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民声 | 说话要有根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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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在日常场合，有时确因自己说话不妥而得罪人，这需要自我改正；但也有时说话并无不妥，却得罪了人，也只有无奈。在感慨之余，就会想到，在许多场合，还是得记住毛主席的“说话要有根据，批评要注意政治”的名言。

至于在重大外交场合，面对突发的对中国不利的形势，不顾个人得失，临危不惧，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使然。您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颇为佩服。

吴建民：我们的许多外交官都做得很好。

赵启正：这种场合的确是要有牺牲精神的。我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说过，对外讲话，说对了没表扬，说错了可能受批评，但不能因此而胆怯、失去表达正确见解的机会。以国家为重，这才高尚。

吴建民：的确，为什么有些中国官员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不愿对外讲话？原因正在于此。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如果把事情做好了，不仅对国家，对促进双边关系大有好处，自己也会有成就感。

  学生：常喜  

老师好，我是上海戏剧学院主持系的本科生，90后。

我觉得，主持人和外交官在很多地方都很像。比如说，这两个职业都是通过语言去产生影响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也都会受到一定的言论限制。

我来自四川，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媒体大量报道了灾情，但是，真正置身四川，你会知道一些媒体之外的消息，你会看到当时在那片土地上更为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想问，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既不作茧自缚又不越线呢？

赵启正：通过话语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人，他在说话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普通的自然人。一个普通的自然人说话时，受他影响的只是周围的朋友和家人，而如果他的话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听，就需要慎重考虑说出的话是否对社会有益了。

比如，在很多国家的《出版法》中都有规定，血腥的镜头不能够刊登，这不是为了隐藏血腥的场面，而是不要刺激老人、妇女和儿童的观感。这主要是考虑社会影响。政府的发言人也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责任人”，或者说是“岗位人”。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说话。

吴建民：我赞成启正所讲的，你在作新闻报道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社会效应。

作为一个记者，你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全世界所报道的消息都有一定的角度，它不是把整个事件和盘托出，很多时候是选择一部分告诉大家。

我想，你所追求的效果和你如何报道，这里面有改进的余地。你报道这个事件时既要让公众了解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公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哪种反应对于处理这种灾害更加有好处，对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更加有好处。

任何大的事件你都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角度，它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

我完全同意启正刚才所说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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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正见民声》赵启正、吴建民著

   编辑 | 走近外交 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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