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中国创新药的两座大山

1. 高风险

2. 重资产

3. 结语

创新药研发本就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将风险类别进行划分，可以简单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科学风险，即这款药能不能开发成功，获批上市，一类为商业化风险，即这款药能卖多少钱，给企业带来多大多久的回报。

而中国创新药和美国创新药相比，承担了更大的科学风险和商业化风险，这是第一座大山。

科学风险上，也可细分为两大类，研发与监管。研发上，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和全球性的产业化落地上，都弱于美国，这些都毋容置疑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监管上，一个敢做，一个不敢批，主要影响在开发时间上，许多企业只能采用迂回策略，先去海外申报临床，拿点数据，这样子才能加速国内IND的申报。至于后续的新药上市申请，国内监管方面在某些地方是不落后于美国的，而这些地方往往是看不到审评报告的，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商业化风险上，美国也有，比如那些商业化退市的品种，主要是因为没市场了，这样的原因，不分地方，在哪都一样。而中国创新药比美国额外承担了两方面的商业化风险，一个内卷，这个大家都知道，内卷触发犀利的医保谈判，导致理想中的市场萎靡，利润空间下滑。另一个就是独家品种，也会面临着灵魂谈判，如治疗罕见病的诺西那生，从70万一针砍到3万多。

如今的医保谈判演变走势，像极了曾经的双十一狂欢购物节，未来必然会出现大量这样的谈判成功品种。消费者/支付方把计算器按得快冒烟了，厂家到手营收和活动前相差不大。

中国创新药是一条比美国创新药还要难许多的活，选择高科学风险，研究上弱了，监管上卡了，时间上长了，好不容易闯出个独家品种，商业化上也避免不了灵魂一刀。选择低科学风险，运气好的，能在内卷到来之前，喝上几口头啖汤，运气坏的，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拣点残渣剩菜。

中国创新药的现实问题就摆在这，科学风险无可避免，只能靠持之以恒的投入来弥补。而商业化风险其实还可以做的比现在更好，面对内卷，现在的措施已经起到相对良性的作用了，对于独家品种，则不能够一棍子打死，使用驱虎吞狼之计反而更好，即医保先不砍价，其他部门重点扶持这类竞品的开发，比如补贴研发费用，加速审批审批之类，等竞品数量状大了，再割，这样营造的市场环境会更加良性。

网上有一篇清科研究的报告，分析了中国LP的构成，2022年PE/VC/早期投资机构新募人民币基金LP国资属性分布图里显示，PE机构里的LP有75.5%（64.1%+11.4%，国有控股+国有参股）是具有国资属性的，VC机构则是63.7%（54.6%+9.1%），早期投资机构则是45.3%（33.8%+11.5%）。

也就意味着，越到后期融资，越离不开国资基金，而国资基金最喜欢什么样的项目？是那些重资产项目，比如需要几百亩地，提供数百上千个岗位，每年产生N亿的工业产值等等。

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创新药投资都集中在早期阶段，后期阶段几乎没人投。创新药行业本就是一个分工十分明确的行业，biotech负责研究和早期阶段的开发，后期阶段的开发和商业化一般会交给有一定规模的药企来做，各司其职，高效利用资源。

也只有少数大品种，才能支持biotech跃升至研产销都具备的制药企业。绝大多数的小品种都不支持biotech如此跃升，制药行业尤其在国内，十分讲究成本，原料是否自给自足，设备仪器是否来自国内厂家，还是进口得来的，商业化队伍布局了某一个科室，到底可以卖一个品种还是可以卖多个品种？这些方面，biotech在国内的大药企面前，大都不具备优势。

因而现有的后期以国资基金为主导的、以抓落地为根本的投资风向，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打脸充胖子型的、低效率的、低容错率的企业，浪费国家资源，压垮了中国创新药的发展。

尤其对于那些有一定现金流的小型企业，将营收多少比作赛跑速度的话，后期资金更偏爱投一只千年乌龟，也不愿投一只正在小憩的兔子。

各地国资基金不妨将评价标准改变一下，对待高新产业，尤其是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短期不应以开花结果多少来评判好坏，应以播了多少种子才比较合适，毕竟现在的种子播的越多，未来结出来的花朵与果实也会越丰硕。具体点，那就是合理看待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及其在产品销售之外的，对整个医药行业的贡献（IND、NDA、deal），相信各位biotech创始人们，选址肯定会优先选择对创新药的融资额最大、研发投入或增速最大的城市，而不是选医药工业产值最大的城市落地。只有双方情投意合，才会终成眷属。

毕竟摘别人果实的活，人人都会做，没有人会将果实递到你嘴里，甘甜的果实只有自己种的才能品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