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25）追忆我的父亲（一）
①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姐姐给我送来父亲生前的几份资料，说她忙，让我写写父亲。资料中的一份履历表，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正式填写的履历表，详细记载了父亲一生的历程。
我的父亲，一个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从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在当地省市政府部门担任许多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
那天，姐姐走后，对父亲强烈的思念涌上心头，一种急于要表达什么的愿望与情感促使我没有犹豫，开始翻箱倒柜，找出了那些尘封已久的相册，也打开了记忆闸门，以父亲最后的这份履历为主线，倾自己所能，尽力呈现一个真实的父亲：一个任凭我千呼万唤，仍然不会，也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的父亲……
1911年秋，父亲出生在山西沁县一个叫良楼沟的小山村。
村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姓张。十几年前，社会上寻根问祖风兴起，良楼沟村赶时髦，也修定了一本良楼沟张氏族谱，我拿到一本。至此了解到，良楼沟张姓一族，原是山西晋南洪桐大槐树五百年前的一支迁徙后裔。当时落户在良楼沟是张氏父子二人或三人，说法不一。聪明智慧的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的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形成现在这个有几百户人家，两千多人的大村子。
到了爷爷这辈，家境还过的去，成分是中农。爷爷除了我父亲这个儿子，曾有个小儿子，我的亲叔，很小就夭折。我长大后，听说父亲还有个妹妹，对这个姑姑的情况知之甚少，从未有过联系。
当时崇尚读书做官的爷爷，倾其一生所有，一直供父亲读书，直至念完中学。毕业后，十六岁的父亲背起行囊离开家乡，独自去外闯荡。
1927年，父亲先是在山西陆军野战电信队当兵，后任班长。父亲把这一消息写信告知远在家乡的双亲。不久，接到爷爷的来信,话不多，意思表达的却很充分，大意是说：父竭尽全力供你读书，望能保住性命并做官养家。当兵者风餐露宿，有一日没一日的生死牵挂，所以盼儿能另谋出路，父可安心务农。
父亲自出来后，好几年没有回家，看到自己父亲的亲笔信，心底的愧疚涌上来。当时父亲在部队干得顺风顺水，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有不错的前景。
父亲为了爷爷的心愿，忍痛割爱辞掉当兵的差事，到太谷县警察局当了警察，后又做了教师，还好，那时尊师重教风气浓，薪水与在部队不差上下，稳定安全。
在老家有窑洞楼，（就是在窑洞的三分之一处，再搭建一层，上面可存放东西，也可住人。）有三间房，还有十几亩地，爷爷奶奶在家种地，生活无忧。
至此算走出了大山，因太谷县地处晋中，土地肥沃，商贸繁荣，相对富庶，离当时的太原市只有一百多里的路程。
但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称之为命运。父亲的父亲万万想不到，他的独子只这样安逸生活了几年，就再次加入到比野战电信部队更加危险的工作中。
②
1936年的秋天，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不断向华北逼近。
当时在太谷县教书的父亲，在县城的城墙边上，看到一则告示：太原第一期抗日军政训练班在全省各地招收学员，训期三个月，号召有文化、有理想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沿。
落款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父亲是热血青年，有文化有理想，于是辞掉教师工作，于1936年的深秋来到太原，毅然决然报了名。从此父亲的人生历经几次磨难，跌宕起伏，几次险些丢掉性命。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后简称“牺盟会”。属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领导下的一个抗日先进团体。太原绥靖公署当时管辖的地区包括：山西，绥远，河北西北部，向南延伸至河南的一部分。
“牺盟会”的成立，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北方地区。山西的抗日活动已走在了全国前面。“牺盟会”成立了三个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班；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
1937年初，受阎锡山的邀请，由薄一波主持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委员会，全面参与牺盟会的各项工作，对“牺盟会”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成为一个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群众团体。
（“牺盟会史”里对这段历史的详细介绍。）
父亲报名参加的是“牺盟会”第一期军政训练班。还未毕业，就传来爷爷去世的消息（准确说是失踪）。家里的奶奶陷入煎熬中，丈夫失踪，儿子不在身边，伤心欲绝。父亲当时也心急如焚，但回不去。
这件事，成为父亲一辈子，尤其是晚年时一件非常内疚的事情，对爷爷奶奶的愧疚之心，到死难以释怀。
我记得，是父亲离休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妹妹照例给父亲打好泡脚热水，父亲边看电视，边洗脚。一向少言的父亲，突然很健谈，和我们动情地说起爷爷、奶奶。说他年轻时不懂事，自己离家，父亲去世也无法返回去奔丧，也没有考虑到奶奶的感受，没有与她老人家商量，辞掉了稳定的教师工作，就连解放后进了城，因为奶奶执意不肯来城市生活，也没有机会给奶奶好好尽孝。
而他的父亲，自失踪到最后确定死亡，始终没弄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死的？只知道，冬天里，在距家二十里外的村子，死于一场大火。冰天雪地的，大火是怎么燃烧起来，那么多人又是因为什么被困于一间屋子而无法逃脱。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明白，心里的伤痛可想而知。
父亲那天说得很激动。屋里光线的反照下，我看见父亲眼里噙满了泪。他说，他父亲的死，也许永远是个谜。而奶奶去世后，他写下一幅挽联诉说了长久以来积压在心中的内疚忏悔，他把挽联念给我和妹妹听，苍凉沉重，充满着无尽的怀念与内疚情感。只可惜当时的我没能记载下来。现在回忆，父亲当时该是多么痛彻心扉啊。
1937年初，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训练班毕业，分配到沁源县做抗日协助员。
那时的晋东南地区，民众的抗日热情高涨，“不抗日，活不成”，“武装保卫家乡”的口号已家喻户晓。当时地方的各级政府对“牺盟会”的特派员、协助员在生活上的吃住行给予积极配合关照，抗日宣传活动进行得很顺利。
和我们家很熟的胡叔叔曾说：1937初春的一天上午，村里的人像过年一样，陆续涌向村里戏台前的广场，天下着小雪，一个高个年轻男人，身穿深色棉大褂，手执礼帽，围着长围脖，神情严肃地站在台上。村里人说，是来说书的，但我看样子不像，我们都很好奇。
果然，年轻男人开讲后一下就吸引了我们，原来他是做抗日演讲，言辞犀利，激情奔放，他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听得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尊称他为张先生。但演讲完，他就匆匆离去。
听完演讲，村里许多男青年报名参加了抗日活动，我也报了名。胡叔叔说：“从此我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直到1949年，太原解放后，我来到省城太原，在省林业厅工作。”
那天，胡叔叔动情的说，没有你父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但胡叔叔自那次听完演讲，再未见过我父亲。他说，几十年来，无时不在惦念着这位激情奔放的张先生。
直到我插队，机缘巧合就这样出现了。
③
1974年我插队时，同住一屋的插友兰兰，竟然就是胡叔叔的女儿。
快过年了，我和兰兰相约一起回家过年，我们都住在市里西门外一带。走到她们家那座大门前，兰兰邀我去她家，于是我见到了胡叔叔。
与人见面熟的我，和兰兰的父母聊起天，他们热情问我叫什么名字，住哪儿，父母在哪儿工作，胡叔叔这时好像醒悟到什么，又直截了当问：你父亲是？我做了回答。这时，他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哦，你是张先生的女儿？多么巧！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他了。于是胡叔叔讲了以上的插曲。
第二天，胡叔叔就去我家看望父亲，两人聊了很长时间。
当年，父亲与其他几位抗日协助员在沁源演讲有一年左右时间，而“牺盟会”这个抗日的团体，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华北乃至全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重大的抗日组织。
那个时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整日奔波在乡村山野，沁源县的“牺盟会”组织也发展壮大起来。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沁源围困战”就肇始于早期的“牺盟会”的努力。
那年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在沁源县驻扎下来，（按对方的武器装备，我方以十倍的正规兵力，方可与之对抗。）沁源人民硬是靠这些抗日的群众武装，没有主力部队的参与，将日军围困了近两年，最后日军弹尽粮绝，被当地抗日武装全部消灭！
这件事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山西人民的抗日激情还有智慧和勇气，极大地提升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斗志。父亲以及和父亲一样的从训练班毕业的抗日协助员们，也成为这熊熊抗日烈火的举薪人！
④
1938年，父亲调回家乡沁县，先后任抗日政府的区长；县中学教务主任、校长；县政府的教育局长；抗日政府沁北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父亲调任《岳北人民报社》《太岳新华日报》，任编辑。
在这些年里，父亲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期，当属任抗日区长期间。也是抗战最艰难胶着的1941年。
那年秋天，县里召集各区长在县政府开会，布置秋季反扫荡工作，父亲从县城回区里的路上，经过一个岔口，鬼子以前在这从未设过哨卡，但这天突然设了哨卡，是大扫荡提前了，还是鬼子得到什么情报？不好判断！快到岔口时，父亲远远看见有日本人盘问搜身。他有准备，就是普通农民装扮，整整衣装往前走。
突然，事情起了变化，接近岔口时，日本人身后，时隐时现出现一个带宽沿礼帽的面孔，父亲一眼认出是樊村乡的维持会长，有名的汉奸。他和我父亲同乡，互相认识，看样子在配合日本人认人抓人。
父亲三十岁年纪，很沉着，没等日本人反应过来，就转过身，沉着地走了几步后，拔腿向相反方向跑去。因汉奸认出父亲，他们很快就追赶过来。
为防万一，会后锄奸名单和党员名单强行强记无数遍，父亲刻在脑子里。可县上的一份布置反扫荡的文件还在身上，只有硬着头皮，拼命地跑。
七绕八拐，想甩开他们，可往前没路了，往南，仁胜村是敌占区，往北，丛林尽头是悬崖。身上的文件没有时间掩埋，日本人已从三面围了上来，大声喊要抓活的，情况十分紧急，只有带着文件和人一起消失，人和文件一样都不能落在鬼子手里！
前面那个崖，父亲心里有数，不知情的人，看到的是无底深渊，但垂直的崖在半山丛生灌木覆盖下有一道缓坡，缓坡往下是崖底。鬼子追得更近了，清晰地听到叫喊声，情急之中来不及细想,短褂一搂，就纵身跳下去……
父亲果然是跌落在崖的半腰上，腰已摔折，动弹不得，躺了整整两天才被打柴的老乡救起。
困扰父亲几十年的腰病，是这次跳崖摔折的后遗症。用现在医学术语讲：是三四腰椎错位及骨折。
从那以后，三区区长父亲的名字，成为日本人重点抓捕的对象。乡镇间经常会出现捉拿父亲的告示。二哥那时八岁，他的母亲刚去世不久，父亲常年奔波在外，二哥跟着区里的厨师大伯生活。
二哥回忆说：一天，我和厨师伯送饭回来，遇到鬼子在路口盘问搜查。他们抓不到父亲，但知道他有个八岁的儿子。遇到这样的男孩子，不会放过。
眼看走近日本兵了，厨师伯小声说，“孩子，不怕，不怕！”他手扶担子，另只手使劲拽着我，嘱咐我，就当自己是哑子，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要吭声。我随父亲，个子高，厨师伯很机智的应答日本兵，当问到我，他说，这孩子十二了，不会说话，哑子。鬼子开始不信，围着我转悠了一阵，我见势不妙，赶紧捂住肚子蹲下，做出打摆子的样子，厨师伯说，这孩子怕是得了伤寒，鬼子一听顿时就走散开，（伤寒是当时在农村流行很广的一种传染病）这才躲过鬼子的详细盘问。
姐姐回忆说，她年轻时，父亲给她详细讲过这次受伤后的经过，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跳崖后，父亲被当地的一个老乡救下，就带回自己家，照顾帮助父亲疗伤。随后不久，日本人又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来到父亲养病的村子后，乡亲们知道了父亲的身份，想办法掩护他，于是用担架将父亲抬到村里的学校，扮成教书先生，半靠在讲桌上，给学生上课，父亲有文化，当过教师，未露痕迹，才又躲过一劫。
在养病的半年多时间里，父亲是失踪状态。组织曾怀疑是被日本人被捕，又怀疑是自动脱党。当时按自动脱党处理。过后，父亲写下详细经过，帮他养伤的老乡也有证明，这才释疑恢复党籍。
这段经历，父亲烂熟于心，他一生中，每经历一次运动，这段历史就被重新拿出来审查，反复讲，不知讲过多少遍，父亲说记不得了。
抗战胜利的1945年，卫恒担任太岳区的宣传部部长，（也是父亲在“牺盟会”培训时的上级，后来的山西省省长，省委书记）调父亲去了“岳北人民报社”和“太岳新华日报”工作，直到1949年。父亲来到省城太原，任“太原工人报社”总编。
山西的抗日干部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牺盟会”这个抗日团体中成长起来的。这也为以后的晋察冀边区的干部队伍补充了大批的力量。解放战争结束后，一批干部留在本省，还有一大批干部随之南下。
在写有关“牺盟会”这段历史时，本人重点参考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牺盟会史》这本书。这是迄今为止，全面详细的介绍和记录了“牺盟会”从成立发展壮大到最后消亡的史书。
在对本书作者深表敬佩与尊重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观，重读这本书，有许多观点认识，本人认为有可商榷之处，其中令人关注的当属发生在1939年的 “十二月事变”也称“晋西事变”的这件事上。
在面对外敌入侵的关头，不管什么派别，什么军队，只要是在民族存亡的斗争中，舍生忘死，做出英勇牺牲与贡献的人们，我们同样不能也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骨肉同胞！
笔者相信：每一段真实的历史都会被后人铭记，同样永远不会被无情地湮灭掉，在烟波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就像一杆杆矗立不倒的旗帜，经历风浪险于波涛，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不容忘却！
（创办“太原日报”时的办公场所及部分职工宿舍）
（“太原日报”创刊号及试刊号的彩页版面）
⑤
1951年9月，父亲与另外两位同志又奉命创办“太原日报”。三人不负使命，招了几个工人，加班加点，当月就办出“太原日报”试刊号。转年，1952年1月1日，“太原日报”正式创刊。
“太原日报”的工作步入正轨后，1953年至1956年初父亲就调至太原市委工作。
五十年代初，父母亲成家后，还是供给制，收入不高，父亲要赡养奶奶，母亲也将姥姥从老家接来，一家人紧衣缩食。直到1956年实行工薪制以后，父母亲的收入才大幅度提高。
父亲有了我们姐妹三人，已是四十多岁了，那时我们家经济条件优渥，父亲对我们疼爱有加。但工作繁忙，顾不上管我们，基本是自由自在成长，这样的好处有许多，但现在看，也有许多的不及之处，这些都需要我们自身不断地审视，反省与修正。但从父亲身上秉承的正直磊落，认真踏实的品质，是我们一辈子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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