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界丨《南开管理评论》: 传统服务业企业如何实现平台创新？——一个探索性纵向案例研究（附下载）

作者简介

何永清，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知识管理，在《科学学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邹波（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战略管理。在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南开管理评论》《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研究成果曾获2018和2019年度美国管理学年会（AOM）最佳论文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

潘杰义，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知识管理，在《科学学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科技进步与对策》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

卜振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级经济师、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投资经理、中国保险资管协会特邀研究员、中国银行保险报专栏作家、财新网特约作者。河北经贸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经贸探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投资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杂志匿名审稿人。出版专著《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与中国的经验研究》（新华出版社）、《资管新规：银行业的挑战与变革》（中国商务出版社）、《资产管理发展与理财公司变革》（中国金融出版社）三部。在《经济学家》《财贸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等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自“互联网+”悄悄渗入到经济社会的全行业领域，尤其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ABCD）等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人类社会已经由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快速步入到了平台经济时代（阳镇，2018）。在平台经济的模式引导下，平台成为聚合资源、完善配置的一种新的载体。国外的苹果、谷歌和微软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国内的阿里、腾讯、百度等也无一不是借平台模式取得极大成功。截至2019年底，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企业中有8家为平台企业，总市值已达到6.3万亿美元，而前100强企业中，至少有60家采用了平台型商业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重要文件，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平台经济和平台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自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平台经济”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每年都提出要发展平台经济。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平台创新也站在“政策风口”。2017年，国家制定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简称《大纲》），其中明确指出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增强服务经济发展新动能，关系人民福祉增进，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大纲》中提到了服务业创新引领的“四大行动”，其中行动之一就是要鼓励平台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2016年以来，我国的服务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服务业的增速一直高于GDP的增速，也一直是我国的第一大产业，同时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进入“十四五”后，国家对服务行业的改革力度和决心加大，加之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多样且变化迅速，我国服务业应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然而，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服务业所处的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服务业企业如果还是走以前发展的老路，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社会所淘汰。尤其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来越丰富，给餐饮旅游、家政养老等传统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新兴的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在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素质技能、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还远远达不到人们的新型消费要求。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提高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平台创新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创新方式，无形之中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形式，能够有效帮助传统服务业企业降低服务成本、拓宽服务场景、增加获客渠道，是提高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传统服务业饱受冲击、发展严重受阻，平台创新的优势和作用就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平台创新手段构建起自身的竞争优势。比如，青岛啤酒上线“无接触配送”平台，催生出“社区直购合伙人”的新职业，不仅让青啤的销售不受疫情影响，还让社区关门的餐饮店“重获新生”。同样，海尔也上线了新平台，把原来专卖店的店长和员工都变成平台上的“微店长”，而这些“微店长”则成为小区里的家电顾问，专门为商场和海尔专卖店的顾客提供服务，以弥补全国2万多家连锁店关闭造成的损失。四川眉州东坡开发线上“菜站”小程序，还与物美合作在多家超市里建立“眉州东坡菜站”，依托线上线下的平台化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找到新的增长点。

尽管如此，传统服务业开展平台创新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服务业企业还并不了解平台创新的内涵，对于平台创新的实现路径等也缺乏理论指导和支撑。基于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传统服务业企业到底该如何实现平台创新？具体而言，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方法，以企业网络理论和二元学习理论为基础，探究传统服务业平台创新的实现路径，提出研究命题，以期引起传统服务业对平台创新的重视，并为其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一）平台与平台创新

平台也称双边市场平台（Kim,J，2016），它可以把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用户群体联系起来，形成完整网络，并建立有助于促进双方交易的基础架构和规则（张小宁，2014）。平台与传统价值链模型不同，主要魔力在于它的“跨边网络效应”和“同边网络效应”，并显示出“赢家通吃”的超级威力（陈威如等，2013）。目前，平台创新相关的研究有两条基本脉络：一是平台型企业的创新，该类研究非常丰富；二是传统企业（非平台型企业）的平台化转型，如许庆瑞等（2019）以海尔三大平台为案例，分析了全面创新驱动传统制造业进行平台化转型的过程。朴庆秀等（2020）以沈阳机床为对象，研究了制造企业智能制造平台化转型的过程机理等。这些研究深化了学界对传统企业平台创新的认识，但对传统企业平台创新过程规律的探索不足，缺乏对传统企业平台创新的动态演化机制等问题的探讨。在服务业平台创新研究方面，也有两个基本方向：一种是平台型企业的服务创新，这方面研究非常多，如彭本红等（2018）研究了平台型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的风险成因及机制；另一种是服务业企业的平台创新，该类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仔细对比发现，二者有区别也有一定的关联。首先，创新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平台型企业，后者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企业。其次，多数平台创新其实质也属于服务创新，比如，上文提到的青岛啤酒等案例，实质上也是为消费者提供以前没能实现的新颖服务。第三，平台型企业的服务创新可能源自传统服务业，比如，平台企业同程旅游开展的“快响应 暖服务”，实质是源于对美国纺织服装业零售商供应准时制的引用和改进。

学术界对于平台创新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平台创新是传统企业通过构建双边或多边平台、整合内外部资源从而实现转型发展的一种创新活动，即传统企业的平台化转型，其本质是一种商业模式创新。进一步地，本文借鉴Amit&Zott（2012）、李巍等（2018）的观点，将平台创新划分为效率型和新颖型两类，效率型平台创新旨在减少交易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或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而新颖型平台创新指通过纳入新交易伙伴，建立新交易联结等方式创造新的顾客价值，最终实现交易网络的系统变革。

（二）企业网络与创新

网络理论将企业间的关系建立作为核心的理论问题，但较多地关注成熟企业间的关系建

立（韩炜等，2016）。本文在设计上聚焦于网络理论中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两个关键要素，以探索其对平台创新的影响。网络结构是指网络内企业彼此交流与合作关系的结构模式（陈伟等，2014）。许多学者对网络结构的维度进行了划分，如，Eitan等（2019）将网络结构按照平均度、链接强度、嵌入性、中心性等探讨了其对创新的影响。Choonghyun等（2018）将网络结构分为网络密度和中心性，并以吸收能力为中介研究了他们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云乐鑫等（2017）在研究创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内容创新时，将网络结构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并将其划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多样性三个维度，本文将采用这一划分模式。网络规模反映了企业合作伙伴的数量，显然，网络规模大，平台的“边”越丰富，可获得的外部资源就多，从而更利于开展平台创新。网络密度是指网络内企业相互联系的程度，联系越紧密，网络密度越大，越有利于获取外部知识，从而为创新提供动力（谢洪明等，2011）。网络多样性反映了企业网络伙伴的丰富性，多样性越强，可获得的外部知识就越多样，从而促进平台创新的开展。

关于网络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普遍认为网络行为是企业克服资源的制约，从外界获取资源的方式（Jarillo,J.C，1989），主要表现在伙伴间采取联合行动的程度和水平（Claro,D.P.,等，2003），而当网络成员之间表现为更多的信任、合作或沟通时，他们更容易从中受益并进行创新。同样地，云乐鑫等（2017）将网络行为分为共同制定规划、联合解决问题以及合作性沟通，本文借鉴这一理论性成果，以更清晰的解剖这些网络行为对平台创新的影响。

（三）二元学习与创新

组织学习对战略更新越来越重要（Mirta等，2017）。从组织学习的视角， March（1991）提出了二元学习的概念，将其分成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这一定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探索式学习主要指组织通过客户、供应商等网络关系，以学习异于现有知识的资源，强调跳出当前的事物范围，创造新知识；而利用式学习是指企业根据现有的知识基础，对组织流程等进行少量变化的学习，强调在现有领域内进行缓慢变化，注重效率提升（Li,Y.,等，2013）。二元学习与创新的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如Mary等（2003）认为突破性创新实际上是一种探索式学习的过程；窦红宾等（2011）的研究表明，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在网络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扮演完全中介的作用。

（一）文章对平台创新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现有关于平台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平台型企业的创新、传统企业的平台创新展开，但并没有文献对二者做明确的区分，有的文献甚至将平台创新等同于平台型企业的创新。在服务业平台创新方面，有的文献也将平台型企业的服务创新与服务业的平台创新相混淆。本文通过详细的文献梳理和分析，比较了平台型企业的服务创新与服务业的平台创新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平台创新的概念，并划分为效率型平台创新和新颖型平台创新两类，为平台创新的深度研究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二）拓展了传统服务业平台创新的相关研究。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平台成为学界和企业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传统企业的平台创新研究也成为热点。然而，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海尔等传统制造业的平台化转型，传统服务业却显得“无人问津”，而实际上，传统服务业的平台化转型意义重大且更值得期待。本文的纵向案例研究促使学界将关注点聚焦传统服务业成为可能，也为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帮助。

（三）推动了传统企业平台创新研究的情景化和动态分析。现有传统企业平台创新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传统制造企业的平台创新问题，一般围绕前因和后果开展讨论，对平台创新的动态过程演化及驱动因素的研究不足。本文从二元学习和企业网络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基于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的二元学习对效率型和新颖型平台创新的影响，剖析了平台创新的实现路径。一方面，丰富了平台创新的研究类型以及传统服务业企业平台创新的构建情景，另一方面，对于平台创新动态演化机理的研究也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一）传统服务业要打破常规、培育平台创新思维，探索线上服务和线上获客。2020年以来的突发疫情抑制了餐饮、旅游、住宿等传统服务行业的发展，却反而促进了外卖、线上教育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如春节假期美团买菜和美团外卖的交易额分别环比节前一周上升了14.3%和3.4%。但是，平台创新并非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专利，任何行业皆可平台创新，对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而言，平台创新意义尤为重大。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传统服务业企业要跳出原来的“舒适圈”，转变固有思维，构思平台化转型，拓展数字化门店，探索线上经营、线上服务和线上获客。平台创新可能暂时无法完全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但一定能让企业转危为机。

（二）我们发现的平台创新实现路径较为有效地为传统服务业企业“解惑”，引导他们走正确的平台创新路线。多数企业认为平台创新都是“新颖型”的，一开始就想构建强大的平台“威力”。实际上，传统服务业企业因为资源有限、知识储备不足，在初期应聚焦于效率型平台创新，而不应过多关注新交易网络的开发。当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吸引了更多参与者加入后，可将焦点转向新颖型平台创新，构筑强大的网络效应进而发挥平台的“威力”。比如，传统服务业可逐步开展平台创新，先打造线上的场景和服务，借助小程序等将线下的客户“线上化”、线下的服务“线上化”，进而通过新颖型创新打开流量入口、实现分享裂变、拓展更多客户。

（三）传统服务业企业要发挥好自身的网络结构和行为优势，并加强探索式和利用式学习。服务业企业如果表现为网络规模大、密度高、多样性强等“丰富型”，就应善于通过利用式学习来开展效率型平台创新，也就是说，要加强对现有知识基础的丰富和变化，注重效率的提升。而如果表现出合作性沟通、共同制定规划、联合解决问题等“开放型”，就可通过探索式学习快速地获得知识价值、更新知识库，进而为新颖型平台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要重视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的相互影响。传统服务业企业要进行平台创新，一方面要拓宽自身的网络结构，重视与网络伙伴进行紧密的网络行为交互，与网络伙伴融为“共同体”。另一方面，与网络伙伴共同进行探索式学习在平台创新的实践中也显得尤为重要。

何永清,邹波,潘杰义,卜振兴.传统服务业企业如何实现平台创新？——一个探索性纵向案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6),20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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