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旭、司卫国 | “极”的演化模式及认知机制——历时构式语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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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往对现代汉语极性程度副词“极”演化的研究主要借助传统语法化理论，但这种研究路径将“极”的形式和意义割裂开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形式的作用。本文在整合以往对构式语法和语法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的理论模型，并以词汇构式“极”为个案研究，运用共时与历时、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助汉语语料库系统考察“极”形式和意义形成与演化的一般规律。研究发现，“极”的“形—义”演化是由构式变化到构式化再到更深层次构式化的过程，该过程受泛化、隐喻、重新分析和类推等多重机制的制约。

关键词：“极”；历时构式语法；构式变化；构式化；认知机制

1.

引言

“极”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极性程度副词之一，表达说话者的一种主观判断。但据语料显示，“极”最初编码的是客观意义“房屋的正梁”，具有明确的指称。那么，“极”是如何由客观意义最终演化为主观意义的呢？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借助传统语法化理论，聚焦“极”的语法化过程、语法化动因和机制等（赵军 2006；文旭、黄蓓 2008；唐贤清、陈丽 2010；司卫国等 2016）。但是，这种研究路径存在以下局限：1）只聚焦词项“极”意义的演化，忽视了与该词项有关的句法环境的演变；2）将“极”的形式和意义割裂开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形式的作用。

历时构式语法是历史语言学、语法化理论和构式语法相结合的产物，主张运用整体的、渐变的语言演化观，从历时视角考察构式形成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历时构式语法聚焦构式整体的演化，对构式形式和意义同等关注，从而克服了传统语法化研究只重视形式或意义某一方面的弊端（Traugott & Trousdale 2013；Gregersen 2018；Hilpert 2018；文旭、杨坤 2015；彭睿 2019）；同时，也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鉴于此，本文在整合以往对构式语法和语法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的理论模型，并以词汇构式“极”为个案研究，系统考察其“形—义”形成和演化的一般规律，拟回答以下问题：1）词汇构式“极”的形式和意义是如何演化的？2）在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3）演化的认知机制是什么？

2.

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的构式观

历时构式语法认为，构式为语言演化提供语境，语言演化问题（如语法化、词汇化等）都可以看成构式问题。因此，在探讨构式演化之前，很有必要明确构式的定义及范围。

自构式语法诞生以来，构式的定义及范围就一直饱受争议。以往学者对构式界定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构式作为形式与意义 / 功能的配对体，其形式是指什么？其意义 / 功能又包含哪些内容？2）构式的不可预测性是否可以作为判别构式的标准？是否存在可预测或可推导的构式？3）构式是心理层面的认知结构，还是语言层面的语言型式（pattern）？4）构式的研究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否应该将语素、词、语篇等纳入构式研究的范畴？虽然本文不具体讨论上述问题，但此处有必要交代我们所秉持的“构式观”。

我们坚持一种彻底的构式观。首先，构式是抽象程度和复杂程度不同的、规约化的形式与意义配对体。构式的形式包括音位、形态、句法结构等维度，其意义则包含语义、语用、话语功能和社会语境等内容。其次，构式既可以是不可预测的语言型式，也包括可完全预测或推导的、心理上已经固化或规约化的型式。这一观点已经得到语言习得、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等领域研究的证实。即便某些语言型式可以完全预测，只要它们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也可以被当作构式存储。因此，不可预测性只是检测一个型式是否是构式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再次，构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知结构，即概念构式，它基于共享的形式、功能和语境存储于人类的超维概念空间中（Goldberg 2019）。但是，现实语言中也存在构式的表征形式，即语言构式。语言构式是概念构式在语言中的现实化（文旭 2017）。最后，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语言知识是由大小不一、复杂程度和抽象程度不同的构式所组成的清单。这一清单包括语素、词、习语、句法型式等多种类型的构式，例如，“极”最初是词汇构式，后来演化为“极+A/V”“A/V+极”“VP/AP+极+了”等图式性构式。换言之，语言的各个层面都涉及构式，构式是“一以贯之的”（Goldberg 2006：18）。

这种彻底的构式观将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是构式语法理论对认知语言学“概括的承诺”（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的继承，同时也为语言演化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

3.

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的理论模型

历时构式语法以构式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从历时视角探讨构式的演化过程、演化途径、演化机制及演化动因，为语言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我们认为，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的理论模型主要由以下要素组成（见图1）：一个模型（基于使用的模型），两个途径（构式变化和构式化），三个特征（图式性、能产性和组构性）以及多个机制和动因（泛化、重新分析、类推等）。这一模型基本回答了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观的总体指导原则是什么，构式演化的过程是什么，构式在演化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构式如何演化以及构式为什么会发生演化等问题。

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的构式演化观倡导基于使用的模型，主张语言知识源于语言使用，语法本身就是语言使用的产物，语言构式在使用中发展和演化（Bybee 2013；Noël 2016）。采用这一模型的重要成果包括：1）构式语法学家基本不区分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而是倡导语言知识就是语言如何被使用的知识；2）构式对使用频率及语境高度敏感，使用频率是语言表征的重要因素，构式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会发生演化；3）这一模型也决定了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研究的方法。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方法包括：共时和历时、描写与解释、内省与实证等（文旭、杨坤 2015）。这就要求我们得到自觉的、非诱导的语料支持，既要重视对语言事实的发掘，又要加强语言事实与理论的良性互动；既要关注语言的共时描写，又要重视其历时分析，做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研究实际使用中的语言。

构式变化（constructional change）和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是构式演化的主要途径。构式变化是指只影响构式内部某个维度（如语义、形态音位、搭配限制等）单独的形式演化或意义演化。它不会导致新的构式，即“形式_新—意义_新”配对的产生。构式化则关注新构式的出现，新构式的出现常常伴随“形式_新—意义_新”配对的产生。构式化会产生新的类型节点，并在构式网络中形成新的句法形态，编码新的意义（Traugott & Trousdale 2013）。构式变化和构式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构式变化是构式化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在构式变化中，只有涉及形式和意义的共同演化，才是构式化。构式变化有以下两种类型：构式化前变化和构式化后变化。前者是指构式化发生前已有构式形式或意义的演化，后者指的则是构式化发生后形成的新构式的形式或意义的演化。构式化往往始于已有构式形式或意义的演化，即构式化前变化，而构式化又为后期的构式变化提供条件。因此，构式变化和构式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构式化前变化→构式化→构式化后变化）。

图式性、能产性和组构性既是构式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同时也是衡量构式变化和构式化的三个重要维度。图式性是指构式的抽象程度。构式可依据其抽象程度形成不同的图式层级，如图式构式、次级图式构式、微观构式、构式例示等。能产性与构式的使用频率和搭配强度有关。如果一个构式使用频率高，搭配强度高，那么它的能产性就强，反之则弱。构式的组构性与构式“形—义”之间的透明度有关。如果构式“形—义”之间的透明度高，那么它的组构性就强，反之则弱。在构式变化和构式化过程中，构式的图式性、能产性和组构性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了解构式的演化过程之后，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挖掘构式演化的机制和动因。演化机制和演化动因是有区别的。演化机制旨在回答构式如何演化以及在演化过程中受何种机制制约。Traugott & Trousdale（2013）认为，重新分析和类推是构式演化的主要机制。而我们的观点是，构式演化受多重机制的制约，是多种机制合力作用的结果。演化动因主要是指构式演化的原因，即构式为什么会发生演化。

下文以词汇构式“极”为例，运用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模型，对“极”的演变路径进行新的、更为细致的描述，探讨“极”的演化特征，并揭示其认知机制。

4.

词汇构式“极”形式和意义的演变路径

构式演化的过程可以用构式X演化为构式Y来表示，其中X为输入端，Y为输出端。就“极”的演化而言，词汇构式“极”是输入端。根据《说文解字》，“极”最早被用作名词，具有明确的指称，既属于词汇构式，又属于实体构式。据语料显示，这一用法最早可追溯至周朝。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一共有23,337条有关“极”的用例。由图2可知，虽然在不同时期，“极”的使用数量有所波动，但总体而言，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极”的使用数量呈递增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词汇构式“极”的形式和意义均在发生变化。

4.1 构式变化阶段

“极”最早是表示客观事物的名词（N1），编码的是客观意义“房屋的正梁”，指称性较强；后来逐渐泛化为表示空间处所概念的名词（N2），用以描述“某种事物或状态的最高点/极点”。与N1相比，N2的指称性质趋于弱化，仅保留了原有词义中表示事物或状态极点的意义，凸显了“极”的[+ 顶端/ 最高点]义。例如： 

（1）极，栋也。（《说文解字•木部》） 

（2）极，极插。（《广韵•業韵》） 

（3）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礼记•大学》） 

（4）立名者，行之极也。（《史记•报任少卿书》） 

（5）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大学》） 

以上例句中，“极”都被用作名词。前两句是“极”的本义，即“房屋的正梁”。后三句表达了“极”的引申义，即某物或某种状态的最高点/ 极点。由N1到N2，词汇构式“极”只是在语义上发生了演化，被重新编码为“某种事物或状态的最高点/极点”，其形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并未导致“形式_新—意义_新”配对的产生。因此，这一过程只涉及“极”的构式变化。“极”的构式变化也为“极”的构式化创造了条件。

4.2 构式化低阶阶段

词汇构式“极”在演化的过程中，其词性也随之发生改变，由最初的名词逐渐演化为动词和副词。

语料显示，早在先秦时期“极”的动词用法就已初露端倪。例如：

（6）将过于中，泰将极而否欲来之时。（《周易》）

（7）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楚辞》）

（8）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鹖冠子•环流》）

（9）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礼记•乐记》）

显然，以上例句中“极”都被用作动词，意思是“达到……的极点/ 最高处”，例如，“极劳心”是“达到忧心的极点”，“乐极”是“达到快乐的极点”等。这些都属于“极”由名词引申为动词的用法。在这一阶段，“极”的形式和意义均发生了变化，其形式由词汇构式“极”演化为“极+V/A”“V/A+极”“极+N”和“N+ 极”等构式，其意义由对客观事物的指称转向对事物性质的陈述，用来表示事物所达到的极致状态（凸显动作过程）。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极”的指称意义逐渐弱化，在形态句法方面的自主性也受到限制，对其他成分的依附程度不断加深。我们认为，这是“极”构式化的开端（见图3）。

4.3 构式化中间阶段

结构形式的变化是语言演化的基础（张谊生 2014）。“极”由名词演变为动词之后，结构形式和句法位置发生了改变，原本表示核心功能的“极”逐渐变为辅助功能，词义也随之变得抽象，进而导致副词“极”的产生。根据我们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在春秋战国时期，“极”的副词用法并不多见，仅有11 例。秦汉以来，副词“极”才得到普遍应用。据赵军（2006）统计，《史记》中用作副词的“极”就多达23 处。副词“极”常常在句中作状语成分，起到修饰、限制谓语中心词的作用。例如：

（10）天下有极大乎？（《晏子春秋·卷七》）

（11）初极狭，才通人。（《桃花源记》）

从以上例句不难发现，“极大”“极狭”都是“副词+形容词”结构。“大”“狭”是性质形容词，可以用来说明事物的性质或特征。因此，上述例句都属于程度副词“极”修饰性质形容词的用法。由于性质形容词所具备的性状义最易被人率先感知和识解，因此最先受到程度副词“极”的修饰。

程度副词“极”除了可以修饰形容词外，还可以修饰动词，用来显示动词及其搭配所具备的性状义。例如：

（12）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战国策·燕策》）

（13）令侄节推甚安，幕中极烦他也。（《东坡文集》）

赵军（2006）认为，在与动词结合时，“极”最先修饰的是心理动词。因为心理动词表达人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其动作性和时间性较弱，所以最易被程度副词修饰。无论是修饰形容词，还是修饰动词，程度副词“极”的句法位置均相对灵活，“极”既可以置于修饰语之前，也可以置于修饰语之后。“极”的意义由对事物性质的陈述演化为用来显示事物状态及动作所具备的程度量，其构式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见图4）。

4.4 构式化高阶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极”除了作状语外，还可以充当程度补语。根据我们对语料的考察与分析，程度副词“极”作补语萌芽于西汉时期，主要存在于“V/A+极”构式中。例如：

（14）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淮南子·道应训》）

（15）史记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史记》）

太田辰夫（1987）认为，例（14）和例（15）中的“极”原本是动词，在句法位置上属于后置，而功能上则是谓语成分，用来凸显主语所具备的程度量。这一用法正是“极”作补语的开端。

语气助词“了”的出现是推动“极”向程度补语发展的关键因素。刘兰民（2003）发现，程度补语必须与“了” 同现，即“了”是程度补语的必需成分。李铁范、王代娣（2013）认为，“VP/AP+ 极+了”中的“极了”已经附缀化，对其所在的句法环境具有强烈的附着性，具体表现在：“极”和“了” 中间不能添加任何成分，也不能停顿，它们的词汇意义都不同程度地消失，本身的独立性受损。统计语料显示，“VP/AP+极+了”构式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朱子语类》中，但使用频率较低，到了明清时期此类用法才逐渐多了起来。例如：

（16）被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朱子语类》）

（17）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儒林外史》）

（18）你不要说起罢了，但一提起，我便心头痛极了。（《醒世姻缘》）

上述例句中，“极”分别位于形容词、感受动词和心理动词之后，形成“VP/AP+极+了”构式。这里的“极”已经是成熟的程度补语，起到对谓语进行补充说明的作用（杨荣祥 2005）。唐贤清、陈丽（2010）对近现代汉语中“极”作状语和作补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详见表1。

从表1 的数据来看，自宋代起，“极”既可以作状语，又可以作补语，但状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补语。到了清朝，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由此可以推知，清朝应该是程度副词“极”作补语的成熟时期，并在形式上逐渐规约化，一直沿用至今。

作补语的“极”演化到现代汉语阶段，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固化的图式性构式“VP/AP+极+了”。在这一构式中，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完全失配，“极” 的客观意义丧失，被构式义所压制，仅处于从属地位（Panther & Thornburg 2004）。对其意义的理解必须依附“VP/AP+极+了”这一构式的整体意义。口语中的“棒极了”“好极了”“妙极了”等一般都用作对问题或观点的回应， 仅仅表达了言者本人的主观态度和主观推断。充当程度补语的“极”不再为其所修饰的动词或形容词提供程度限制，丧失了表示程度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隶属于语境定位的功能，即将具有表示某种程度量的谓语（有时甚至是它所参与的整个小句/情景）与说话人的态度联系起来（文旭、黄蓓 2008）。

纵观词汇构式“极”的演化过程，“极”的语义和句法功能均在发生变化。“极”由最初的客观意义最终演化为主观意义，其词性也经历了由名词到动词再到程度副词的变化，依次诞生了词汇构式“极”“极+V/A”“V/A+极”和“VP/AP+极+了”等新的构式。不同构式之间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形成了一个构式连续统（见图5）。这一过程既是“极”由实体构式发展到语法构式的过程；又是“极”发生构式变化和构式化，再到构式化不断加深的过程。

5.

“极”构式变化和构式化的主要特征

图式性、能产性和组构性既是构式自身的属性，同时也是衡量构式演化的重要维度。在“极”由词汇构式向语法构式演化的过程中，构式的图式性、能产性和组构性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5.1 图式性

图式性是构式范畴化的属性，主要涉及构式的抽象程度。根据构式的图式性可以把构式分为图式构式、次级图式构式、微观构式和构式例示四类层级。构式演化通常发生在微观构式和构式例示层级，往往伴随着构式图式性的增强。图式性增强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微观构式可能变得更加图式化或抽象化；其次，图式本身可能发生扩展，逐渐拥有更多的内部成员（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极”最初是实体构式，图式性较弱。在构式变化阶段，“极”被重新编码为事物或某种状态的最高点，相对于最初表示“房屋的正梁”，事物或状态的最高点趋于抽象化和主观化。因此，“极”在这一阶段的图式性是增强的。在构式化阶段，依次诞生了“极+V/A”“V/A+极”“VP/AP+极+了”等新的构式。这些构式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形成了一个构式连续统。随着“极”构式化程度的加深，有更多的范畴成员进入构式的空槽（open slot）中。构式图式发生扩展，逐渐拥有更多内部成员，愈加图式化。因此，“极”由构式变化到构式化的过程是由实体构式到图式构式，再到图式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5.2 能产性

构式的能产性主要表现在构式的可扩展性和受限制性两个方面。可扩展性指构式允准其他图式构式的能力。受限制性指的则是构式整体对相关槽位的句法语义限制。一般而言，构式会对进入该构式空槽的元素设定准入条件，一方面允准一部分成员进入该构式，另一方面又将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元素排除在外。从构式演化的角度看，构式的能产性主要与构式的使用频率有关。使用频率由类频率和例频率组成。新构式的形成和扩展与类频率密不可分。在构式演化过程中，新构式的能产性是不断增强的。能产性增强表现为构式类型及其用例的扩展，具体体现在微观构式的类频率和例频率的增加、搭配成分的扩展。

词汇构式“极”在演化之前能产性较低。在演化过程中，涌现出的新构式具有较高的能产性。新构式的能产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极” 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的微观构式，如“极+V/A”“V/A+极”“VP/AP+极+了”等，导致构式类型及其用例的扩展；其次，新构式具有较强的搭配能力，对相关槽位的句法语义限制降低，能够允准更多的成员（如名词、动词、性质形容词等）进入这些构式。新构式的能产性具有梯度性特征，形成了从低能产性到高能产性的连续统。

5.3 组构性

组构性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焦点话题。语言组构性原则的基本内涵是一个结构的意义是该结构直接组成成分的意义和组构规则的函数。Goldberg（1995）认为，构式语法研究的优点之一就是维持了组构性原则，贯彻了“部分组构” 的思想，即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词项义和构式义的整合与互动。构式的组构性与构式“形—义”之间的透明度有关。Traugott & Trousdale（2013）认为， 在构式演化过程中构式的组构性是不断降低的。组构性降低主要表现在：首先，构式“形—义”匹配的透明度不断降低；其次，新构式出现后，旧的句法形态和新的意义之间出现不匹配。

在未发生演化之前，词汇构式“极”的形式和意义透明度最高，因为词汇构式“极”的构式义就是名词“极”（N1）的本义，换言之，这一时期“极”的组构性最强。在构式变化阶段，“极”在形式上还是词汇构式，语义上发生了泛化，但词汇构式“极”的构式义仍然是名词“极”（N2）的意义，因此， 在这一阶段“极”的组构性没有发生变化，依然维持了较高的组构性。在构式化阶段，依次涌现出“极+V/A”“V/A+极”“VP/AP+极+了”等新的构式，在这些构式中，构式的意义和形式匹配的透明度不断降低，构式义已经不再是词项义和构式义的总和，其词汇意义被构式义所压制，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构式化阶段，“极”的组构性是不断降低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极”形式—意义的演化过程呈现出如下特征（见表2）：构式图式性和能产性不断增强，组构性不断降低。在构式化后期，“极”已经完全丧失了概念意义，仅具有强调语的功能，逐渐形成了一种规约化的构式“VP/AP+极+了”，这一构式的图式性和能产性最强，组构性最低。

6.

词汇构式“极”形式和意义演化的认知机制

构式形式和意义的演化是有理据的，即各种各样的认知机制和动因触发了构式演化。Traugott & Trousdale（2013）认为，重新分析和类推是构式演化的主要机制。我们认为，构式演化受多重机制的制约，是多种机制合力作用的结果。

6.1 语义泛化

泛化是词汇构式“极”发生构式变化的主导机制，指的是“极”语义的抽象化、一般化和扩大化。“极”最初是表示客观事物的名词，本义是“房屋的正梁”，其指称性较强。后来，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和语用范围的扩大，“极”逐渐用于指称与它本义无关的事物，使得“极”本来的词汇意义消失，自身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极”逐渐泛化为表示空间处所概念的名词，用以表示“某种事物或状态的最高点/极点”，仅保留了原有词义中表示事物或状态极点的意义，凸显了“极”的[+顶端/最高点]义。“极”语义上的泛化也为词汇构式“极”发生构式变化和构式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6.2 隐喻机制

隐喻是构式演化的重要机制。隐喻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基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Lakoff & Johnson 1980）。张谊生（2014：362）认为，“语言演化是一种词汇—语法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 是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转变”。人类的认知隐喻能力可以使其通过跨域表达的方式描述构式演化，即用一种认知域来理解和认识另一种认知域。跨域投射的一般规律是人>物>过程>空间>时间>性质。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具体到抽象、简单到复杂、实体到非实体、熟悉到不熟悉的认知过程。

“极”最初用作名词，指称“房屋的正梁”；而后泛化为表示空间处所概念的名词“事物的顶端/ 最高点”；然后又演化为动词，被隐喻化为一种时间概念；最后被用作程度副词作补语，仅用来表达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或者说话人的主观推测和判断。因此，“极”演化的过程正是“极”由物理域投射到空间域，由空间域投射到时间域，再由时间域投射到心理域的过程。由此可知，隐喻机制贯穿于“极”构式变化和构式化的全过程。

6.3 重新分析和类推

重新分析是指构式由于受语用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而被重新划分边界，它只改变构式的内部结构或功能（徐通锵 2005）。例如，一个可分析为“（A，B）C”的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后变成了“A（B，C）”结构。在“极”的演化过程中，重新分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最初指称客观事物，其边界较为清晰，只具备名词的功能。后来在泛化作用下，“极”又具备了动词的功能，这时“极”的边界已经发生改变，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结构和功能。到了构式化后期，“极”演化为程度副词，可以作状语和补语，主要依附于“VP/AP+极+了”构式，其边界被彻底重新划分，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句法和语义结合的方式。

类推是指语言结构纵向的聚合组织、表层搭配和使用模式的变化（Hopper & Traugott 2003）。它在从一种语法形式向另一种语法形式固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极”的演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构式化阶段，诞生了“极+V/A”“V/A+极”“VP/AP+极+了”等构式。这些构式在形式上均存在类推关系，即由“极+V/A”可以类推至“V/A+极”，由“V/A+极”可以类推至“VP/AP+极+了”。这种类推关系也充分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保守性”特征， 即人们总是喜欢用一种自己熟悉的事物谈论另外一种事物。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极”的演化受泛化、隐喻、重新分析和类推等多重机制的制约，是多种演化机制合力作用的结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演化机制并不都发生在“极”演化的全过程，而是发生在“极”构式变化和构式化的不同阶段。

7.

结语

构式永远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构式演化是语言发展的常态。构式被频繁使用，就会致使旧的形式与意义的失配，进而形成新的形式与意义配对体，并逐渐固化为新的语法构式。新构式的形成受多种机制制约。各种机制相辅相成， 互相补充，共同触发构式演化。

本文基于历时构式语法视域下构式演化的理论模型，系统考察了词汇构式“极”形式和意义的演化过程、演化特征与演化机制。研究发现，“极”的演化是由构式变化到构式化，再到构式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构式的图式性和能产性不断增强，组构性不断降低，并受多种机制的制约。限于篇幅，本文只聚焦“极”的演化过程和演化机制，至于“极”的演化动因，即“极”为什么会这样演化，我们将另文讨论。

作者简介

文旭，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学、外语教学等。

司卫国，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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