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10）五十多年前我的一段疫病经历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且不停变异，这考验着人类抗击疫情的智慧和耐力。
关注疫情，不由得想起童年。一次疾病和一次疫情的经历，如那个时代的一波巨浪，穿过世纪的时空，猛烈撞击着我。
①
一九六零年，妈妈带着其他孩子被下放回了原藉。我留下跟着教中学的爸爸在睢县城里上小学。到文革开始，六年小学期间，患了两次病。
第一次是头疼病。
三年级时长期犯头疼，常常疼到哭。爸爸舍不得花钱到医院，一直按伤风感冒给我推拿处置。从印堂穴，太阳穴，百会穴再到风池穴。尤其逆着发根推，疼得我咬牙。
时间久了仍不好转。到红十字医院就医，中医把脉后说，严重营养不良，医生批评爸爸怎么把孩子饿得这般精瘦。爸爸说太困难了，医生说再困难眼前的孩子也不能饿成这样啊！
爸爸摇摇头，朝着我努努嘴，示意医生不要说。我瞅瞅爸爸他不和我对视。
我的生活有了一点改善，原来每顿一个又黑又硬的红薯干面馍换成了红高粱面馍，两样交换着，不全是高粱的。我夜里常常饿的哭，爸爸说，赶快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爸爸不舍得花钱治病以及生活的过度节俭是有原因的。
解放初期，爸爸的工资是73元，大约相当现在的三万不止吧。那时孩子少，爸爸慷慨大方，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他都拿岀一两个月的薪俸资助吃不上饭的学生。
五八年戴上右派帽子，被降为见习生，待遇18元。一年后见习期满，工资定为20多元（当时教师最低待遇）。
骤然的穷困和政治的罹患如泰山压顶，爸爸萎顿而无助。
他的手表、自行车、呢子大衣、皮鞋皮手套很快典当吃完了。六一年春，农村大伙食堂解散后，妈妈在农村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残疾年迈的爷爷奶奶度日如年，不得已外岀逃荒要饭。
逃荒到了安徽阜阳县王店乡公社。六零年那里也是重灾区，由于纠左及时，到六一年，那里就可以要到饱饭了。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导致爸爸变得孤僻、小气、冷漠。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打右派后，绝望之中他发岀了27封信，求每人寄2元钱帮他度难关，结果没一个人复信。
那些人都是他救助过而永生不应忘记他的人。爸爸说，他们每个人都没理由拒绝他如此低廉的乞求。妈妈说过，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三间平房的，而他却毫不犹豫地接济了那些生活潦倒的人。
冷酷无情的回报让他痛心羞愧。世间人情凉薄，让爸爸感知了人性的冷漠。
②
第二次患病是伤寒病，是当时流行的传染性疾病。
大约是四年级下期，我一直高烧，爸爸带我去县东关医院，确诊为伤寒病。医生要求住院，爸爸不同意。没钱，住不起。
医生无奈地开了几样药，爸爸要医生去掉几样，医生很生气，说弄不好要死人的！
即使这样，爸爸还是要医生减药。僵持了好久，最后医生保留四样，不再妥协。到药房拿药时，爸爸坚持让药房去掉两样。司药说你让医生改方子吧，纠缠了很久。
估计爸爸身上真没钱。我没考虑爸爸做的对不对，只是记住了自己是A型血。
后来爸爸在校医处拿药，只保留了一样氯霉素。还记得绿色的糖衣药一片三角钱，一天三片。爸爸一个月的工资，不够那个病程（28天）的药费。
患病卧床期间，妈妈百忙中从农村老家跑到睢县来看我。爸爸给她讲了情况，妈妈狠狠地责备爸爸，你要把孩子的命耽搁进去啊！
听了爸爸妈妈的对话，我也没有是与非的思考，也没有怨尤，在我几十年的生命里没有怨恨过人，对伤害我的人，我除了不解外，心里总是替他人开脱。当时也没有多余的想法，也不会。
从记事起，我没感知过幸福，也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下意识里，饥饿、生死、贫病是我的宿命。这种深入骨髓的理念伴随我一生，美好幸运是别人家的孩子，与我无缘。
爸爸妈妈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叫明珍，十岁左右夭折了。爷爷大病不起，爸爸精神失常，一年多在归德府住着，不言不语，妈妈陪着到处游走。
我是三个女孩之后的长子，差一点因病饿死，真殁了，爸爸还会再次失常吗？我都替他后怕。
伤寒病期间，十几个老师一个大寝室，白天我烧的迷迷糊糊，孤零零一个人，床头放的水也不知道喝，也没力气喝。
其他老师指责爸爸，说你会把孩子命都耽误的。老师们也都怕传染，对爸爸很有意见。我吃不下饭，每次只吃爸爸剩下的三口两口。
一次爸爸下课，到床边和我说话，我听不清，没反应，爸爸趴在我身上放声哭了起来。我说爸爸我听到一点，我只是没力气说话。我微弱的声音，爸爸侧耳在我嘴边才听到。
二十八天，我在昏迷中度过，空荡荡的大屋子，中间爸爸送点吃的，他没陪过我，大概也怕感染。妈妈呢，我没力气想。
那期间我好象连屎尿都没有。不记得下过床。也没有思念，没有悲伤。一个麻木的生命只有一口气。
晚间爸爸和老师们回来，我常常昏然不觉。我现在想起来病得那么厉害，三分钱一个鸡蛋，爸爸应该让我吃一个。六年小学，压根不知道肉、蛋的味道。
大概是病程的后期，一次我很清醒，有力气抬手了，发现自己的手特别异常，折皱很深，手背皮揪的很高，手上一点肉都没有。我突然极度恐惧，我要死了吗？
挣扎着爬起来，光着脚扶着楼梯颤抖着往下走。开饭时间看到爸爸在伙房外边蹲着吃饭，踉踉跄跄走过去，远远地喊一声爸爸！一个跟头栽了个嘴啃泥，二十多天没下床了，我弱不禁风。
其他吃饭的老师看到我过来，端起碗赶紧走开了。我想吃爸爸碗里的饭，他没让我吃，怕我传染他吧。最后怎么弄点吃的，不记得了。
伤寒病周期二十八天，不发烧了。还有一个星期要期中考试了。我无力地向学校走去。
爸爸在身后看着行走不稳形如枯槁的我，又能去上学了，他的鼻子应该酸酸的。天不收我，我活下来，能继续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了，真是万幸。
上学一周后期中考试，竟然考了全班第一。我那时是少先队中队长，患病期间，不知是谁代表我，在上课前喊起立坐下、老师您好的。
兄弟姐妹中，我的命运还是好的。他们大多都跟着妈妈逃荒要了几年饭。爸爸在我身上抠点，一是无奈，二是心理平衡。我的命差点让他平衡没了。我现在想起来后怕，爸爸后怕没不知道。
作者父亲安享晚年
③
这些经历我已经淡忘了，最近的新冠疫情，让我又想起来。伤寒病是伤寒杆菌，比起当下的新冠病毒能量差远了，不然，那种条件，一万个我也会一命呜呼的。
爸爸当右派时工资20多元，馒头1块钱1个。二零一二年爸爸工资4700多，增长了二百多倍，馒头却便宜了4倍，1块钱4个。
那时的物价通胀，生活状况，经济衰落，以及爸爸对我的刻苛可想而知了。
当时，县城大街上，逃荒要饭的，蓬头垢面的，小偷，抢吃的，流浪儿，傻呆呆的人到处都是。
路边摊一个人站着吃西瓜，身边围着七八个孩子，伸着十几只肮脏的小手，争抢瓜皮吃。有人故意将瓜皮扔地远远的取乐，一群孩子为了一块瓜皮，又抢又打。
那里曾经有我和我的弟弟。我从没抢到过一块瓜皮。那是学前妈妈还没有下放的日子。
县城的垃圾箱每天都有人轮番翻腾着找吃的。有一次大弟弟找不到了，在垃圾箱里过的夜。
那时，流行的是伤寒、脑膜炎、虐疾等病，贫穷导致的生命早逝和传染病导致的生命殒落，哪个更严重呢？凡有点常识的都清楚，那个年月芸芸众生真是贫病交加。
④
那时，一年到头，红黄绿各种“万岁”标语满大街都是。县城十字街中心，颓败的城北门之间，一个巨大的由松柏扎起来的跃进门十分壮观。
跃进门是主要交通口，一些防疫人员在那里强卖口罩，五角钱一个。进城农民背东西的，挑担的，推独轮车的，被拉着拽着，不买不准过路。
有的撕打着不买，有的撕扯不过买了的，又哭又叫，嘟嘟囔囔骂骂咧咧。仔细想想，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农民，戴个雪白的口罩，怎么也协调不起来。
县城十字街口往南是展览馆，大跃进成果展去看过几次。硕大的棉花棵近一人高，几十朵雪白的棉花开地灿烂，南瓜大的有几十斤重，还有硕大的麦穗，玉米棒，高粱穗，大块的红薯等等。
如果田野里都是这样，也不会在这里展览了，人们也不饿肚子了。有人这样思考、质疑过吗？展览给人看的意义是什么呢？
多年后，听说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蠢蠢欲动，妄图趁机反攻大陆，被美国等国际社会制止了。因为，尽管饿死人，国库却沒有开仓放粮，军用物资还是充足的，国防力量比解放初更强。
但真打起来，象淮海战役百万农民推车送粮的现象不会有了。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岀来的。到六零年不需要人推了，人民也推不起了。
当时物价奇高，城市顺口溜“三级工，四级工，不如农民一棵葱”。农产品物价高，并不说明农民生活好。
恰恰相反，当时饥民绝大多数是农民。爸爸当时工资相当于八级工，八级工资制，爸爸是按学徒工转正，应该是最低级别。
爸爸无奈要求辞职回农村，校党委书记召开教师会批评他。我在会议室门外偷听，其他人都走了让爸爸留下，我俩晚饭谁也没吃成。多年后，爸爸说韩永亮书记，批评他还是善意的。
当上右派后没了教学资格的爸爸，在教务处刻钢板，负责全校试卷、文稿的油印。爸爸中指关节磨岀了厚厚的茧子。
爸爸一度还负责喂养学校的兎子。爸爸带我低头钻进兎子窝棚，蹲在地上捡吃红萝卜秧子里没择净的小萝卜。
干干软软的小萝卜很甜，我感觉兎子的红眼睛是憎恨我们气红的。饥饿让人无尊严，兔子都鄙视你。
那时很多老师饿的浮肿，爸爸最厉害，上眼皮一兜水，看人走路都得仰望，正视看不着东西。我也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很久才平复。
上级在旧城墙里边，分给学校一片湖边滩涂，种瓜种菜补贴伙食。附近市民光偷，老师轮流夜里值班看护。
爸爸值班带着我偷吃冬瓜，吃小的嫩，大的咬不动。现在谁也不会生吃冬瓜。我有时不吃，爸爸说你饿的轻。
作者同妹妹陪父亲回睢县高中
（2010年冬）
⑤
讲这段过往，我犹豫了很久。不讲对不起自己，讲了有损光辉形象。停几年，要被人虚无的没一点痕迹了，而且美其名曰探索。
我们家的悲剧绝不是最惨的，毛毛雨。除了爷爷要饭摔伤致死外，没一个被打死，沒一个坐牢，没一个被饿死。
爸爸说过，睢县二中文革时，翟老师和丁老师一个自缢一个投井，俩人受的屈辱和磨难加一起也没有爸爸的一半多。
我非常熟悉死者，苦难没爸爸的四分之一多。爸爸说过，他生不如死，一是不舍孩子，二是相信那个荒唐的时代不会久命。
那时人民有五个方面的基本敌人：地富反坏右。我们家躺枪两个，而且是世袭，后代冠名后边又加个“羔子"，经常被人喊叫。血统论把几千万人折腾得面目全非。
七八年宣布五个方面的专政对象不再是敌人了！这五个是基本的，各个时期，不同时段，不同情形，名目繁多的敌人多了去了。
敌人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了，如孩子的游戏。人们被诱导着互相打斗不亦乐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饥饿和人祸应成为历史。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遭遇2020年的疫情，后果不可想象。
自然的病害摧残了人们的躯体，而虚伪的说教，权力的放纵，导致的社会无序、贫穷，让人性无良，衍生岀众多的畸形人格、扭曲的人生三观。
面对肆虐的新冠病毒，人们应清醒的看到，抗生素的诞生，是各种病毒肆虐之后人类的智慧成果。同理，真理和正义，也是人类对野蛮邪恶斗争的成果。
武汉封城期间世界瞩目的舆情，至今在发酵。表现在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认知对立与反差，应该引起全社会的警醒。人性的回归，良知的宏扬，理性的提升，是摆在这个民族面前一张沉重的试卷。
如果，在常识、逻辑和思维方式上，继续撕裂下去，我真怀疑，若干年后，人类还是不是这颗星球的主宰者。导致人类灾难的也许是自然灾害，也很可能是人类自己！
一哲人说的好，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这个民族选择的结果。
每一个人都不应甘做历史的旁观者，无论你伟大或平凡，贫穷或富有，对社会都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那些坐享优渥，作壁上观的阶层，不允许有叛逆者。那位秉持正义，为弱势群体呼吁公平的人，处境很尴尬，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哀。
为生计奔波的芸芸众生，即便躺平也应该为公平呐喊。
人们盼望正义，是因了人性之恶的肆虐。正义的胜利，只是相对驱除或控制了邪恶的猖獗。但是邪恶又会以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呈现，往往让人善恶莫辩。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善与恶共存的历史。不是吗？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悲剧，当下尖锐对立的价值观，严重撕裂的意识形态，无不让人忧心忡忡。
不曾远去的昨天，会一去不复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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