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插队陕北到返城北京的知青命运（续）

目 录

1. 我结婚一是为了厂长，二是为了救死扶伤

2. 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3. 那个女同学上吊自杀后在树上吊了好几天

4. 她是我3个媳妇当中最好的一个

我结婚一是为了厂长，
二是为了救死扶伤

记不清哪位知青告诉我，曾经在延川插队的一名老知青叫周德生，他在海淀区的五道口附近靠拉蜂窝煤过日子。于是，费了不少劲，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他家。当时周德生没在家，他的老伴用陕北话说，老周拉煤去了，你等着，他中午就回来。

看着他们简陋的家，让人感到心寒。家中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他家最值钱的物品，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只有简单的被褥和锅碗瓢盆，地下放一个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这些东西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

老周的老婆说：“这院子是老人留下的，我们住的这间十几平米的房子是跟家里人打了好几架才抢过来的。本来我很想回陕北，老周说为了孩子，受气就受气吧!所以一直没有回。”

中午11点，老周回来了，他满脸是黑，这时我才发现他就是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延川城里著名的北京知青“小周”，只不过是没对上号而已。

几十年后的小周早已变成了老周。我对满脸是黑的老周说：“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当我说起我父亲的时侯，他恍然大悟，连说知道知道，好人!顿时老周显得格外热情。

那时我父亲在延川县政府工作，小周在政府招待所烧锅炉，虽然互相没有什么来往，但相互之间还算知道，毕竟县政府不是什么大单位。

老周刚一进门，他女儿便端了一盆热水让他爸洗脸，老周在门后拿了一块黑乎乎的毛巾洗了把脸，把半盆水洗得像墨汁一样。他女儿倒掉黑水又打了半盆水让他爸爸又洗了第二遍，然后落座与我聊起了插队的往事。

周德生说：“我1948年生于北京，北京清河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母早年参加过一贯道组织，所以我在学校很受歧视。为了表明自己没受到家庭污染，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千一辈子革命。1969年1月初我去了陕西延川县永坪公社王家屯大队插队。从此我主动接近那些革命青年，深更半夜跟着大干农田基本建设，还批斗地主，以实际行动表现自己的革命劲头。

“干了一年，我们村那些最积极的人都走了，有的当兵去了，有的招工走了，没有后门的就留下了。

1969年底，我被安排在县陶瓷厂当了土工，比插队还累，只不过挣的是钱，不是工分了。那时一个月才挣十几块钱，干了一年，攒了将近100块。过年了，不少人回北京过年，我也请了探亲假。回北京呆了半个月，假期到了，钱也花光了，没钱买票回陕北，我只好骑了一辆家里的破自行车，用了7天时间回到延川。回去后，没想到我在延川城里一下就出名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了。

“1974年6月的一天，我们厂的老厂长带着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来到我的宿舍对我说：“她是从榆林逃荒来的，是我的老乡，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给你留下吧。”我还没说什么，她已经把孩子放到我的床上了。其实我当时不想要要饭的，还想找个好的。但我看见她很可怜，也很同情，再说又是厂领导介绍的，也不好推辞，心想就算是救死扶伤吧!所以就把她留下了。

“第二天，厂长就开始催我了，老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怎么还不结啊，送上门的你还等什么!为了给领导有个交代，没过几天我就带她去公社办了结婚证，办结婚证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买了一把水果糖，买了几瓶酒，就算结婚了。结婚后她钻进了我的被窝，也很关心我的生活，小孩也开始叫我爸爸了，从此我们成了一家人，而且过得很幸福，当时厂长也很高兴，还在会上代表党支部表扬了我。说实在话，其实我结婚一是为了厂长，二是为了救死扶伤，再没别的。

“日子刚刚好过，陶瓷厂就因经营不景气倒闭了。我被调到县水泥厂当了操作工，时间不长水泥厂也开始亏损，工资也发不全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1985年10月，水泥厂彻底停产了，工资停发了，我们这个4口之家绝望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骑着自行车跑到90里外的延川县城，以知青的身份硬着头皮找到县长，结果那个县长很同情我，他一开恩，把我调进了县政府烧了锅炉。没几天，落实知青政策，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婆和两个孩子都吃上了商品粮，还给我老婆安排了工作。时间不长，小女儿的户口也按政策转回了北京。

“为了女儿的前途，我1994年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北京。在胡同里花几十块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后来跟家里人闹得死去活来，争到了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平房，和家里人住在一个院子虽然不开心，但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窝。

“回来后老婆和大女儿都成黑户了，只有小女儿有户口可以上学，一家人只靠我的315元退体金维持生活。钱不够花，我只好用家里这些年攒的仅有的800块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拉蜂窝煤。三轮车至今也不给上牌子，动不动就罚款，有时罚一次好几天都挣不回来。

拉煤的活儿其实也不好干，一车拉300块煤，八百多斤重，要走很远的路，一次才能挣10块钱。我身体不好，蹬车很吃力，有的路很远，有时上坡蹬不动常常急得我掉眼泪。现在的雷锋很少，你蹬不动，路边的人根本不可能给你帮忙。累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夏天没人要煤，吃饭都很困难。现在拉活儿的话一天吃两顿饭，要是下雨下雪和冬天日子短没活干，经常是一天吃一顿饭。其实想起当年插队和回北京的这些年，让我很伤心。”

我问他为什么不干干别的。他说：“我插队没学到什么本事，又没上过大学。只是有个烧锅炉的本子，但我的本子是陕北的，北京不认，要认的话，还要参加北京的考试。考烧锅炉我肯定能考上，但是换个小本子要花一百多块钱，我现在是一天挣的刚够一天吃，还欠人家六七百块钱，哪有钱换本子啊!

张爱珍说：“去年我在五道口摆了个小摊烤羊肉串，结果有几个地痞流氓吃了肉串儿一分也不给，而且还把我们的摊子给砸了个稀烂，把我的胳膊也差点打折。还说要再敢出来摆摊儿，小心把腿打断，要摆回陕北摆去!就这样，我再也没敢出去卖羊肉串。

北京人最坏，也最爱欺负人，尤其是看见穷人爱欺负。要不然我烤羊肉串一晚上怎么也能挣个十几块，但那些孙子不让我卖，所以我们只好受苦受穷。

“老周对家里的事发愁得要死，他原来一头好发，一把好胡子，这两年头发胡子掉了个光。他的头发又不是像人家学习学掉的，实际就是为我们这个家操心掉光的。”

老周在一旁安慰说：“也不是操心，是老了该掉了。”

张爱珍说：“你还嘴硬，你嘴硬有什么用啊!黑明又不是外人，黑明就是要知道你的苦处才好写报告啊!

老周笑了笑说：“哦，好好好，那你就好好说吧!你就说我全身的毛都掉光了!“张爱珍笑着说：“你就是个犟板胫，你也不尿上一泡尿照照你那颗光脑，看看还有几根毛。”

老周说：“好了好了，你没掉，就你能行。”此刻大家都笑了。从他们对话的语气，让人不难感觉到他们是一对风风雨雨的恩爱夫妻。

我问他有什么别的想法没有。老周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攒上4000元，办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执照，挣更多的钱，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现在小女儿在远大职业中学念书，我受再大的罪也得把她供出来，这就是我的想法。”

找和老周一边聊天，一边吃面条，他女儿说，叔叔我去上学了，您和我爸爸好好聊吧!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叫延庆。我看她背的书包很破，顺便掏出100块钱给她，让她买个新书包。周德生立刻站起身将100块钱拿过来还给我，经过再三推托，最终我还是把100块钱塞进了延庆的兜里。

饭后，我对老周说，想跟他去煤厂看看，他说装煤卸煤特别脏，没什么好看的。我说想拍几张你拉煤的照片，他说那好吧，我拉你去。

出门后，他推起那车很重的煤，让我先跟他去另一条胡同卸煤。在一家人的门口，他用了40分钟才把那车煤卸完，在此期间，我给他拍了不少照片。随后，我坐着他的三轮车来到煤厂，到煤厂后，已经有很多板爷在此排队，3个小时后终于排到了老周，不巧的是做出来的煤不够一车，我们只好在凛冽的寒风中继续等待。我们一边看人家做蜂窝煤，一边等，半小时后，终于凑齐了老周的一车煤。出了煤厂的大门，看着老周吃力地蹬着一车煤往西去了，我也挤上了一辆破烂不堪的中巴车直奔西直门方向准备回家。

注：

半个月后，我突然接到周德生的传呼，说让我周日去他家喝酒。为了不使他扫兴，我放弃周日采访知青的计划，特意去了他家。此刻，老周家己经包了饺子、她炖了红烧肉，还买了几根火腿肠和一瓶二锅头。看着桌子上摆放的这些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老周一家却兴奋不已，还说上次给我吃了一碗面条没招待好，我走后他们心里很过意不去。

开始吃饭了，老周说：“黑明你好好喝吧，我平时不怎么爱喝酒。”张爱珍笑着说：“看看看，老周又开始吹了。你平时爱喝有钱喝吗?饭都吃不上你还想喝酒。不过今天黑明来了你就多喝几杯吧，不要喝醉就行了。

老周说：“你放心吧，喝不醉。”几杯过后，老周的脸红了，话也多了，但没有什么大话，只是在感叹他的人生经历。不到两小时，一瓶二锅头喝了个底儿朝天，看来老周还有点酒量。

告辞的时候，老周出门送我，我看他走路有些摇晃，但头脑还很清楚，他老婆戳了戳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此刻老周说：“黑明，你知道我没本事，也没有路子，想求你办点事，不知你能不能办?”

我问什么事。他说：“我大女儿是黑户，户口也回不了北京，也没上过大学，在北京一直找不到工作，去了很多家，人家都不要。”此刻张爱珍和女儿都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只好说，试试吧，但不一定能成。虽然我说了不一定能成，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几天后，我找到北京惠亚大厦总经理都红卫和副总经理王春延，在他们的帮助下，老周的大女儿有了一份工作。都红卫毕业于北大，王春延毕业于清华，他们不但理解老周家的难处，而且还希望老周的女儿有所发展。半年后，王春延给我打电话说，那女孩子还不错，他想把她送去学会计…

2007年夏天，我再次前往周德生家，这时他家已经搬到昌平境内。他在五道口的10平米老房子，1999年就被拆除，国家给他补助了19万元。他用这笔钱，在回龙观社区购得一套60平米的经济适用房，他没有装修，也没有添置任何物品，一家人就这样迁至新居。

周德生说：“搬出胡同来到回龙观之后，这里根本没有亼烧蜂窝煤了，我只好把拉煤的板车骑到大兴，花八百多块安装了一个车棚，变成了拉人的三轮。这几年我一直在附近干，人多、天晴和车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800块左右，有时一天坐着没活儿，再加上天阴下雨的话，有时还不到200块钱的收入。不过我的三轮车让我弄得和汽车一样，有扶手，有脚踏板，还有倒车镜和喇叭。我年纪大了，蹬不快，小区的老年人都愿意坐我的车。”

此刻，张爱珍对周德生说：“你为什么不给黑明说说你的三轮车被人家没收了?”

我问为什么要没收车?周德生说：“我的三轮车上的是海淀区的牌子，不是昌平牌子，所以不让我在回龙观跑。我家住在回龙观，我总不能毎天跑到海淀去拉活儿吧?住这里5年了，一直可以跑。上个月26号我在路上跑着，城管的车突然停下就把我的三轮车扔到汽车上拉走了。最近我去了好几次昌平城管队，怎么说人家也不给，让我必须交完罚款才给车。我让他们算一下看要多少钱，结果拉我的车要100块运费，停一天车每天收二十多块，正常的罚款还要交1000块。所以我就再没有和他们要车。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总共要交1500块才能把车还给我，那我还不如买一辆新车合算。”

我临出门的时候，周德生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昌平城管大队二分队三室，处罚号0002465。说让我看能不能找熟人帮他把车要回来。

我们下楼后周德生最后又对我说：“我快一个月没跑车了，手里一点钱也没有，我老婆有哮喘病，每个月都要吃三百多块钱的药。现在我们连煤气和物业都交不起，根本没钱去买新车。要是你能找到熟人把车给我要回来，那就最好了!”

看着他的可怜样儿，我还是不敢大包大揽，只答应他试试。最终找了好几个朋友，还是没能给他要回三轮车。

王学志

得知王学志是新窑子的知青之后，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他，因为不仅没有他的电话，也不知他的住处，只是听说他在六里桥北里的1路车站站牌下卖报纸，但我前几天连续几次追寻，都以失败而告终。今天天不亮，我再次来到六里桥，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王学志。等他卖完了报纸，已经是中午前后，我们一同来到了位于西四环南路30号院他的家中。

王学志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二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伤残军人，插队开始后，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于是，思想激进的王学志身穿一件当时流行的棉猴，脚穿一双父亲穿过的皮鞋，背着行李，带着一只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木箱子，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新窑子。

在王学志离开北京之前，九十二中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不停地喊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让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等等富有激情的口号，动员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虽然当时不少同学有着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气，但那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恐怕都是朦胧和盲目的，要不然知青们怎么会喊出个“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说法。

王学志说：“我们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在16至19岁之间，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个什么东西，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却满腔热情地带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离开了父母。去的时候，说是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我们那代人当中的不少人却是带着一颗红心，想去陕北改天换地，去除那里的穷面貌。记得当时还有个口号是‘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到新窑子后，我们感觉到和宣传的以及想象的完全不同，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上当了，当我们把东西搬进土窑洞时，所有的女同学都趴在箱子上哭了。好几天之内，谁也不愿意解开自己箱子上的草绳和保护箱子的其他物品，每个人都想着如何返回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女生们在不停地哭，男生们却是骂骂咧咧，尽管如此，但谁也不可能改变现实。

“在村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大家都陆续逃跑回了北京，我也跑了。几个月后，我才被街道按黑人黑户督促回了新窑子。从此，我在那里放牛、放羊、犁地、割麦子、打连枷、背石头、打坝，干着和村里人同样的农活儿。

1970年秋，我被生产队派往延安的七里铺出民工打坝，在工地上，我认识了一起背石头的当地青年叶德武，我们性格相投，无话不说。有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通知让我赶紧回新窑子去，有要紧事。我当时也不知什么事，回去后才知道我被招工了。拿着通知去公社报到时，我见到了叶德武，我这才知道他是我们万花公社书记的儿子，是他帮了我的忙。几天后，我俩被招工的干部带到了铜川运输公司。

“到运输公司后，我被安排进了厨房工作，刚开始我的内心很激动，心想再也不用挨饿了。的确如此，别人要凭饭票吃，我们大师傅却交6块钱随便吃，包括猪肉在内也没有人给我们限量。做了三年饭之后，我要求去修理车间当了学徒，修理了整整5年汽车。

1978年秋，我也随着大返城的知青开始联系调动工作。当时我家北京没有门道，我只好投奔在《张家口日报》当总编辑的叔叔帮忙，通过他的关系，我调入了距离张家口市20公里的崇礼县农机修造厂。我们厂主要负责修理全县的铁牛55和东方红28马力大型拖拉机。第二年，我又调入了县交通检查大队。

在此，我认识了从东北转插到崇礼县宁远堡村蔬菜组的北京知青赵娟华。她是北京一二二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她也有着8年的知青经历。于是，相似的经历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赵娟华说：“我们这一代人简直是太难了，那么小就被送到农村，大学也没有读过，几乎所有的不顺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结婚后，很长时间没有房子住，只好自己住自己的单身宿舍。回想起住房，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事情，我们租过农舍，住过大队部，睡过小卖店，也睡过库房，占过办公室，占过周转房。这些年总共搬过18次家，直到2000年，我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80平米福利住房。”

离开北京20年后的1988年，他们调回了北京。王学志在北京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作，赵娟华在北京塑料一厂招待所上班。1997年45岁的赵娟华退休，月收入为730元。1998年王学志的单位转产，他也被划到了内退的范畴，于是，他的收入也降为597元。

为了贴补生活，供儿子读书，赵娟华去亿窖隆当起了促销员，王学志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六里桥附近卖起了报纸。

几年过去了，赵娟华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位大妈，不适合做促销工作。王学志却在街头继续叫卖着每天早晨5点钟领来的几种报纸。就连最近的“非典”期间，他依然没有休息一天。

王学志说：“卖报纸实为逼上梁山，刚开始卖报纸的时候，的确磨不开脸面，一旦放开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我自从2000年6月13日开始卖报纸以来从没有一个人小看过我，而且不少人成了我的老客户，天天买我的报纸。为了自己的信誉，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去，每天早晨5点半到9点半之间，都在六里桥一带卖报纸，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王学志卖的报纸主要有《晨报》《信报》《京华时报》和《参考消息》，如果他每天早晨卖掉200份，利润可达50元左右。现在，他卖报纸的主要目的是供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儿子王超完成学业。王超今年上大一，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最少也要8000元。其实王超非常理解父母的难处，因此，他每月的生活费从不超过300元。

那个女同学上吊自杀后
在树上吊了好几天

洪重刚

采访知青我始终都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职业。今天所要采访的洪重刚也经历过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他卖过棉花糖、卖过菜、蹬过三轮车、看过大门、在胡同里打扫过公共厕所，但他依然利用业余时间在刻苦钻研电工技术和英语知识。

洪重刚的家住在东四十条东南角地铁口后面的豆瓣胡同，他家和很多人家都挤在一个很古老的小院子里，原本一个结构有序的小四合院，让家家户户私自搭建的一间间大小不同的房子和随处悬挂的衣物、被褥、电视天线等等，把整个院子搞得乱七八糟。不过走进他家院子之后，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老北京胡同生活的典型氛围。

洪重刚性格开朗，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在我们从头到尾的对话中，他始终是笑容满面，即使谈到伤心和坎坷的时候，也是如此。

洪重刚，回族，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二十四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插队开始后说什么他也不愿去，因为他在大串联时去过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知道西北的农村不像宣传的那样。可是居委会、工宣队、军管会轮流派人前去他家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终他和父母实在顶不住了。母亲觉得女儿出去更遭罪，弟弟年龄又太小，所以还是建议洪重刚去插队。他的父亲当时在一家外事机构开车，如果不支持孩子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话，害怕丢了工作无法养活6个子女和两位老人，再三考虑，还是决定让洪重刚去插队。

临走时洪重刚得到的报酬是两丈布票和一张购箱证。父母带他上街买了一件大衣、一双手套、一个棉帽子，可惜没钱买箱子，购箱证只好作废，回家后妈妈给他腾出一个装面的箱子让他装东西。

1969年1月7日，他和30名同学一起来到了陕西延安县梁村公社裴庄大队插队落户。从此，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村里苦干了整整4年。白天他和同学们跟着社员上山劳动，晚上回来还要跟着社员开会学毛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洪重刚说：“那时候我家孩子多，算上爷爷奶奶，全家有10口人。可是就我父亲一个人在工作，所以父亲生怕我不去插队，人家说他思想境界低，丢了工作，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挺身而出。

“记得在去陕北的火车上，很多同学都很不高兴，就连工宣队的老师给发的香肠、面包和鸡蛋，也有不少同学扔出了车窗抗议他们。尤其是火车到了铜川，军车送我们去延安的时候，每辆车都有一个解放军背着半自动步枪，感觉好像是送罪犯似的，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到村里后，把我们男生安排到了一孔很多年不住人的寒窑，那孔窑下雨还漏水，很潮湿，就连用麦泥砌过的土炕都长出了麦芽，睡得好几个同学都腰疼。我们那地方算杂粮区，一年四季就是小米稀饭加窝头，所谓的蔬菜只有红薯、土豆和南瓜，其他好像什么菜都没有，常年吃不到一口肉。唯一的好处是我这个回族从来不需要考虑会不会碰到犯忌的食品。

我问他在村里没有吃过肉吗。他说：“吃过几次都是摔死的羊。那里的村民虽然一年四季吃不到肉，但他们不吃摔死的羊，说摔死的羊没放血不能吃。只有我们知青不管是不是摔死的，只要是肉就想吃。

不过他们说得很有道理，没放血的羊一点香味都没有，的确不好吃，尽管这样，到年底分红，还要把我们吃的死羊钱扣回去。

我们村很穷，每年分红能分十多块钱已经算是不错了，有时只有家里给寄个十块八块的，因为点灯、吃盐、寄信都要钱。对于男生来说，要是天天上山劳动，还不需要出粮钱。对于女生来说，她们工分低，年年都要出粮钱。只有家里给寄钱过日子，自己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很失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和前途。

“我们刚去的时候，连续死了3个知青，搞得每个人都很悲观。记得第一个是喝敌敌畏死的，他爸好像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按说有能力把他转回北京，但他爸属于那种特别革命的千部，不管他，所以他想不开就自杀了。

“第二个也是自杀的，只不过是上吊死的。那个女同学好像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她跟着亲戚长大，为了自谋出路选择了插队。到村里后没想到那么穷，每年还要出粮钱，别人有父母给寄钱，她没有父母自然就没人给她寄钱，加上当时她谈了一个男朋友，那男生也不要她了。估计她觉得自己命太苦，所以一生气就上吊自杀了。当时村里还报告了延安公安局，公安局说要保护现场，直到第三天公安局才来人，那个女同学上吊自杀后在树上吊了好几天，风吹得晃来晃去，很惨。

还有第三个是栽电杆压死的，头都压扁了，只给家里打了个招呼就把人埋了。估计现在还在那个山沟里埋着。

这只是我们那块儿，我想别的村，别的公社，别的县肯定也有不少死的。因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生存，稍微脆弱一点就会想不开，尤其年龄都很小，根本就没有树立起来什么人生观和价值观，说死就死。

我问他什么时候离开村里的。他说：“在村里干了3年，我又去青化砭出民工修了一年公路。1972年底我才被安排到延安县的延河饭店当了电工，等于我是最后离开村里的。

我又问他为什么最后一个离开?他说：“那时候有了招工指标都是推荐，队干部对我不好，每次都卡着我。”

我接着问为什么卡他?他说：“那时候有个女同学喜欢我，突然她家把她转到湖北去了，她走的时候让我去送她。当时我也很喜欢她，就去送她，从延安把她送到铜川上火车后，回延安的长途汽车票就买不到了，说是复员军人连续包了7天的车，所有老百姓买不到票。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给队干部写了一封信说票买不到，然后就回了北京。回到村里后，他们说我不老实，是为了回北京骗他们，从此他们就对我有了看法。

我问他和那个女同学再联系过没有。他说：“联系过。那时候她还希望我也去湖北，我当时也同意了，心想不管到哪儿，总比村里强。后来她给她家说，她家没同意。记得有一年我回北京，正好她也在北京，我们在车站见了一面，她还让我去见见她妈。见到她妈之后，她妈说你还是回去好好干吧，国家早晚会管你们的。听她妈的意思是不同意我去湖北，所以我又回了延安。从此，我们就断线了。”

我问他后来在哪儿娶的媳妇。他说：“当时很想找个延安当地的女青年，但当地的很多人看不上我们北京知青，觉得我们太穷，要什么没什么。后来在我出民工的时候，隔壁窑洞里住了一家姓吴的人家，他家有5个女儿，其中一个长得很不错，叫吴召青。吴召青的父亲是公社干部，她家虽然都是城镇户口，但为了省钱，她妈带着5个孩子都住在农村。那时候我常去她家串门，她家都对我很好。我参加工作以后，还经常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买点东西去看看她们，有时候吴召青也偷偷地跑到延安来看我，互相之间虽然没说那么清楚，但都感觉到了那个意思。有一年我去她家后，对她妈妈说我想娶吴召青，结果她妈妈没有反对，只说召青年龄小还在上学，等中学毕业再说。我一直等她中学毕业之后，她也下乡了，有一次我找她说，你已经20了，咱们结婚吧，结果她很痛快就答应了我。

1977年，我们举行了很简单的结婚仪式，她没有跟我提出任何条件。结婚后她跟我去饭店当了临时工。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很小的配电房里，配电房的墙上有很多电闸，饭店所有的电源都在我的房子里控制，住两个大人还好一些，有了小孩之后，总是让人提心吊胆。

“1985年落实知青政策，她被转成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在此期间很多知青都调回了北京，我当时特别羡慕。1989年，我女儿要上学了，我和召青请了长假，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回来后我们的工资都被停发了，为了吃饭，为了供孩子上学，我先是借了一个残疾人的营业执照去胡同里的学校门口卖棉花糖，每天能挣10块钱左右。棉花糖只有冬天才能卖，开春就开始化了，没办法卖。所以开春后只好蹬着三轮车卖菜，卖菜的营业执照也是借的，一天还要给人家交20块钱的份钱。后来我又在一家出租公司看了大门，晚上10点上班，早上6点下班没有礼拜天，每月120块钱。

“1990年6月，经过一名同学的介绍，我总算调进了北京市环卫局，被安排到了西城区五队。我们队管着西城区的一千多个公共厕所，刚去队长就把南北长街的37个公共厕所分给我9个。那时候正好赶上要开亚运会，要求我每天打扫两遍，不能有尿碱、痰迹和废弃物品，因此我骑着自行车每天忙得团团转。

“我们这个队知青很多，书记、队长、班长，很多都是老知青，大家都特别能吃苦。打扫厕所虽然累点儿苦点儿，但比插队强多了。我在五队一边打扫厕所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北京市劳动局举办的高级工人培训班，拿到高级电工资格证书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名电工。现在我和另外两个同事负责西城区九百多个公共厕所的电路维修。我每天晚上还在参加英语学习班，想参加另外一个资格证书的考试。”

我问他吴召青在做什么。他说：“吴召青1991年调到北京灯泡厂工作，上了两年班，厂子效益不好停产了，现在每月只给发200元的生活费。在家没事干，她又去港澳中心食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干一天10块钱。”

现在，洪重刚每月可以领到570元的工资奖金，昊召青要是不请假，每月可以拿到300块钱，3口人每月不到1000元的生活费对洪重刚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他总觉得比插队强，比在延安的时候也强，毕竟是回到北京了。

说到困难的时候，洪重刚表示主要是住房不好解决，就连一家3口人住的8平米，还是老人给他匀出来的。

她是我3个媳妇当中
最好的一个

见到桂英杰是在天安门广场。说起桂英杰这个名字，在陕北延长油田很少有人知道，提起“桂三”，当地却无人不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桂三”这个响亮的名字，就连当地那些怀抱小孩的妇女吓唬自家的孩子，都会用一句：“别哭了，再哭桂三来啦！”吓得孩子当时就不敢哭了。

桂英杰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当年一起去插队的同学把桂三这个名字一直带到了陕北，至今当地人只知道桂三，不知道桂英杰何许人也。

说到家庭背景的时候。桂三说：“我是满族，老祖是圆明园里头的，八国联军一烧，他们都跑张家口去了，后来又回到了北京。那时候我们祖上很有钱，钱用不完就装进大缸埋在地下，很多年都不用往外起。到我父亲那一辈开始，我们桂家就开始破落了。他不务正业，抽大烟、贩大烟，好好一个家，让他搞得倾家荡产，而且1948年还被逮起来了。解放后，共产党大赦天下，他被放出来了，那时候他已经把大烟戒了，成了一名京剧演员。受父亲的影响，那时候我也爱唱戏，早年我家8个孩子，就我一个考上了戏剧学校。可惜‘文革’开始后乱了，我学了3个月戏也就拉倒了，要不然我肯定是唱胡传奎的料。”

说到插队的时候，桂三说：“那时候毛主席号召去农村插队，谁都不敢说个‘不’字。当时我看见不少同学买帽子、买手套、买饭盒、买箱子，准备去上山下乡，其实我还不懂什么是上山下乡，心想肯定挺好玩的，所以就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去派出所办了户口迁移证，准备去陕北玩些日子再回来，没想到一去几十年回不来了。”

当年桂三偷走户口本办完迁移手续之后，父母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行动，尽管不想让他去，但已不可阻挡了。作为父母，只好决定让桂三的姐姐桂兰萍也办了户口迁移手续，陪桂三一起去农村插队，意在让她照顾弟弟的生活。他们临走时，16岁的桂三在三间口胡同对父母说：“家里实在没意思，我也不愿做暖房里的花朵，一定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去广阔天地锻炼自己。

“离开家到了北京站之后，北京站的墙上贴了很多标语，包括火车上也贴着标语，还给我们每个人的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我当时一点都不难受，反而觉得很光荣。”

1969年1月5日，姐姐哭，弟弟笑，同时来到了陕西延安县川口公社南潘龙大队。来的当天，桂三就把带来的两包饼干和几个面包喂驴喂狗了，觉得挺好玩，连续几天的高粱饭才使他感到饼干不会再来了，面包也不会再来。

桂三说：“刚去的时候，我们还有细粮吃，细粮吃完了，就用小米和老乡换细粮，二斤换一斤。最后粗粮也没有了，就开始偷，偷不到就开始抢，饿急眼了什么事都敢做，偷鸡摸狗的事真没少干。”

艰苦的生活环境不久便激发同学们创作出了几首想家的悲歌，桂三也和姐姐一样进入了边哭边唱的阶段。到了后半年粮食不够吃，爱吃肉的桂三数月一口荤腥也没进。有天晚上，他伙同两名知青去村民家的院子里偷鸡，天亮之前他们把偷来的3只鸡吃得骨头也没剩几根。第二天，老乡还以为是黄鼠狼干的，从此桂三越吃越想吃，胆子也越来越大，往后村里的羊也少了，狗也找不到了，把村民们搞得人心惶惶。

第二年夏天，知青组几乎算是断了口粮，桂三开始酝酿逃回北京。当时延安已经下令，不许知青私自返城，全国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一律不给知青卖票，桂三只好把自己化妆成农民蒙混过关，逃回了北京。不久，街道办事处发现了桂三，并给桂三送来了火车票，催他返回延安。回到延安后，为了吃饱肚子，桂三依然连偷带抢。他说：“不偷不摸，饿死一窝，毕竟我们不能死在陕北的窑洞里。

1970年底，桂三的姐姐招工去了汉中，桂三继续在村里偷鸡摸狗，村民们发现后都是敢怒不敢言，只好趁一次招工的机会，把他“推荐”到了延长油矿当了工人。在全村14名知青中，桂三成了最早一批参加工作的“幸运儿”。

10年的钻井生涯，使他和石油女工刘安莉产生了感情，1980年底，他们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婚后，桂三为了看书方便，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台灯。半年后的一个夜晚，妻子刘安莉下床方便的时候，由于台灯漏电，当场触电身亡。桂三坐在老窑洞的地下抱着爱妻放声痛哭了整整一夜，埋怨自己的台灯电死了自己的老婆，从此桂三成了一名年轻的小鳏夫。

第二年开春的一天，好心人又给他那孔孤独的老窑洞带来一位姑娘，当晚介绍人就把她留在了桂三的窑洞里。死了老婆的桂三整夜没睡，直到第二天起床才知道姑娘名叫王芳，来自榆林农村。半个月后，因为一件小事，桂三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王芳怕桂三甩掉自己，便提岀结婚，没想到桂三拒绝了她的要求。第二天，王芳便偷偷跑到延长县公安局告发桂三强迫了她，当晚桂三便被两名公安人员一绳勒进了监狱。在审问的过程中，桂三意识到公安的意思，如果结婚，拘留15天走人，如果不结婚，就按强奸罪判刑。得到这一暗示之后，聪明的桂三选择了前者，15天后他便回到自己那孔老窑洞和王芳结为夫妻。婚后，他怎么也忘不了15天的铁窗生涯，相互间不但撞不出爱的火花，桂三反而想尽办法整治王芳，以解怨恨。

3年后，王芳实在不愿继续忍受那种乏味的生活状态，在一次交战之后，王芳带着两岁的儿子和桂三分道扬镳，从此桂三再次进入了光棍汉的行列。

离婚不到一个月的桂三，经人介绍很快又认识了延长县剧团的青年演员李玉兰，没过几天，桂三再次结婚。漂亮的李玉兰给桂三带来前夫的两个女儿，婚后又给桂三生了一儿一女，两口子死心塌地过着光景，10年间他们还在银行存下了3万多元，一家6口人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

桂三说：“我和李玉兰结婚的时候，我真是一穷二白，几次结婚都把我给结晕了，幸亏她给我带了七八千元。凭良心说，李玉兰这人还是不错，她父亲是老干部，原来还给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当过秘书，毛主席和徐特立的文件，都是由他转送。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农村，受了不少苦。”

1995年底，桂三为了几个孩子回北京念书，他毅然提出回北京闯天下，没几天他带着3万元现金独身回到离别25年的北京。日后，他一边卖风筝，一边跑调动，不到两个月时间，请客吃饭和送礼便花去了两万多元，终于在密云找了个假接收的单位。不久，一家6口人的户口全部迁回了北京，但是假接收却使他俩失去了真工作，两口子只好呆在家里吃老本。剩的1万元供4个小孩上学和6张嘴吃饭，眼看着就要花光了。今年初，桂三只好买了一辆板车贩起了蔬菜。早晨卖菜，下午卖风箏，桂三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我问桂三的收入。他说：“卖菜和卖风筝，一天能挣30元左右，基本够我们吃饭、穿衣和孩子念书，也能凑合活着。不过卖菜很辛苦，每天早上5点我就要去批发市场买菜，然后拉到天坛东门的早市去卖。

卖风筝的活儿也不好干，在天安门广场卖东西，过去没人管，最近工商和警察都开始管了，经常让他们追得到处跑，有时候抓住不是没收就是罚款，幸亏我跑得快。

我问桂三的住房问题。他说：“多亏老人给我留下了一间12平米的小平房，要不然我们一家回来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最起码不用租房子，一家6口人睡觉不用花钱。”

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今后怎么办，我现在还顾不了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人活着总会有办法的，也肯定饿不死。”

我最后问他的愿望。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留给二老婆手里的那个儿子办回北京，让他也来北京念书，毕竟他是我的亲儿子，我还得想办法管管他。要不然留在农村，孩子就毁了。还有一点就是我死后，要是儿子同意的话，我想让儿子把我的骨灰送回延安，和我的第一个媳妇合葬在一起。因为我的第一个媳妇人很好，我们毕竟是原配夫妻，感情最深，她是我3个媳妇当中最好的一个。直到今天，我还是最喜欢她，也最怀念她。”

注：

几年后，一位认识桂三的老知青告诉我，桂三又离婚了。我问他桂三为什么离婚，他说：“好像是桂三为了让二老婆生的那个孩子回北京念书，把她们母子俩都接到北京了。后来三老婆知道后不干了，所以又离婚了。”

很多年再没有见到过桂三，也不知道桂三是不是真的离婚了，如果真的是为二老婆手里的儿子回北京念书而离婚，那么桂三的决定让我更加敬佩。

来源：黑明《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

精选文章推荐

▲从插队陕北到返城北京的知青命运

▲《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一）

▲《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二）

▲《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三）

▲《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四）

▲《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五）

▲帮她们寻找北京知青妈妈

▲留在陕北的将军之子杨泽芳，进过两次监狱的王雄骥

▲知青往事回忆、上山下乡知青岁月

▲留守知青、返城知青的人生经历

童年回忆、青春往事、上山下乡、知青岁月、知青历史、返城生活、人生经历、光阴故事、老年生活……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和老照片
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