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 | 空间正义中的网红审美

士绅化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士绅化给城市空间带来的「中产阶级审美」、「网红审美」反映了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作为物理空间和景观中的体现，越来越均质化的城市空间成为商品，公共空间成为集体消费的场所，并产生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地方感。

Sharon Zukin的《权力地景》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资本批判的视角，解释20世纪劳动关系的改变如何导致当今士绅化审美的泛滥。在《权力地景》中，士绅化空间脚本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技术工人、金融资本、中产阶层、创意阶层、评论阶层和文化符号。

士绅化审美的入侵从「临界空间」的出现开始。Zukin认为「临界空间」如同城市空间中的气泡，在生活与工作之间、商业与宗教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经济重构的方式创造出新的空间可能性。

临界空间来源于市场与地方的分离。市场即是具象的空间，也是抽象的「文化门槛」。地方市场大多起源于特殊的位置和时间，例如宗教场所、交通枢纽等。因此，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地方的空间形态和生活脚本，构建了独特的地方感。此时地方和市场密不可分。

技术和金融系统的进步改变了生产方式，按件计酬的劳动制度标志着地方与市场开始逐渐割裂，市场的流动性不再收到地方限制。市场不再内化地方，但地方开始内化市场，并屈从于生产空间。劳工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环节。

在地方与市场分离的语境下，Zukin把地景定义为「市场和地方之间的脆弱妥协」。市场代表了社会与空间的分化，相对地，地方代表了社会与空间的趋同。

最终，地方与市场的分离导致生产者从技术工人慢慢转变为作家、艺术家、金融家和银行家。

脱离了地方的市场不再受到空间限制，开足马力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重构和消费主义导致了地方的同质化，交通成本的降低推动了工业产品的远距离传播和消费，同时，来自于好莱坞和迪士尼的全球性文化也在削弱地方的独特性。同质化的地方拥抱资本，而资本涌入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同质化。

科技进步压缩了时空距离，公共空间的传统意义被科技的便利所消解，地方社区这一概念显得越来越「过时」。时间的重要性降低，而空间的重要性开始上升。这一趋势诞生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调解或掩盖了同质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矛盾。

在市场和资本扩大的过程中，临界空间将市场文化「制度化」。这种市场文化制度推动社会形态由生产向消费转变。

在临界空间中，私人空间的公共使用定义了城市的形态。它们可以是用于私人活动的公共空间，也可以是允许公共使用的私人空间。这些临界空间往往与购物中心、主题餐厅、艺术场馆等联系紧密。因此，临界空间中的消费行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感。这种地方感的形成机制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取悦私人投资者，市场和地方慢慢走向对立。

至此，临界空间已经具备了承载金融资本、企业权力、文化价值以及市场品味的条件，不仅重塑了城市形态，也界定了公众梦想。企业、经济和士绅化审美开始了塑造地理的脚步，「后现代」成为资本意识裹挟消费社会的重要武器。

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戏谑的视角来看待市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通常后现代建筑和景观伴随「不具有威胁性的经济权力象征」，与地方特色风土划清界限。后现代主义成为士绅化审美成长传播的温床，市场和文化艺术之间的界线逐渐开始模糊。

生产空间的衰退是资本空间化最初期的体现，也是士绅化资本和士绅化审美入侵的第一步。

威尔顿（Weirton）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钢铁重镇，约有2万人口。当地的威尔顿钢铁公司曾是西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私营公司，雇佣超过12000名员工。

80年代钢铁行业衰退导致威尔顿钢铁公司大量工人失业，在金融资本的帮助下，当地工人从国家钢铁厂（National Steel）购买了部分业务并成立了新威尔顿公司。

威尔顿钢铁公司自给自足的整合式工厂强化了企业在城市中「家长式的」工业权力地景，导致生产空间遮蔽并延续了社会和空间的不平等。类似的企业城市也都体现了地方自主与权力之间最初的「脆弱平衡」。在平衡被打破后，金融资本开始渗透进入实体产业，生产者通过入股方式转变成为投资者。家长式的工业权力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临界空间」。

与单一企业支配的威尔顿不同，汽车产业对底特律的区域性支配，开始了权力地景的「创造性破坏」。

资本流通维度的扩张，使得金融资本成为地方生产空间不可或缺的角色。而这些金融资本又迫使实体产业在流通范围内将更多地点转变为生产空间。

原本位于底特律市区的McLouth钢铁公司在破产重组后，迁往位于底特律南部的Trenton地区，并进行更大规模的汽车零部件制造。资本的推动使得空间生产向外扩散并形成市场垄断，而资本却占领了市中心腾退出的「临界空间」，推动了底特律「去工业化」的进程。

Zukin认为，长远看来，诸如钢铁和汽车这样的生产制造型产业无法重构经济权力的地方地景。因此，「去工业化」开始在这类城市蔓延开，由此产生大量需要被重新定义的城市空间。

威切斯特代表了生产空间经历了「去工业化」之后迈入中产阶级消费空间的重要节点。

威切斯特县（Westechester County）位于纽约北部，由于区位便利且地价低廉，威切斯特吸引了包括IBM、万事达、百事等在内的数十家世界500强企业设立总部或研发机构。

总部经济的入驻带来了大体量的地产开发，资本开始重构空间，并导致均质的意向，而均质性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在威切斯特，同质性代表「去士绅化」、「去工业化」和企业办公迁址这三种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叠加。企业总部入侵郊区代表这经济权力地景的空间扩散，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吞并蚕食了以生产制造为主的郊区城镇。

士绅化迅速提高了威切斯特的地产价值，迎合中产及精英阶层的利益与喜好，为士绅化审美和消费习惯提供土壤。

在传统的生产性空间扩散至郊区和农村之后，城市中心成为士绅化审美的生产空间。

Zukin认为「城市中心代表了城市的主要形象和中心性意向，也是经济和文化价值矛盾斗争的场所」。通常，市中心都有了各自的历史层次和特殊地景。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这些历史文化资源都成为了士绅化审美生长的养料。

另外，Zukin还提出了「评论阶层」的概念，并将评论阶层视为能处理文化资本的劳动力。评论阶层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基础，生产出各式各样提供文化正当性的叙事框架。这些叙事框架类似于文化挪用，既可以属于文人雅士，也可以是市井的生活方式，但最终将成为可以交易的文化符号，推动了「网红审美」和「文博流行」。

士绅化带来的空间重构导致市中心成为了最大的临界空间。市中心的范围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昂贵，并终结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土地标。本地餐厅不再能够承受店租，连锁餐饮品牌取而代之。

与市中心士绅化伴生的是带有艺术特质的高级服务业和创意产业。这些产业将消费品转化为文化符号，在城市更新中将传统地方文化重塑成为现代城市功能的新容器。

上海新天地/北京芳草地艺术中心

最终密集的地产投资将城市中的临界空间转变为权力地景，市中心被另一种文化形态接管。

反身性消费是士绅化过程中的重要特点。在这个系统中，消费影响了生产，生产又决定了消费。

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即是这类网红审美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网红审美的生产者和传播者。Zukin认为经过士绅化的商业形态可以概括为「ABC」的组合，即画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店（cafes）。这些业态都是反身性消费实践的最佳载体。

士绅化消费的反身性使得「仪式感」变成了可被贩卖的标签。全球化品牌的扩张将空间从地方转变为功能场所，制度化的市场文化在市中心这一临界空间中已经培养成熟。消费者的熟悉感不再来源于地方与商品，而来源于品牌和仪式感。

仪式感带来了特殊的「料理地景」。饮食的品牌、环境、地点等成为了主要考量，而饮食本身却退居其次。

Zukin以洛杉矶和迈阿密为例，认为在后现代的「梦想都市」中已不再需要任何制造业，只需要为了视觉消费而进行生产的服务业和创意产业。

迪士尼是士绅化审美的高级产物，迪士尼化的权力景观正在从主题公园蔓延到城市空间中。

迪士尼代表了士绅化审美的升级，通过掌握对于商品和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解释权重塑了视觉消费。纵观整个迪士尼文化，Zukin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人从事生产的、保守的乌托邦」

模式化的复制粘贴、集锦式的布局、追求典型片断的图像堆砌，这些彼此交错的资讯构成了消费诉求，用感官化的方式刺激消费者的官能和情绪。

在士绅化的空间脚本中，权力与空间是互为生产的：空间的权力化必然生产权力化的空间。迪士尼公园的景观体现了空间权力的微观化，从不同的地方风土中抽取中「安全的许诺」组成迪士尼式的地景。迪士尼将公共娱乐转化为企业权力地景，同时投射出权力弱势者的消费欲望。

迪士尼化的企业权力地景是理想的视觉消费对象，最终形成一种基于视觉消费的大众传播。消费从工具性活动变成符号性活动，物质消费最终都指向精神消费。

商品的象征意义成为决定消费的首要因素，最终视觉消费成为了唯一意义。

迪士尼对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解释实质上是创造文化正当性的权力。如同评论阶层一般，全球化品牌们将消费品安置在凸显其文化正当性的叙事框架中，取代所谓的「博物馆疲劳」，以一种模糊商业和艺术、公共和私人的姿态传播价值，成为象征主义的资本。

依靠其强大的文化生产力，主题公园化的景观营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正当性，消除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的界线。

然而迪士尼化景观的尽头并不在主题乐园内，这些本只属于公共游乐的拼贴景观正从主题公园向城市空间蔓延，导致了越来越多「移植城镇」、「土味建筑」和「艳俗景观」的出现。

在士绅化过程中，空间正义与道德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空间权力包含了权力的资本逻辑和空间逻辑。其中，权力需要外化为空间，必须依靠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来维持和运作。在权力不断介入空间的过程中，空间成为权力实现自身的载体，使权力不断空间化和景观化。

士绅化审美使消费被置于视觉和景观之下，空间权力创造出无处不在的消费景观，城市居民转变为消费者，不论是物质消费还是视觉消费，社会形态从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坍塌。

从生产到消费反映了社会意义的转变。在消费中获得认同，而这种消费越来越视觉化和符号化。这背后是资本和权力意识的裹挟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渗透。「网红景观」在空间中代表了私人和公共之间临界空间的变迁，临界空间中获得的认同感来自于评论阶层和文化生产者。这些认同感带来的社会分化正在慢慢耗尽空间中的正义和道德。

资本和权力导致城市空间被不断重构，并产生碎片化和层级化的空间形态。临界空间的价值越来越模糊、价值越来越淡化。

新的权力地景需要的不是中心性和纪念性，反而是视觉上协调公共与私人消费、全球与在地资本、市场与地方之间的张力。

Zukin认为「可行的经济必须有一致的道德价值」，而资本正是空间正义和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临界空间中产生的模糊边界需要以「定义公共价值」的方式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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