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丨《玄思的魅与惑——王弼、汤用彤研究论集》
冷门文史哲
本文节选自《玄思的魅与惑——王弼、汤用彤研究论集》，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出版。
本书以王弼和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为对象，
展示玄学为时人带来的困惑与魅力。
论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一般来说，经典是一种权威文本，它对于传统或某一文化思想、某一理论类型起着基本范式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可从方法上看，又可从问题上看。按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它导致一个传统、一种文化，甚至一种理论或思想（包括学科）的方向性发展。
由于经典是民族、文化的人文心理、品格灵魂的集中表现，所以，对于每一个解释经典的人来说，实际上都有一些切身考虑：究竟要在经典中汲取何种资源，在经典所体现的传统中，寻求何种解决当下处境中面临问题的资源。这是经典自身的普遍性品格所必然带来的解释期待。经典解释者通过不同的方法、方式，不仅可以发掘经典中解决当前问题的宝贵资源（即所谓的“经以致用”），而且可以通过自己对经典的解释，进一步拓展经典价值的普遍性。这样一种双重的解释意义，对于解释者来说，仅仅通过对经典的“文字训诂、章句疏解”，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在这里，对经典体现的传统之普遍性的反思，或说对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的再认识，用狄尔泰的话来说，只有所谓解释者的“再体验”才是必要的。然而，运用适当的经典解释方法来满足经典解释的期待，或挖掘、展现经典包含的普遍意义，不是每个解释者都能真正做到的。
在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也释儒，它的出现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它的兴起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倒不如说它同时也是儒家经典解释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企图通过分析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展示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经典解释方法的关系。并探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不同经典之间的交流之相关性。最后通过对汤用彤先生的批评，进一步探讨特定的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特定的经典解释方法相互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对大陆学界魏晋玄学研究历史作过概述的王晓毅先生，关于汤用彤的玄学研究贡献，有这样的评价：
严格地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魏晋玄学研究，是从汤用彤先生开始的。他在1938—1947年期间陆续写成了9篇具有拓荒意义的系列论文，除《言意之辨》外，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1957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特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各个难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对早期玄学的形成，用力最多。他认为，汉魏之际的形名学与《易》学天道观的演变，是玄学形成的两大思想来源；“言意之辨”是玄学的新方法；王弼玄学标志着中国哲学从“宇宙构成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向秀与郭象《庄子注》的思想特质是以“儒道为一”；道生的“顿悟”说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对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佛教影响，以及魏晋玄学的主要发展阶段也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中，关于玄学的特质是以本体论“体用”方法融合儒道的观点，对二十世纪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对玄学的研究早已存在。但如王晓毅所断言的那样，起码在现代的玄学研究里，汤用彤的作用之所以是功不可没的，原因就在于他首创从哲学的本体论角度来解释玄学。对此，汤一介先生有更细致的评说：“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魏晋玄学是一种不同于汉学的本体之学，至今中外学者大致以此为根据把研究推向纵深发展。其关于魏晋玄学派别之论断、‘言意之辨’、‘贵无三派’、‘向郭之庄周与孔子’、‘圣人学致问题’等均为发前人之未发，而启发了后来之研究者。”毫无疑问，汤用彤被认为在对魏晋玄学的哲学研究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汤用彤在魏晋玄学研究上所起的这种奠基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站在玄远的角度，采取哲学的方法，对玄学本体论的弘扬上。在其中，汤用彤虽然也对玄学的思想资源做了分析，但其做法，仍然区别开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上，采用训诂、考据的方法追溯、考究玄学的历史和成因的做法。汤用彤这种着重于从抽象层面，对玄学思想内在发展之必然性的分析，有力地帮助了后人从思想逻辑的层面上，对玄学概念、体系、方法、特质以及影响等问题的理解。玄学究竟为何，学理上的言说方式，基本由汤用彤奠定。
魏晋玄学在中国学术及思想史上，一直都不是主流理论。其影响不曾像儒学或佛教理论那样，由于同时获得伦理、宗教的形态，得以在民间、官方的意识形态上发挥重要的塑造作用，从而可能直接成为与传统相关联的经典。但是，魏晋玄学虽然不是体现传统思想主流的学问，但它却与经典中的传统精神如何被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魏晋玄学并不是与佛学、儒家理论完全区别开来的另外一种理论。魏晋学术的经典意义，体现在对与传统相连的经典的影响深远的解释上。
至少在汤用彤看来，魏晋玄学之值得研究的重要原因，在于玄学赋予儒家经典的解释一种新方法、新眼光。而这种与道家思想分不开的新眼光、新方法，之所以能对儒家经典解释具有作用，又与历史上的儒家对其经典的意义理解紧密相连。
中国历来有解释经典的传统。孔子既界定经典，又率先“以经述志”，后来的儒者无不以孔子为榜样，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述仲尼之志”为其志向；而且诸子中的其他各家，也大都强调经典传承的重要性，如墨子说：“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但尽管述志是经典解释的目的，然而，由儒家形成的注释经典模式仍主要体现为注释的技术性操作。儒家经典解释包括三种方式：文字训诂、章句疏解、经以致用。汤一介因此而指出：“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却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文学’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哲学思想’，往往是在‘经学’或‘子学’中来进行研究的。”虽然同是儒家经典的《系辞》对《易经》的注释，其中不乏“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但毕竟经典中义理（儒家思想的普遍适用性）仍在很长的时期，未能由于注释中的技术性操作而得到完善的解释。如何弘扬孔孟的精神，使之真正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人生问题有“致用”之功，日益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儒士继道统、承大业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玄学的兴起，某种意义上为儒学发展史上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眼光、新方法”。起码，从学理上说，魏晋玄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克服了原先解释上，由于训诂、考据太过繁琐，而至义理湮没失真的偏失，以及义理阐发与随意附会的矛盾，而使义理之言说不仅具有文献上的可靠性，而且具有说理上的可理解性。汤用彤认为：只有这样一种解经方法，才可真正做到体会言象所蕴之意，让圣人之意昭然可见。汤用彤自己一直着力于从不同的角度对玄学的新解经方法及目的给予评说。他的玄学研究同样获得学界的认同。后来学者对玄学的研究，作为对汤用彤研究的承继来说，愈来愈多地像汤用彤那样，采用严谨的哲学思辨方式，从本体论上解读玄学的特质、从言意之辨上发挥玄学方法及从学理上理解玄学的影响。就汤用彤玄学研究之影响做出过广泛考察和分析的孙尚扬博士概述说：
就玄学研究而言，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量专著、论文，很少有不直接受惠于用彤之《魏晋玄学论稿》者。在对玄学的整体把握上及对玄学各派思想之哲学意义的分析上，论者多采用用彤之说，或就用彤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不论对用彤之成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作何种评价，大概很少有人绕过《魏晋玄学论稿》这座关隘。甚至在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中也存在此种现象，只是有些人不喜注明或间接受益于该书罢了。
虽然，事实上，也确有学者对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提出激烈的批评。但不论是承继还是批评汤先生研究玄学的风格，学者们对其同时注重玄学解经目的及其与解经方法的关系，稍有忽略。更少去注意他之所以简说竹林玄学的原因。从反思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的角度，汤用彤对玄学解经理论之研究，应是值得重新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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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思的魅与惑——王弼、汤用彤研究论集》
李兰芬 著
ISBN：978-7-100-18637-7
开本：16开
定价：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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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李兰芬教授有关王弼和汤用彤玄学研究的论文，探讨了玄学作为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如置放在儒学发展的脉络里观察，其作用之魅力及困惑的双重问题。
李兰芬，广东新会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宗教哲学、中国宗教学学科史、儒家宗教问题，以及及王弼、汤用彤思想等研究。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波士顿大学世界宗教与事务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奥地利Innsbruck 大学基督教哲学系等机构的访问学者，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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