看到姐姐和我胆子越来越大，黑屋子已经不起作用了，又把游戏地点转移到北屋东头的“小煤屋”。 

这是一间一米宽，五六米长的小屋，没有窗，专门存放煤和劈柴，即使白天也需要开灯照亮。他画了好几张青面獠牙的人物，又把电灯遮住些，然后让我们一个个进去参观，问我们哪张最吓人。我们一致认为一张苍白精瘦的“吊死鬼”最可怕，可是也没把我们吓住。他有点儿失望，于是眯着眼睛从一只大竹筐的细缝往里看，说这是最吓人的一个东西了，问我们谁敢看。看到他认真的样子，我们都说不敢，他才得意地走了。第二天，我和姐姐把灯光弄亮，从筐缝甲一看，原来什么也没有，都十分后悔没通过最后一关。 

罗克除了学习好以外，象棋也下得好，他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后来他能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不管学什么，只要他学起来，都能学得出类拔萃。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和写大字。 

罗克从小体质很弱，为了增强体质，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坚持练哑铃和长跑，后来他喜欢上游泳和爬山。但在运动上他就是显得笨拙，比如游泳，尽管他可以靠毅力在水中游很长时间，游很长距离，但速度却不快。写大字也如是，虽然下过一番功夫，临摹各种字帖，但总也不能使自己满意。 

罗克的中学时代，像无数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样，显示出这样一条真理：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正如他后来在《出身论》中所阐述的： 

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但是，罗克当时接触到的社会影响，只是报纸、广播和课本，都是照本宣科的说教。纯洁的罗克，从善良美好的愿望出发，并不知道，许多事实与宣传大相径庭。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到我们家门口要饭，那时罗克还以为要饭的都是好吃懒做的人，就规劝人家“应该回家好好生产，不要不劳而获”。结果，把那个人给吓跑了。 

后来，罗克接触到真正的社会，再遇到要饭的，就经常解囊相助了。 

1956年，单纯的哥哥，劝说诚心诚意拥护社会主义的母亲，把自家的四合院献给了政府。姥姥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房子反要向房管局交房租？”哥哥说：“这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姥姥叹息着不说话了。 

公私合营了，妈妈兴高采烈地回家述说了这一喜讯，以为这样自己就不再是“私方”，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再也不被政府宣扬的“劳资矛盾”所纠缠了。母亲与合伙人积极响应，让铁工厂与公家合营了。喜悦的母亲放弃了“保留工资”这种优厚的待遇，而给自己工资定为70元。全家人在哥哥的笑声感染下都显得很高兴，妈妈以自己开明资本家的身份自豪，全家人也为妈妈被选为市人大代表而高兴。 

父亲在水电部定为二级工程师，他也受到单位的重视而展露出自己的才华——在良乡设计了一片竹筋楼。竹筋楼每平方米造价只有40元，原计划使用5年，但至今还在使用着，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元资金。 

1998年，我采访了“竹筋楼”，如今取名“竹筋巷”。当初盖了四十多栋两层楼，如今有二十多栋被部队占地拆掉了，还剩下22栋。这些年经过邢台、唐山两次地震，没有一间损坏，一位在那里住了四十多年的居民说，“再住一百年也没事”。 

记得1956年国庆节，父母都被请到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罗克参加了乐队前的少年儿童队伍，罗锦被学校选为献花的少先队代表。晚上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全都沉浸在一片欢乐幸福之中。 

第二届普选时，罗克被选作东四区监票人。他昂首挺胸地站在票箱旁边，把这看作是莫大的荣誉和神圣的使命。 

这时，是他金色的童年。 

1957年，父亲设计的竹筋楼建成并被评为“有贡献的工程师”。没多久，就因为反对“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当时《北京日报》用很大字体的标题，开展对母亲的“批判”。

有一次，罗克陪伴病中的母亲去工商联作“检查”。散会时，他跑向母亲，安慰她说：“妈妈，我相信您是个好人，受委屈的不是您一个人。”一向刚强的母亲哭了。周围几位老人也潸然泪下，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正受围攻的母亲，得知在良乡工作的父亲也挨了整，不能回家，非常担心他想不开。十四五岁的罗克一个人坐火车到良乡水电部电管局去看望父亲。父亲吃惊地听着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的老成的安慰话。他欣慰了一一能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孩子，他藐视一切诽谤、诬陷、误解和嘲笑。 

其实，父亲是个极不爱说话的人，更不用说给谁提意见了，单位领导为了让他说话，特意选他当“职工代表”，结果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带来二十多年的磨难。 

母亲被分配到密云水库劳动。为了安慰在寒风中劳动的母亲，罗克让弟弟、妹妹们给母亲写信。罗克写了很长的一篇，年龄最小的罗勉，当时只上小学一年级，就写了一句：“妈妈，我想您。”罗克夸他说：“这就可以了。”然后把四个孩子的信装在一起邮走了。 

许多人回忆童年的时候，总爱用“金色”、“幸福”、“快乐”这些美好的字眼，哪怕生活是困难的，可能他们更看重的是童年的无忧无虑。而我对童年最大的印象是担忧。 

“反右”那年，我才上小学二年级。父亲已然离开了家，无法顾到我们。我们最担心母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岂不成了一群“孤儿”？而且社会上三天两头有“下放”的消息，谁也不知道“下放”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相当于“教养”？所以每当母亲下班晚了，我们都急得坐卧不安，生怕回来的不是妈妈，是令人生畏的“通知”。 

如果哥哥在家还好些，我们好像有了主心骨；尤其哥哥也不在家的时候，姐姐、弟弟和我真是六神无主了，只好让姥姥拿主意，迷信的姥姥也只能从少得可怜的菜金里拿出两毛钱，打发我们买一柱香，求菩萨保佑， 

有一次，我们姐儿仨正在烧香，母亲到了家。我们急忙把香弄灭，开窗放烟，姐姐还向各处撩水，以为能把烟消掉——不能让母亲知道我们烧香，她最反对迷信。结果还是被她发现了。我们不敢承认在为她祈祷，谁也不说话，她以为我们在玩火，狠狠地说了我们一顿。虽然受了冤枉，看到母亲平安回来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还有一次，香刚买回来，母亲也到了家，为了省点儿钱，也怕万一被她发现，我们决定把香退掉。怎么能找个合适的理出去退，让我们犯了难。姐姐年龄稍大，首先想出了主意：“就对老板说，姥姥让我们买姜，我们听错了，买成了香。”我和弟弟都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这才有了勇气去退货。 

父亲在被送去教养之前，羁押在半步桥看守所，这是他第二次被关在这里。从这里，又被分配到良乡、窦店、茶淀、北苑、延庆、兴凯湖等许多农场去“改造”。 

只有北苑不光是农场，那里也有工厂，父亲在化工厂。记得他总是向家里要手套，从他那里拿回洗换的衣服，经常是被硫酸烧成一个个大洞，没破的地方，用手轻轻一扯就破了。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刚会骑自行车，常去给他送东西。 

大饥饿年代，浮肿的人特别多，专政机关里的犯人只能加个“更”字。为了“治”犯人浮肿，少给他们吃盐，所以父亲最爱要的是黄酱和酱油。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个冬天，风特别大，我骑车赶到那里，人家刚刚把小窗口关上，我只好趴在窗台等下午上班。我眼睁睁地看着负责收东西的警察拿起饭盆出去打饭，又端回来慢条斯理地吃。 

他那天吃的是大米饭、炸带鱼，这是当时最好的伙食，透过玻璃似乎都闻到了香味儿。我也正饿得肚子咕咕叫，赌气不去看。这个警察恐怕别人不知道他吃好的，故意把鱼刺“滋滋”嘬得山响。我想离开窗口，又怕别人抢占了第一的位置。 

好不容易盼他吃完，又看着他喝茶、看报，等到下午上班，懒洋洋地打开窗口，说了声“拿来”。我赶快把东西一样样递过去。先递的是衣服、手套这些没争议的，想等他大意了，最后才递进去黄酱和酱油。 

最后这两件他看了看又推出来，说：“不收。” 

我急忙解释：“这是‘无盐酱油’。”我是跟妈妈学的，遇上好说话儿的能对付过去。 

“那也不收，” 

我只好把它们装起来再带回家。 

我很想见父亲面，怕和他生疏了，那不是和没有父亲的孩子一样了么？我多么希望像别的孩子一样，家里有个可以介绍给人的父亲呀。实在不行，我心中有个形象鲜明的父亲也将就了。 

但这天不是接见的日子。 

在罗克参加工作以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干了5天临时工，第一次收入5元钱。自从父亲被教养后，已经几乎不给罗克零用钱了。这5元钱，他多么希望能买纸、笔和书啊。但是他想起可怜的父亲比我们每个人更苦，他决定把钱送给父亲。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哥哥独自一人骑车到北苑教养所，等了许久才见到父亲，见面只有20分钟。送过洗补好的衣服和家中自己炒的炒面，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时间就到了。父亲收下了钱，以为是母亲让送的，而母亲却不知道有此事。直到哥哥牺牲后，父母回忆起他的每件小事，才知道了真相。 

父亲被教养期间，正赶上大饥饿年代。他很少对我们说那里怎么苦，后来我陆陆续续从一些同样经历的人那里，才知道饿死人是经常的，有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埋死人。偶尔分到鱼，连刺都要吃，鸡蛋也是带着皮吃。 

为了告诉我们沥青的毒性（马路晒粮的坏处），听他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大伙儿额外得到几棵白菜，找个熬沥青的大铁锅煮一煮分了吃。煮之前把锅里里外外刷得干干净净，看不到一点儿沥青的影子。 

菜煮熟后分给大伙，有两个嘴急的，不等凉一凉就吃，一碗还没吃完就死了。他俩算是救了大伙儿的命。 

小学毕业那年，我陪母亲去延庆县看父亲，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还要随身托运走自行车，因为下车后还有几十里的路。车开过八达岭开始卖发面饼，车厢里立刻充满了面香味。火车上卖饭不要粮票，是难得的机会，可是卖饼看车票，我们没出北京，没资格买。买到的旅客顶多咬一两口，都小心翼翼地揣了起来。 

父亲他们好像正建个新的教养所，犯人们都在砌大墙。收工回来，我们见了面，母亲悄悄问：“你是学建筑的，也砌墙？”父亲说，这里尽是工程师，都得干体力活，他不会砌，只能当小工——给人家打下手。 

这时，父亲的“教养期”三年早过了，“就业”也两年多了，但是待遇和教养没什么区别，照样没有行动自由，更不用说回家看看，或者回北京工作了。北京市委有规定，有“渣儿”的人，只要户口迁出市区，就别想回来，为的是保证首都的“纯清”、“透明”和“安全”。不久，父亲又被转到兴凯湖农场，我们送东西和见面就更难了。 

“就业”的人还是有点儿“权利”。这一夜，我们一家被安排住进一间“单间”。这是一间极小的房子，一个小土炕占去了四分之三，站在炕上，头就碰到顶棚，隔壁的说话声，听得真真切切。劳累一天的我，躺下就睡着了，父母说些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第二天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一定得想办法把父亲办回家。 

后来母亲实现了自己的诺言。1964年，父亲终于回到了家。虽然失去了工作，我们还是惊喜万分。我想母亲一定费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的被教养的“右派”，没有一个回北京的。而无数的有为之士，至死都没有回家的机会。 

直到1979年，父亲才被摘掉“右派”帽子。1984年“落实政策”那天，我和母亲陪他去华北电管局。一个处长给我们宣读：“……遇崇基同志……1952年10月隐瞒历史特务份子和不法资本家问题参加北京基建局工作……1979年6月28日右派改正，按退休给予安置。”恢复工资132元，补发两年。问我们有什么意见。 

我说：“您最好收起‘同志’两字。‘右派’虽说是敌我矛盾，好歹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特务’可是货真价实的敌我矛盾，您也好意思叫‘同志’？” 

那人翻了我一眼，好像怪我“连客气都不懂，真不识抬举”似的，懒洋洋地解释说：“你父亲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过，就是汉奸、特务。” 

我反驳说：“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在日本人的铁路部门工作，是不是也算特务？”人家连理都懒得理我。 

父亲急忙说，划“右派”时，他的工资是198元，不是132元。那人说：“我们只找到132元的证据，没找到别的证据。”父亲说，有好几个人都可以证明。那人说：“没用。” 

母亲说：“什么132、198的，够花就得了呗。以前不给咱们，不是也过来了么？” 

父亲认为不是钱多少的事，是这口气难咽。因为所谓“证据”里父亲的签名，都是伪造的。后来他又不厌其烦地写信申诉，直到6年后，他去世的前一年，才承认了198元，但是也只能“从即日起发给”。 

1955年，我开始上小学。哥哥、姐姐都是在府学胡同东四区第一中心小学上的学，家里认为那个学校好，让我也去那报名、考试。

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景：一排平房的几间教室，每间教室里摆了一长溜桌子，几个老师坐在里边。进第一间，问姓名、年龄、父母、住址等等；第二间的老师讲个故事；第三间的老师提问故事内容；第四间的老师考唱歌或别的表现；最后再做简单的体检。因为我从小上的是学校旁边的幼儿园，很容易就通过了考试。

由于年龄还小，不懂什么学校好不好，只感觉离家太远。从我家到学校，先要坐三站电车，再步行一站远的路，才能走到。本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和两三位小朋友乘三轮包车上学，快毕业的那年，不知因为什么，几个小伙伴一合计，说什么也不坐三轮车了。我和父母说，他们倒也放心，答应每天给我一毛钱，来回坐电车用去6分，其余4分算做我的零花。等到上了小学，为了零花钱宽余些，干脆不坐车了。来回步行要用去两个多小时，好在小孩儿时间有的是，可干的事也不多。 

一个人在路上闲极无聊，养成了好幻想的毛病。比如幻想自己有一把刀，无比锋利，不仅削铁如泥、砍毛断发，甚至刀刃离东西还有一尺多远，早把它切开了。平时存放刀得有一个特殊的鞘，只有这个鞘，刀切不动。用这把刀专门找恶人去打仗，把他们一个个杀得片甲不留。要不就幻想自己耳屎如何多：只要一歪脑袋，耳屎就哗哗地流个没完，立刻堆成一堆，直到堵上了耳朵眼儿。要想流痛快点儿，必须站在卡车尾部、让车飞快地开，结果给马路铺上厚厚的一层……如果在家里捡到一个废弃的铝勺把儿，就在路上的砖墙上边走边磨，费了好多天的工夫，直到磨成想要的形状，想象着它能代替毛笔，写起字来又省事、又漂亮——真正沾上墨一试，自然大失所望。 

“反右”运动的大规模开始，正是在我们放暑假的时候，也是我从二年级该升三年级了。母亲怕我在学校受气，也觉得路上耽误那么多时间不值得，花销又大，让我转了学。新学校是“东四五条小学”，在东四一带算不错的学校，据说两年前还是“私立”，刚刚改成了“公立”。弟弟罗勉也在这里刚上一年级。 

“五条小学”确实不如“中心小学”。拿写字来说，我在那里算差的，记得老师几次在放学后留下我不让走，练习写字。到这里反而没有人说我写字不好了。班里的纪律也很差，自习课更是乱哄哄。更可笑的是，学生封建思想还挺强，男女生之间说句话都会有人起哄，结果直到毕业，我和大多数女生也没说过一句话。自习课虽然乱，女生说话可不行，否则有那厉害的男生会去管，弄不好还会揍她两拳。男生之间也是谁力气大谁厉害。 

我印象很深的是，学校里有个教堂，平时我们在那里上音乐课，星期天有人来做礼拜。教堂旁边有一个大门紧闭的小院，住着一对老夫妇。我们都猜测老头是牧师，可是没见他穿过牧师的衣服，而且总是阴沉着脸，学生都很怕他。听弟弟说，我初中以后，教堂全改成了教室，估计那时已经不允许再做礼拜了。 

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从此我懂得了抗争，哪怕对方是硕大无比的“权威”。

北京65中1960届毕业照里的遇罗克（后排中） 

虽然他的操行评定是“中”，然而他的品德是那样高尚。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1959年，父亲被教养没有工资，全家7口人（姥姥、父母、四个孩子）只靠母亲的70元工资维持生活。有一天，刚上一年级的弟弟去买冰棍，人家多找了钱，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对罗克说了。罗克严肃地说：“多找的钱不是你的，你应当送回去，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带着弟弟把钱退回去了。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比如熟识的人用三轮车送他回家，他会把上衣往上拽，脑袋缩在领子里，他以为人家回头看他，会以为他没了脑袋而吓一跳。 

他好做鬼脸，甚至还做着鬼脸照了一张相。 

他也爱和大人开玩笑，但从不失礼貌，并严格要求我们对长辈说话一定要用“您”。 

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讲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他高中毕业以后，准备下一次高考那一年，只要姥姥出门，就由他给我们做饭。我们放学回家，先看见他贴在门外的菜谱。每次要做三四个菜，古怪的名字勾引起我们的好奇，但吃起来全是一个味。还是母亲发现了奥秘，原来只要家里有的作料，他每个菜一律放全。 

1959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这时候，我家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7口人只靠母亲70元工资生活，母亲希望哥哥早日参加工作，协助她共同支撑这个家，但是更希望她这个才华横溢的儿子不被埋没，她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 

遇罗克和妹妹遇罗锦

向来心直口快的姐姐说：“不就是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走了进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 

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了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了张简易的桌子和一个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姥姥和母亲没少为催他睡觉操心。 

1959年下半年，食品和货供应已开始紧张了，什么都凭“票”、“证”，到了1960年，供应就更困难了，为期三年的“大饥饿”年代开始了。

那时我刚上五年级，上午还没上第四节课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气人的是，第四节课偏偏常安排“农业基础知识”课，老师一讲玉米、白薯、花生、瓜子这些能吃的东西，只见学生们一个个馋得直咽唾沫。放了学，大家迫不及待地跑回家去慰问肚子。

到了家也不一定能填饱肚子，尤其是家里半大小子多的，粮食都不够吃，只好用菜汤充饥。去同学家，经常看到一家子，煮一大锅老菠菜，一人捧着一只大海碗在喝。汤里见不到油，只好多加盐，俗话说，“要解馋，辣跟咸”么，结果尽是浮肿的。 

相比之下，我家还算好的。母亲向来好吃，又想得开，于是变卖她的衣服、首饰和家具去换高价食品。记得当时的高价白菜每斤四五元钱，一级工月工资才三十多元。 

有了钱也不一定能买到想吃的东西，有时母亲从药房买来磷脂、秋梨膏给我们补充营养。姥姥不时地哀叹：“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吃上红烧肉了。” 

不久，哥哥去南郊红星农场插队，经常买些那里处理的死填鸭、大米、青菜、奶油等等，解决了大问题，我们总算没饿着。 

记得有一次弟弟病了，姥姥为他包了几个素馅儿饺子——炸俩排叉儿代替肉。姥姥喜欢我，允许我尝一两个。我觉得香得不行，吃的时候咬着了腮帮子。姥姥风趣地说，那是想吃肉了：我说：“要是天天能吃上饺子就好了。”姥姥说：“那只能是仰巴交（饺）子。”逗得我和弟弟直笑。 

哥哥去农村插队，未必想到能买这些吃的，那时对农村还不了解，只知道农村很苦，饿死了许多人。如果他不去农村，去工厂当工人、去偏远山区教书都比较容易。凭他象棋的水平，完全可以进专业队。许多人劝他走这条路，他说，有一次参加比赛，听两个老专业棋手聊天，说的都是怎么和儿媳妇斗心眼儿的事，俗不可耐。他怕自己老了也会变成这样，干脆打消了当专业棋手的念头。 

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到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就应该研究社会，了解社会。他首先选择了自己最不了解的农村。为了方便学习文化知识，他也不想离城市太远，于是，他毅然决定报名到南郊农村当个农民。 

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他去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他高兴得接到通知就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 

罗克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读完一本都要作读书笔记。他每年有一套读书计划，数量是很可观的，到农村后更是抓紧了每一分钟，正如他给自记床头写的横幅：“分秒必争，珍惜生命。”

他在首都图书馆办了个集体阅览证，每个月回家时都要换借几十本书。他鼓励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多看书，并常带我一起去借书，以便我能挑几本自己想看的书。因为我那时是初中生，还没资格到市级图书馆办借书证。

有时他索性写张目录，让我替他连还带借。本来图书馆规定非常严，不允许借书证给别人用，可是一看是他的名字，没有人好意思点破，原来他和馆里的人都很熟，每年还参加那举办的新年文艺晚会。我只看了一次，他表演的是朗诵陆游的《钗头凤》。 

姐姐和弟弟就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俩也想利用哥哥的借书证，姐姐让弟弟冒充哥哥，因为她是女的，装不成男的。弟弟才十一二岁，与成年人相差甚远，人家不好再给面子。 

当时他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少量非花不可的钱以外，大部分都交给家中使用。他没有任何需要花钱的嗜好，相反他每月还尽量节省一点钱给我们买些书。在这些书上，他还常常写上一些题词赠言。 

哥哥在农村时，有一阶段租住在社员家中。据社员反映，他每天都要看书到后半夜，因此得了神经衰弱。无论分配他干什么，他也总带着书，有空就看。他最喜欢被分配去看水泵，因为看书的机会特别多。在他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也对书有了浓厚兴趣，如果有空闲时间不看书，就好像对不起谁似的。 

哥哥在劳动中是积极努力的。他到菜园后不久就当上了记工员，有时还带工。我们从城里去找他，他也从不放下手中的活或提前收工。有一次我刚到，下起了小雨，社员催他快收工，他故意不着慌不着忙地说：“房檐流水就回去。” 

我和姐姐在他那里住过几天，他常在晚饭后带我们去散步，体会大自然的温馨，还不无得意地说：“这里空气多好啊，你们闻，还有一点儿大粪香。”旁边一位当地青年说：“我可闻不着‘大粪香’，只知道大粪臭。” 

我们在那里干了几天临时工，累得实在不行，原因是缺乏锻炼，干活也不得法。 

罗克的群众关系特别好：有人找他哭诉委屈，有人向他倾吐苦衷，有人请他调解纠纷，有人求他排疑解难。其至一位因为出身不好与恋人被拆散的青年请他为女友写了首情诗： 

他走到哪儿都有社员和他说笑，他们亲昵地叫他“伊拉克”。因当时市场到处销售从伊拉克进口的蜜枣，而遇罗克的名学中。又有个“克”字，所以社员们就顺口戏称他为“伊拉克”。他从不摆出有文化的架子，他讨厌说话咬文嚼字。他常对我们说，要增加点群众语言。

他从不歧视任何人。农村有歧视养老女婿的坏习气，罗克则反其道而行之。

据说有一对社员在婚前怀了孕，举行婚礼那天没有谁去参加，只有罗克参加了婚礼。 

他也痛恨一种人。那时正是三年大饥饿时期，许多同事凑钱买了两盒糕点给一个住院的病人，由公社一位领导送去。而那位领导在小汽车里偷偷藏起一盒，被司机发现了。哥哥认为这种人比明火执仗的小偷、骗子更坏。 

我们只听到过一次他嘲笑那里的人，那就是公社两位领导在一次大会上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后来让台下的听众举手表决以定胜负。 

罗克在农村中，更多地看到了“血统论”这个封建社会的遗毒，它在农村比在城市暴露得更彻底。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使罗克认识到，出身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着重研究它，并更加刻苦地练习写作。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他在小屋里显眼的地方，贴上了一张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认为“无论‘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都是样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罗克写了大量的文章投给报刊，但大部分因“标新立异”或因个人“出身”而未被采用。只有散文《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发表在《北京晚报》（1962年）上，影评《是古代歌仙还是现代歌手》发表在《大众电影》上。在当时对影片《刘三姐》的一片赞扬出中，惟独他在影评中提出了该片还存在某些不合情理之处。 

他还写过一篇大鼓词《焦裕禄演戏》，北京曲艺团曾演出过。他对焦裕禄还有些赞赏，他总说：不必要求太高，如果每位领导干部都像焦裕禄那样，还想着劳苦大众，就太好了。 

美国的黑人、日本的贱民、印度的首陀罗都成了他关心的对象。他想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他非常欣赏印度影片《流浪者》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揭示“血统论”的本质：“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更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中一段精彩的论述而折服：“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 

1964年初，罗克的神经衰弱已很严重，他离开农村回到城里，临走前他在自己住的小屋墙上还留下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 

哥哥当时作的两首词，正反映他那时的心境和抱负：

1961年，我考上了北京第61中学。这是一所只有初中、没有高中、质量较差的学校。同龄人私下称呼这类档次的学校为“流氓学校”，其实真是冤枉。在校学生顶多有些散漫，有流氓行为的不见得比好学校多，只是学习成绩确实不如人家。转年，我校成了北京市中学的足球冠军，档次这才提高了点儿。

平心而论，我得益于这个学校。应了母亲的口头语，“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的学习成绩老是第一名。有时老师甚至向我“请教”：稀释硫酸的时候，应该把水往硫酸里倒还是把硫酸往水里倒。我在数学课上给老师指出失误而受到她的称赞，从此学习兴趣倍增，自然领会格外快，富裕时间就多，就有条件参加课外活动。

当时北海公园里的“少年科技馆”是最高档次的课外活动场所，我先后参加了好几项。有一个学期，数学、化学组我都想参加，可是规定每人只许报一项，我只好忍痛舍掉了数学。回家后非常难过，无奈之中想出个办法：给数学组老师写了封信，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了一个“发现”——正方形对角线长度是边长的1.4倍。然后表示如何想参加数学组学习。其实一年后我们学校讲到“勾股定理”，才知道只要多看看书，就再也不好意思向人吹嘘自己的“发现”了。可是数学组老师没轻视我这种孩子式的大话，不但回信耐心解答了为什么是1.4倍，还准许我参加了数学组。 

更难忘的是我们上初一、初二的班主任，一个教龄不长的复员军人。敬业精神无可挑剔，早来晚走还要搭上节假日，一门心思想让我们班争第一。 

晚上陪我们上晚自习，让学生帮他买俩小黑面火烧当晚饭。在大饥饿年代，我想他一定吃不饱，可从来没听他发过牢骚，精神头儿老是那么足。早上，比我们来得都早，直到我们都到齐了，把他要训的话讲完才回他的教研室。 

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小小窝头我吃过”，意思是他曾经因为教务的过失坐过牢，所以什么也不怕。可是学生很怕他，尤其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一般人难以接受。 

比如有一天早上，一个同学刚进教室，马上被他叫到讲台前，让这个同学背朝着大家。老师指着他脖子说：“你们都欣赏欣赏这个脖子，看看泥有多厚！现在自来水一毛钱一吨，洗一次脖子能花多少钱？我想，你们家再穷，也不至于洗不起脖子吧……”直到他的挖苦话全说尽了，眼看第一节课的老师都快来了，才放这个同学回座位。 

这是个男生，脖子、脸上的泥又厚，我们也看不出来他好不好意思。对女生总该好点儿了吧？不，一样不留情面。有个女生让他挖苦得无地自容，就差把脑袋藏课桌里了。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互相写情书，被女方家长发现，交给了老师。老师在班会上一封一封地念给全班同学听，男生臊得涨成大红脸，趴在桌上抬不起头；女生也趴在桌上号啕大哭。 

这个老师情绪异常鲜明，正所谓“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我的学习成绩好，对我就格外好，大会、小会、人前、人后总忘不了表扬我。在班会上甚至说：“我去遇罗文家才知道，他住东四那样的地方，到处是流里流气的家伙，他没学成流氓，简直是个奇迹！”为了让我把知识学得扎实一点儿，任命我当好几门课的课代表，像老师似的上讲台给同学复习……可惜好景不长，事情坏在小孩有爱开玩笑的天性，又掌握不好分寸。 

我们几个小伙伴想逗一逗那对写情书的同学，由我请人写了两张纸条，内容是邀请对方在某时、某地约会，偷偷放在他们的课桌里。女生已没有这份儿心思，交给了老师；男生比较痴情，傻呵呵地去赴约。结果被埋伏在那里的班主逮个正着。 

如果班主任心平气和地问，我们肯定会承认。不料他没等问，先把这件事上纲上线地定了性，急忙成立一个包括我在内的“专案组”协助他破案。吓得我们反而不敢承认了，就盼着他找不着作案人，只好不了了之。想不到他可不是善罢甘休的人，经过几天认真核对笔迹，终于有了一个女生成为怀疑对象。 

这个女生当然不承认，班主任于是就在她的几个女友身上下工夫，让她们揭发她。他不辞劳苦地找她们谈话，家访，催她们写材料。据说有个女生吓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我看到漏子越来越大了，无辜的人受了伤害，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于是我主动承认是“罪魁祸首”，刚才还是班主任的得意门生，转瞬间成了他的敌人，所有“职务”全部撤掉不说，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期末考试临近了，一点儿放松的迹象也没有，简直没法复习。我只好以治虫为名开个假条，躲在家里复习。 

这次考试我的成绩又很好，头天放假召开的家长会，母亲又兴冲冲地去参加，满以为又能听到老师对她儿子的表扬和别的家长羡慕的祝贺。不料事与愿违，老师这次对我的好话不仅只字没有，还指东道西地说，不能光看学习成绩，第一名的不见得品德好。母亲早早地回了家，从此再也没为我参加过家长会。 

幸亏这时我们升到初三，脱离了这个班主任，我才算过了关。据说他还想给我记个处分，新班主任和校长都不同意，结果给我档案里来一条“不能和右派家庭划清界限”。

19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这间小屋刚刚能顺着放一张单人床。哥哥借用鲁迅为其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这间小屋又黑又潮，被褥必须经常晾晒。尽管如此，哥哥还是非常满意这间“书房”兼“卧室”。

他的这间屋，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搭成的木板床，一个简易书架，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和两个方凳。桌面粗糙，糊上一层牛皮纸，垫上一块玻璃板。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 

我们那时候办报，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谁也不知道下一期哪天能出，应该着重宣传的是什么事。所以和哥哥要稿，全是急茬儿。哥哥向我们做了承诺，只要头天告诉他，保证第二天交稿，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一两万字的大块文章，顶多再加一个白天。 

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30年了，我永远抹不掉这样一个幻想——也许我再次走进这个院落，又看见从小煤屋门玻璃上透出熟悉的橘黄色灯光，我轻轻拉开门，发现哥哥依然在灯光下，微微驼着背，头也不抬地伏案疾书，还是那样聚精会神地为《中学文革报》赶写伸张正义的文章……为了不让现实打碎这仅有的幻想，至今我也没有勇气跨进这个院子。 

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总是严格按作息时间去做，几年来从不间断。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外语、宗教……读书占用了他从早到晚所有业余时间，熬到后半夜是多数。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人类创造的精神营养，也在为自己的事业锻造一把锐利的宝剑。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中国的孔、孟、墨、老，古希腊的柏拉图，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只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了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可惜，他没有机会做到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了。 

在他快要被捕的时候，有一次说：“现在我才知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还真是胜负难分，如果能看到现代唯心主义的著作多好啊。” 

回城两个月后，罗克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编写资料的合同工，尽管任务完成得出色，但“父母都是右派，本人是社会青年”，已使好心的人望而生畏，不敢长期雇用。 

后来到蒋宅口小学和小牌坊胡同小学当代课老师，他很热爱这个工作。虽然只是临时代课，但他对学生非常负责。他曾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些书签、玩具，作为奖品奖给学习好的学生。 

他对学生并不严厉，而且善于启发学生，他曾把一个乱班变成优秀班集体，受到表扬。但是，不久也被辞退了——一翻档案，谁敢要父母都是右派的人？ 

但是学生和他一定建立了非比寻常的感情。因为文革开始，各学校都在打老师，他教过的学生好多人来我家看望他，恐怕他也受到虐待。

1964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65中。它的质量赶不上4中、5中、师大女附中这些一流学校，但也算是东城区不错的学校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只有高中没有初中。

刚接到录取通知时，母亲和哥哥都不太满意，因为哥哥就是从那里毕的业，知道那里的老师很看重“出身”（哪个学校又不是？只是不了解罢了，所以多点儿幻想），如果我再赶上哥哥的班主任就更倒霉了。65中是我报考高中的最后一个志愿，他们以为我能考得更好些，当时没注意我报了这个学校。后来我认为，幸亏上了这个学校，因为它只有高中，学生年龄偏大，文革时比许多学校还多少文明些，否则以我后来的处境看，说不定有更悲惨的结果。

母亲本来不同意我上高中。根据哥哥的教训，她认为反正也上不了大学，这三年学是白搭，不如上中专或技校，毕业后到工厂立即是二级工，月工资三十多块，省得高中毕业还得三年学徒，每月才挣十几块钱。初中的两个班主任没少做她的工作，姥姥看我对学习又那么投入，也替我说情，才把母亲说服了。 

和上61中一样，我课外兴趣有增无减，尤其热中于枪、炮、火箭、火药、炸药、催泪剂这些刺激性的玩意儿。所以对化学课情有独钟。 

学校成立了化学课外活动小组井让我担任组长，从此化学实验室和化学药品库对我开放。但是我除了比别人多做几次实验以外，从来不往家拿，以免辜负了老师的信任。倒是上实验课的时候，没少拜托要好的同学，让他们每人节省一些，我都收起来带回家去。我的那点儿可怜的零花钱，几乎都买了化学试剂和试管、烧瓶。 

课余一有空就翻书，专找课本上没有、对我吸引力大的东西去做。书的来源不愁，首都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科技馆图书馆都办了借书证，还能从哥哥的集体借书证里再借几本。我家附近的隆福寺街里有几个旧书店，是我阅览的地方；碰上价钱便宜的，就买下来。有了合适的资料，就该动手做了。 

男孩子可能喜欢爆炸物的多，和我相邻的那个班里就有几个同学，也热中于炸药，我们常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到学校的僻静处演示自己的“作品”。我们还各自做了手枪，到校园的小树林里打靶。但是很快学校保卫处就把枪没收了。 

难能可贵的是，管实验室的鲁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女士，兴趣不亚于我们。有一次《航空知识》杂志介绍制作小火箭，我拿给鲁老师看，建议化学活动小组做。鲁老师特意组织有兴趣的几个男生，安排几次额外的活动，做了好几个“火箭”。 

记得试飞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操场上人不多。鲁老师毕竞是女士，不敢去点火，站在远远的地方看。说来也巧，前几个顺利放出去了，最后一个不知什么缘故，没飞起多高，一头扎向了鲁老师，吓得她抱头就跑。幸好火箭很快又拐了弯，总算有惊无险。 

我最得意的“成果”是会制作“碘化氮”——用鸡毛一碰都会炸。但湿的时候很安全。我和要好的同学常把它撒在老师的讲台上、守纪律的同学脚下和熟悉的同学自行车座位上，看他们的笑话 

如果教室里突然弥漫着臭鸡蛋味，熟悉我的同学都会往我这儿看，知道准是我在课桌里又制造硫化氢气了。 

1965年，有许多拍得不错的电影都受到了批判，其中不乏情节感人、艺术水平较高的，像《桃花扇》、《舞台姐妹》等。学校为了让我们认识“毒草”，还要组织我们去看。只要看这类电影，我都在剧情高潮的时候，悄悄往坐椅下面撒些易挥发的催泪剂。这时候，心肠再硬的也忍不住热泪盈眶。散场时瞧吧，一个个都是眼圈通红，十分难为情——“革命青年”哪能同情被批判的人物？我真希望有了这点儿难为情，减少一点儿假模假式的批判。 

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同学以为我得益于大量的课外活动，班会上让我介绍。我也装模做样地承认。其实真正的乐趣，怎么跟大家说昵？ 

也难怪，那时上学也太没劲，尤其是名目繁多的思想教育活动和政治课。 

思想教育活动里有一种叫“讨论”。说是“讨论”，其实是“一边倒”，除非装傻充愣，最后还得“恍然犬悟”，否则离“反动学生”就不远了。 

那时正大讲“阶级斗争”，学校里张口闭口要带“阶级性”三字。谁说得越多，表示立场越鲜明，思想越革命。记得当时各学校和报纸都“讨论”“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答案当然是“有”。这种观点引申下去，必然得出荒唐可笑的结论。有些单纯、执著的学生，难免产生怀疑。轻的说你“阶级立场不明确”（记在档案里就是不小的麻烦），重的扣你个“反动学生”的帽子，就别打算升学了。多数学生也学机灵了：越是不讲理的，最好越说他对——顶多说你有点儿傻。你要明白了，也就悬了。 

学校里大讲“阶级斗争”，当然要找阶级敌人。有学生里的“阶级敌人”，自然就是“真”“阶级敌人”的后代，于是“血统论”就流行了。它不仅像传染病一样已经钻到每一个角落，而且在这几年又大大发展了。 

“街道改选了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引自遇罗克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中，下同。）

过去罗克只知道在大学里有的学校干脆不招收出身“坏”的，有以设立“工农革干班”（学生全部是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为荣的；在高中，出身“不好”的要入团非常难，入党几乎没有。通过代课任教，他又了解到初中、小学“血统论”影响也相当严重。

“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大都出身很好。有的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小学里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中学里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发自肺腑，也许是舆论左右，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从小学下来不久，罗克正好赶上一次大批分配工作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又看到“血统论”在工厂的蔓延： 

“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不许出差到外地学先进经验，不许开汽车。出身不好的工人搞成了技术革新，不能公布姓名。还有的工厂领导对党团员说：‘党团员不要和地富子女结婚，已经结了的要加强教育，还没有结的就不要再结了：’” 

思想敏锐的罗克很早就发现一种“理论”正逐渐使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合法化，它就是：“出身即成份”论。 

“出身”和“成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是“反右”后，舆论工具都把“出身”和“成份”混为一谈。罗克仅从《中国青年》杂志上收集的就有许许多多带这种糊涂观念的文章。特别是1962年以后，《中国青年》忽然显得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关怀”备至，几乎期期都登有关于出身“剥削”阶级子女的文章。1960～1962年6月，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问题的文章0篇；1962年9月至1963年6月这类文章5篇；1963年3月至1965年10月，此类文章25篇。 

1965年发生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杨国庆砍伤两名外国人的事件，报纸社论中也单强调：“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引为借鉴。” 

长期的宣传和具体政策的实施，严重影响了无知的青少年，自然而然，文革一开始，“血统论”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社会中的反常必然反映到家庭中来。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50年代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就批判过这种论调。几百年前外国有人提出了‘天赋人权’、‘平等’的口号，来抨击封建专制。可悲的是，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有其牢固的阵地。直到今天，‘平等’这个口号还要被批判。某些人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殊不知，他们连有这点儿虚伪性都达不到，满脑袋是封建特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