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我有一个曾用名

01

家在太阳岛

网上有个段子，进入任何一个单位，门口的保安总会对陌生人提出“灵魂三问”，也就是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开宗明义，首先我要向读者诸君回答三个“灵魂之问”的其中之一——我从哪里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安徽铜陵人，1963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

滚滚长江，蜿蜒曲折。波澜不惊的浪花，裹挟着亿万泥沙缓缓东流，在万里江面上洒落下难以计数的明珠——江心岛。老洲乡与上游的和悦洲、下游的胥坝乡一样，都是这样一个四面环水的江心岛。

老洲乡又称曹韩洲，位于胥坝乡西南侧江中，东与铜陵市隔江相望，西与无为县、枞阳县隔江相邻。和悦洲形如荷叶，初始得名荷叶洲。老洲乡则状似一片柳叶，飘浮在波光粼粼的江面。

老洲乡现辖光辉、中心、和平、民主、成德5个行政村，123个村民组，人口1.4万。早在1958年老洲乡就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文化之乡”的光荣称号，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陵牛歌”的重要传习地。

上世纪50年代末，有文化有知识，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刚刚30岁出头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从当时的铜陵县某机关单位，名为自愿实为强制地下放到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跟随他一起下乡落户的有我年近六旬的奶奶，正当青春好年华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姐姐。

母亲说，下放初期，一家五口连一个暂时居住的窝棚都没有，后来经大队和生产队协商，紧邻某生产队关了好几头牛的牛棚临时搭建了一个草屋暂时栖身。临时窝棚雨天漏水，蚊虫遍地，牛的叫声、牛身上和牛粪混合的气味让一家人夜里无法入睡。这样的“牛棚”生活我没有赶上，但通过母亲的描述和一些影视剧的镜头，我大体能够想象得到，那是怎样一个不堪回首的“悲惨世界”。

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作为父母下放后孕育的第一个、同时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我在安徽省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光荣地诞生了。母亲没有告诉我，我出生时，是否出现过什么不同寻常的情况，比如满屋红光、天有异象之类。很多书上都说，出现这类异乎寻常的现象，往往预示着一个天赋异禀、非同寻常的大人物降生了。很遗憾，我没有听母亲说过一丝半点。

实事求是地说，从反右运动到文革期间，父母和我的两个姐姐经受了很多打击和磨难。我出生稍迟，长大后已经是文革末期，政治和社会环境已与文革前期有所不同，遭受的歧视和恶意刁难较少。我的生活环境，和当时村里其他家庭的孩子差别不大，学习和生产活动，与其他小伙伴也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与两个姐姐和那个时代年长一些的很多青年相比，我都算是十分幸运的。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先后在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学校和铜陵县一中（现铜陵中学）读完了连续十多年的小学和中学。文革期间教育系统受到很大冲击，学习的内容很有限，但我毕竟和那些幸运的少年伙伴一起，接受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中小学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入安徽师范大学，离开铜陵去芜湖读书。在此之前，我在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老洲乡光辉村）和县城中学学习生活了19年。这19年，是我人生的起点和加油站。老洲乡光辉村，那个美丽如画的太阳岛，是生我养我的故乡。那里，留下了我成长的足迹、少年的烦恼和青春的迷惘，留下了我许许多多苦涩、忧伤和温馨的回忆。那里，有和我一起玩耍、成长的伙伴，有给予我启蒙和亲切关怀的老师，也留下了我学习之余参加生产劳动的辛勤汗水。

上世纪80年代初，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广为流行，传唱在广场、校园、大街小巷：

作为“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一员，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时代主旋律，给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我带来了无尽的期待和梦想。

严冬过后，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生长，一切都焕发出春天和生命的气息。走过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迎来了历史大转折的新时期。年轻的我们，面对的是遥不可及但却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未来。

我，这个黑五类（特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分子）的“狗崽子”，曾经根本无缘参军、上大学等大好发展机会。如今，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另类学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刚刚恢复不久，竞争异常激烈，在学校和众多老师的接力培养和精心哺育下，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我十分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成为时代娇子和家庭的希望。大学毕业后我从象牙塔到媒体圈，从大学老师到资深编辑，先后在两个单位多个岗位工作，评上了新闻类副高级职称主任编辑。

我和我的姐妹们一起，在日新月异的祖国大家庭里，“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

02

我有一个曾用名

我的生父姓王，我现在的名字也是姓王。但在我上大学之前的中小学阶段，我一直姓张，以至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很多当年的同学和老师都一时不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呢？

我的生父王XX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带着家人一起下放到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母亲说，下乡后，他根本不会做农活，家务事也很少做，家庭因为他的原因突然遭受重大变故和打击，他心理上接受不了，身体也渐渐垮了，染上了当时不能根治的肺结核。1966年秋天的一个雨夜，他狂吐半脸盆鲜血气绝身亡。父亲去世前两年，奶奶因照顾刚出生不久的我，清晨起床时突发脑溢血已经先他而去了。

父亲去世那年，我只有3岁多，对他没有一点印象。不久，母亲生下了他的遗腹子，我的大妹妹。于是，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失去丈夫，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孤身一人怎么能承担得了我们4个孩子的抚养重担？母亲内心的煎熬和伤痛可想而知。

两年后，经人介绍，一个从无为县逃荒在此落户的张姓农民走进我家，和母亲结婚，承担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从此我们兄妹4人有了这个姓张的继父。1969年，母亲和继父有了他们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们同母不同父的小妹妹。我们兄妹5个只有小妹一人姓张。

两个姐姐与读书无缘，从小就做家务，干农活，协助母亲养家糊口。一转眼，我和大妹妹先后都到了读书的年龄。为了减少村里人和老师、同学对我们的歧视，母亲和继父商量上学报名时，我们都随继父姓张。这样，从小学到高中，这十几年时间里，我一直是姓张。

1978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给右派摘帽平反。这个政策从上到下，层层落实，母亲也先后从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手里，收到了有关给我的父亲平反摘帽的通知。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报名时我恢复了本尊，认祖归宗改回姓王。

在我们的档案里，很多表格都有“曾用名”一栏，大多数同志这一栏都是空着的，根本无需填写。但我在参加工作初期，很多表格的“曾用名”一栏，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张XX”。这不是我一个人冒用了两个人的身份，而是特殊时期在我们这个特定家庭发生的特殊经历。

邓丽君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字叫《看你怎么说》，开头几句是这样唱的——

妻子改嫁，儿子改姓，历来被认为是人生之大不幸，但这种悲剧却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中国人历来讲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个规矩让我给破了。19岁之前，我的确曾经是姓张，此言不虚，由来清楚，合情合理也合法。

对于我的生父，我没有一点印象。母亲后来告诉我，1966年秋天，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被打成右派下放在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的父亲，积郁成疾，悲愤难抑，吐完半脸盆鲜血后气绝身亡，年仅40岁。

父亲家是三代单传，亲友本就不多，落难下放农村，更是谁也靠不上。父亲去世时，母亲一时慌乱无措，只得求人找了几块木板做了一个木盒子，用芦席一裹就将他匆匆安葬了。母亲说，父亲身材瘦高，木板短了一点，收殓时他的双腿还是弯曲着的。活着时郁郁不得志，饱受冤屈和打击，死了还不能伸展一下。父亲的一生真是太憋屈了，真正是死不瞑目啊！

父亲去世时我仅有3岁多，少不更事。对于他短暂、曲折而悲哀的一生，除了母亲偶尔三言两语的介绍，我只能通过40多年前有关部门下发的两份摘帽平反通知书、一份复查改正报告略知一二。

第一份《通知书》比较简单随意，是1978年11月20日以中共铜陵县老洲公社名义下发的：“根据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通知，摘掉王**右派分子帽子。特此通知。”

第二份《通知书》比第一份正规，有文件字号“（79）铜革字第42号”，是铜陵县革命委员会1979年1月15日正式下文的：“兹查王**因右派而戴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帽子。根据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规定，现摘掉其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帽子，特此通知。”

关于其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报告，成稿于1979年9月。这是有关部门根据中央新的文件精神，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后，写给中共铜陵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的专题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我大体了解了父亲的基本情况。报告说，父亲系“家庭小土地出租出身，本人学生成分，初中文化程度，铜陵县城关人”。“（19）50年参加我革命队伍，任大通供销社主任……（19）58年3月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58年6月8日经县法院判处管制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19）59年9月10日县法院撤销原判处管制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之判决。”

复查改正报告对于父亲当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几点依据，一一进行了调查复核，最终认定其有些言论“一度符合了右派思想，但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关于他看到报纸上章伯钧有关言论后，“对我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的个人认识，并非攻击。说法有错误，但可以不定为右派言论。”关于他在有关工会民主会议上的不当言论，包括对于单位个别领导因工作分歧而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些说法不妥，“并非攻击党”，“可以不定为右派言论”。

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根据上述材料，对照中央划右标准，王**的言论，有的符合了右派思想，但可以不定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报告最后有我母亲作为家属表达的个人意见：“感谢党中央，感谢华主席对我们全家的亲切关怀。今后，我和我全家一定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贡献一切。”我知道，母亲虽然认识不少字，但下放多年不可能说出这样恰当、得体的场面话，一定是在县城工作的舅舅代笔代劳的。舅舅先后在县水产公司和商业局工作，并担任过领导职务。父亲的平反、我的学习生活和升学，他都操了很多心。

除了这几个纸张已经发黄、很多字迹已经漫漶难辨的书面材料，与父亲有关的物品，我们能看到的仅有几张老照片，一个他使用过的砚台，以及被母亲剪做鞋样的书信。抚摸着它们，我偶尔会想象他伏案工作、磨墨写信的姿态。算起来，父亲1926年出生，如果他能活着，今天快到百岁的年纪了。他1966年去世，至今也已经超过了半个多世纪。

父亲草草安葬在现在的铜陵市天井湖公园天井书院后面的山坡上，据说那里当初就是王家山，附近有个孤儿院。那个朝南的山坡，前面有一汪清澈的湖水，附近是一片茂密的松林。在县城读高中时，母亲曾经多次带着我去寻访过，可惜时间久远，杂草丛生，当年的树木已经长大，周围的环境变化太多，母亲已经找不到父亲准确的坟茔了。

蓬山路远，阴阳相隔，早就回归自然连一个墓地也寻找不到的父亲，会不会责怪我这个不肖儿子呢？此后余生，我就像过去很多年那样，在每个冬至日，去你的骸骨安放之所、灵魂所归之处走走转转，去和你说说话、谈谈心。听听你的委屈和心声，谈谈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谈谈我退休后的打算，也谈谈儿子、儿媳和可爱的宝贝孙女他们一家人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有人说，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我要用孙女天真可爱的笑容，治愈我前半生的所有伤痛和不甘，放下执念，心平气和地与自己和解，与这个社会和解。往后余生，我将和妻子一起好好照顾孙女，让儿子儿媳安心工作，同时尽享天伦之乐，弥补父母与我们两代人太多的缺失和遗憾，健康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我想，这应该也是父亲九泉之下的期待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