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九）重新就业、结婚成家

久别的人终于回来了。所谓回来，不是买张火车票回来探亲，而是怀里揣着各种能落户口的证明彻底回家了。户口一落上，自己就又成了北京人、上海人、天津人，或者其他10年前离家的各个城市的人了。关于重新上户口，和10年前的销户口大有不同，不少人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印象很深的是，70年代末的一个周日，我在颐和园后山不期遇到一位初中同班的同学，他是到内蒙古兵团的。相见之下，他并不问候什么，也不容我问候，第一句话就是：“我昨天上上户口了!”上户口在知青返城大潮中，已经并不困难，只要有证明就能上，但一位朋友说：“这个户口啊，没迁出北京的人没体会，可看着民警给你盖完最后一个章，把一张户籍卡递到你手上时，给他跪下的心都有。”

林华是1978年8月从内蒙古兵团回到北京，跟我谈1979年的高考时，她有一句话让我听着心里有种特殊的滋味。她说：“因为家里条件很好，父母能养着我，可以先不工作，专心准备高考。”她是幸运的，父母可以养着她。但和她一样幸运的同龄人能有多少呢?金羊也是1978年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的，他就没那么幸运，家里兄弟姐妹多，虽然哥哥姐姐们都出去了，但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母亲没有工作。他的回来，父母喜忧参半，这不像过去过年过节他回来，家里人越多越热闹，打个地铺就能睡觉，热闹完了，人也走了。这回是彻底回来了，家人和金羊自己都面临重新适应、重新定位的问题。金羊勤快自觉，家里的活儿他抢着干，对妹妹非常好，多少年后他妹妹有点心酸地回忆那段时光，觉得他哥哥有种“自己是个家里多余人”的感觉。他不能长期在家待着，他在家呆不起，找工作是他的当务之急。所以他没等到分配工作，就用自己攒的钱去学了车，他成了差不多北京第一代“的哥”，不久他开上了一辆人人称羡的日本皇冠牌出租车。

当代史学家习惯于把每10年作为一个分期标志：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但作为一代人的成长，却不能简单地用这种“分期法”来研究和界定，因为要面对的是人而不是书。回想当“21世纪”到来的那一刻，电视里主持人在兴奋地“八、七、六、五……”地读秒，但到了2000年零点过一秒的时候，人还是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因为“国际日期变更线”的一秒钟移动而起变化。他可能看完电视后困了，于是关上电视去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去上班。所以当80年代到来的时候，我敢说的是，大部分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谁也没有太在意，因为他们都很忙，他们面临着大转折后的适应期，面临着自己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他们没心思去“读秒”。所以我没有把“80年代”作为一个大标题来写，它什么时候到来的，我都忘了。

但我却记得我“文革”中因住院认识的一个叫正江的朋友，大我一岁，因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没有出北京。久未联系，大约是1980年春天，我去他们厂子看他。那是在北海附近小胡同里的一家街道小印刷厂，专印透明商标。在临街低矮破旧的小厂房里，他正和几位家庭妇女模样的同事守在印刷机旁。见我来了，他带着几分夸耀向几位女工介绍我：“这是我哥们儿，我们得有10年没见了吧?”高耸的颧骨，带着风湿病人特有的潮红。他告诉我，国营单位不要他这样的，他又不能再待在家里吃闲饭，就被分到这里，一个月37块钱，街道厂子还没有劳保，已经干了5年了。老北京人好面子，他非要请我吃中午饭，我推托还有事，走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时间，是那句“10年没见了”的话，因为我住院记得很清楚，是1970年。这大概就是我进入80年代的“分期标志”。当时出院后我去过一次他家，那是西城区一个杂院里南房和东房拐角处的半间耳房，据他说只有6平方米，住着他们一家4口：父母、一个妹妹和他。80年代中期我又想起了他，他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妻子长得不难看，高个儿；他也因为病情加重，手术换了一个牛的心脏瓣膜。还记得他对我说：“我不能死，不然孩子这么小就没爸，多可怜啊。”以后就再也没联系了。

正江不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主流，但他却仿佛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破折号，破折号后面的话是——“我们这代人活得不容易。”

不管多不容易，到了80年代初，50年代出生的人，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归宿。同学晓明复员后被分到一家工厂当模具钳工，那时正和同厂的一个女孩儿谈恋爱；刚子结束了房山的插队生活，被分到一家橡胶厂，每天被橡胶味儿呛得喘不上气来，但每月有几块钱的劳保费，战友建廷也复员了，因为当兵前是北京东升公社的农民，所以被分到东升公社卫生院中药房抓中药，80年代取消了“人民公社”，这个卫生院的牌子就成了“东升乡卫生院”，后来卫生院迁走了，原址上建起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安友是内蒙古插队，后来辗转到山东、河北“转插”，到80年代中期也回到北京，被分到一个区的科委开车。记得是1982年，我们一批“发小儿”有了第一次聚会，那几乎是清一色的复员兵。多年不见，“开会”前每人都自报这些年的经历，并自报如今在哪儿工作。工作的单位五花八门儿，因为是复员兵，又大多是党员，工作不错的不少，市级或区级党政机关的、海关的、税务所的(那时税务工作大家都不知是干什么的)、图书馆的，但也有工作不咋样的：如某街道房管所的，某环卫公司团委的，某钟表修理门市部的，某影院的。

但有一批人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仍然保持着优越地位，那就是截止到1980年最后一批毕业的各届工农兵学员，和同在1982年毕业的77级、78级两届，以及后来陆续毕业的各届“真正的大学生”。后者的走入社会，冲击着工农兵学员的优越地位，更被用人单位高看一眼，但若在同一单位，论在岗的工作经验和资历，工农兵学员又略胜一筹。等到他们能分出伯仲，至少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至于说当领导，那时“文革”刚结束，离退休制度还没有出台，不要说局级、处级、被解放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就是科级干部，也都是40岁至50岁之间的人，一时还轮不到50年代出生的人。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同样是“铁饭碗”，他们比兵团、插队、复员回城的人们，已经有了明显的优势。

撇开工作和社会地位不论，作为“自然人”，共同的属性是没有层次高下之分的。走到了80年代初，50年代出生的人中，像1959年出生的梁丰，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但再大上几岁的人，却已经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如果把“成家立业”作为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主要标志的话，那么“业”不管好坏，已经算“立”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该有个自己的家了。有的人在十年颠沛中，在“晚婚晚育”的号召下，已经被耽误得很迟了。

人”是什么?就是俗称的“对象”，即成家的另一半。于是这时的“人”，和前面写到的初恋已经大有不同，目的就是要“搞对象”，然后好成家。少男少女的朦胧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着急找“人”。

一位朋友，平时对生活很细，很讲卫生，平时到捯饬得利利落落的。爱逛商店，是我们俗话讲的“娘们儿唧唧”的那种人，人是好人，就是对象谈一个吹一个，他自己有房间，这在当时是很优越的条件，当时买家具凭票，他不知从哪儿抓了一张双人床的票。没结婚就买双人床，有点为时尚早，但他又舍不得把票让给别人，于是就买了。接着又去逛商店，买了双人床单、4个枕套，还有被面之类。朋友们开玩笑你买了那么多床上用品，最重要的床上用品没买。”他一时没反应过来，问“还有什么没买?”大家说“媳妇儿!”

一位曾经专爱保媒拉纤的朋友，跟我聊到了一个他曾给介绍了七八个小伙子的姑娘，摇头苦笑说“你就没见过那么难缠的女孩儿，她一直缠了我好几年呀。”他这段当媒人的经历很有意思那女孩条件确实不错，人长得漂亮，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脾气绵软，却外圆内方，经历坎坷，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人”近乎挑剔，否定的理由按今天的话讲：“净些没用的”。第一个对象，她否定的理由是：“别的都好，就是太迷邓丽君。”第二个对象，说人家“有点像二王’中的一个。”“二王”是当时正通缉的两个持枪杀人犯，当时满大街贴着通缉二王”的照片。其他被她“检阅”又被她否定的对象，理由五花八门，诸如：“精神被污染了，对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无动于衷”、“竟然不知道三毛是谁，她的书一本都没读过”、“大男子主义，希望将来我到家当慧芳”、“他爸妈爱打麻将，麻将是好人玩儿的东西吗?那是赌博”、“他还没长大成人，老和他侄子一块看《唐老鸭》和《铁臂阿童木》”、“刘文正、罗大佑的歌多棒，他根本就不爱听男人的歌”、“他不像好人，戴着蛤蟆镜”等等。据这位朋友说：“到现在她还撂在家里呢，五十多了，早就不找了，人也有点儿神神叨叨了。”

同样，一位朋友也和我聊到他找对象的经历，也是挑了无数个。我问能不能写写，他笑笑说：“你别用真名。”他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A，加之我们都喜欢电视剧《士兵突击》，我就叫他老A。老A是个才子，身材魁梧，但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有时邋遢到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一年在我家吃饭，我爱人腌了一坛泡菜，他最爱吃这口，但泡菜切忌用沾了口水的筷子去拨拉，以免细菌污染后长毛，我紧着提醒他，他可好，把刚从嘴里拔出来的筷子往裤子上反正一抹，就伸进了泡菜坛。

1987年有一部叫《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动画片上映，他立刻就有了“邋遢大王”的雅号。直到现在快60岁了，他的衣襟还不如他外孙子的围嘴干净。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他旁边一位中年妇女被熏得恼怒而幽默地大叫：“呵!这哪儿来的一股榴莲味儿啊?”吃过这种水果的人都知道，一扒开，有一股刺鼻的臭烘烘的味儿。就是这个毛病，当年不知吓跑了多少姑娘。

他讲了几段他的故事，绝口不提女方甩他的“走麦城”，只提他甩人家的“过五关斩六将”：这些人都不识货，像我这样又忠厚又有文化的人，上哪儿找去。只能说我没交上桃花运。我遇上过一个，长得不错，头烫得在胸前打着卷，那时挺扎眼。我们去看《追捕》，看《佐罗》，挺高兴。忽然有一次她拿给我一张报纸，指着一篇文章，上面有她画的笔道，让我“好好学习”，文章写的是关于如何穿衣服，其中有“如果穿着漂亮的西装而不经常换衬衣，就很不像样，会客要有会客的衣服，在家要有在家的衣服，工作要穿工作服”，其中有一句她画了双道：“谁要穿一身脏工作服挤公共汽车，就会受人指责。”我一看，不干了，我就是穿着工作服挤公共汽车。

那时都那样。你要嫌我衣服脏就直说，干嘛让我看报纸。就吹了。还有一个，是个做服装生意的，那时的个体户，干好了就是万元户，文化低点也没什么。但我妈不干，说你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找一个摆摊儿的，你不嫌寒碜呀。有一次她送我一条牛仔裤，我向来对衣裳不讲究，就穿回了家，我妈拿着鸡毛掸子指着我，非让我脱下来，我脱了，老太太可好，顺手从窗户给扔出去了。我一下急了，你不让穿就不穿，你不能给扔了呀。在这之前她还扔了我一条领带，说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你别往身上穿，别往家带。我知道这位肯定不行了，家里根本不能接受，加上我心里也嘀咕她的行当，老坐火车上南边进货，跟什么人都打交道，今后咱降得住吗?也吹了。后来听说人家在秀水街有两个铺面，干大了。有一个当工程师的，工农兵学员，我妈很满意，可就是太爱跳舞，还老拉我，逼我换衣裳。男步女步都会跳，说了，舞场如果男的少，我就跳男步，女的跟女的跳，人家没顾虑。跟我说，咱俩边跳边谈，多浪漫。还跟我贴面。有朋友警告我，大厅广众跳“贴面”，你也不怕“严打”给你抓起来。那时有个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她那大红裙子，我不算脸皮薄的，可在舞场上我跟着她，脸上直发烧。也吹了。还一个，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我现在有时做梦还梦见她，但她找我就一个目的，见面第一回就说，知道我有海外关系，最好能带她出国，她最想的事儿就是出国，不出国，到香港也行。我受不了，你是看上我这人了，还是看上我的海外关系了，这人能靠谱吗……

成家需要钱，这在刚一改革开放时，是很尖锐的问题。那不像“文革“中结婚，两个铺盖卷往一处一搁，就算成了家，没人笑话，没有攀比。到了80年代，成家对一般阶层的人来说，带来很大的困窘。一改革，工资是涨了点儿，大约80年代初，一般工人从41块5，涨到60块钱左右，没有质的区别。但外来的风却吹来了新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品。我记得我成家买了一台两个嗽叭的收录机，是同事给了个票，花了700多块。这足足是两个人整整一年省吃俭用，颠着脚尖才“够”着的。那时的“恩格尔系数”很高，除了吃饭外，想买件像样的东西，要攒上几年。

80年代初的成家，还不像几年以后外国电器扑入中国那么凶狠，记得1982年家里买了一台21英寸德律风根彩电，那时我正好结婚，就把淘汰下来的那台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给了我，我很满足，因为周围有的人还在看9英寸电视。但到了1985年前后，彩电开始风靡，进口原装彩电大都是那时出国人员带回指标，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去提货，是很让人羡慕的事。记得牡丹电视机厂那时出了松下套件国内组装的21英寸彩电，1530元，要票。一位老师给了张票，彩电买回来，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好像还跟父母要了一点儿。当时我的工资大约不到70元。我很犹豫，总觉得国产的不如进口原装的，最后还是把它退了，不久托人买了一台海关罚没的16英寸松下原装彩电，价钱是1100元。它一直跟我们走到了2000年以后。记得我结婚时买了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不要票，143元；一张床也不要票，80元。整了点散碎木料，做了一个写字台。仅此而已。当时爱人的哥哥搞外贸，可以买到钢琴漆的成套家具，1000元左右，因钱不够，放弃了。直到1989年，又有机会，才买了一套罗马尼亚组合柜，1700元，当时很为人瞩目。这就是80年代成家后全部的家当。

宋丹丹有个小品，演个28岁的农村姑娘，有点儿缺心眼儿，眼神儿也不好，到人家相亲，非要人家有彩电才肯出嫁，弄得男家用电视机盒子假装彩电。看似搞笑，好像只有农村才会发生。其实当时在城市成家，不少人也是要备齐多少条“腿儿”，姑娘才肯出嫁。必备的有床、写字台、两开或三开门大衣柜、酒柜、高低柜、钢木折叠圆桌、几把红色人造革包海绵的折叠椅等等。有人称这种做法是市民的俗气，其实如果你设身想想，一个插队知青回到北京，好容易成个家，女家想要，男家想置，一辈子结一次婚，实在无可厚非。这和今天动辄几万元，花着父母的钱，轿车成行，鲜花如雨比起来，那时用自己攒的钱，安一个小家，实在是既硬气又悲壮。当时流行的颜色是地板黄，凭票买来的两开门大衣柜，一扇柜门有一块衬了绿布的玻璃窗。只要你是拿家具票买的，家具的款式都大同小异。如果说这些家具里有什么最不该买的，就是写字台，又占地儿，又没实用价值，不少人上面摆着电视机，有孩子后，摆满奶瓶奶锅，零乱拥堵。酒柜那时新家必备，两扇玻璃拉门里，常被主人摆进几瓶好酒，这成了一个新家最具装饰性的景观。沙发也必备，分简易和“全包”两种，简易的，扶手露在外面全包的，扶手包一层海绵。沙发上蒙块线毯，线毯流行图案是上山猛虎或者迎客松。因为家具要票，所以很多人找木匠做，个体流动的木匠很吃香，街道边上，小区的空场上，常能看到木匠做活，一家做完了，邻居看着不错，也请他做，木匠往往不动地方就能一连干上一个多月。

但所有这些都要钱，不少人为结婚欠账。孩子多的家庭，父母不像今天，四个老人接济两个年轻人。那时平民百姓，没有多少钱能支援孩子，只有靠自己。工资低，奖金很少，只能从嘴里抠。一位当年的同事，结婚前说过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明儿就办事儿了，我还没件儿像样的衣裳，上午才借了条料子裤子。”他们两口子都是回城的插队知青。我倒不怜惜他的艰难，但我很佩服他的新娘子，这种家境，她能嫁给他，那一定是感情高于一切，会踏踏实实地跟他过日子。

全福跟我说过他的结婚。第二天要办事了，头天晚上他觉得不踏实，因为还缺个酒柜。他是我见过的最巧的人：计算机硬件、强弱电、木匠活、车钳工、泥瓦工、装修、裁缝、烹饪，他无所不会。他儿子从4岁就穿西装、打领带，都是他自己做的。就在那天的下午，他现下料现做，半夜，酒柜做好了，接着上漆。婚礼开始前两个小时，他才来得及去洗澡。电器太贵，那时谁家有音响?他自己做。我见过他那时做的音箱，用铜板倒成圆角围起的黄灿灿的边框，把索尼电器的商标拓出样子，腐蚀出来，镀成金色，镶在音箱一角，箱体棕色钢琴漆，光可鉴人。

如果说缺“人”，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找，只是个社会观念和信息障碍问题，其实人有的是；而缺钱，可以攒，吃得差一点儿，置的东西简单点儿，日子就可以过下去。但如果缺了房，那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房改是90年代后期的事儿，买商品房，在80年代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批人要结婚，如果刨去感情因素(如果是介绍的对象，就谈不上感情因素)，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房。

一些在大机关或者有职工宿舍的大企业工作，还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周旋变通，或许大小能找个安身的“窝儿”，这类单位最吃香也最难当的，就是房管部门的头儿，有的是人向他们赔笑脸，也有的是人骂他们，有的还挨过打。但如果是没有职工住房的单位，那可真的是求告无门。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在杂院里盖了间小房，一棵树从房顶上伸出去，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普通老百姓住房的困境。在北京，很多四合院为什么成了“大杂院”，就是因为要成家的人多，没办法，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邻居就不说话，“杂”是当然的。

云南、李雯两口子是我的亲戚，一个1957年生人，一个1958年生人。他们1982年结婚，住的就是从云南父母家的房山上接出来的一间，当时很有不少人羡慕，因为面积不小，足有20平方米，也足够高，很豁亮。我曾到过一位朋友的新房，只有8平方米，石棉瓦的屋顶，大部分砖都是他和他妈捡来的，整块儿的不多。要置备的东西很多，钱得一块一块数着花，盖这间小房时，请来的都是好哥们儿，供应的饭只有饭馆买来的馒头、酱豆腐和白开水，这位朋友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吃着馒头、酱豆腐给我‘絮窝儿’的哥们儿。”

最让人堵心的故事，也是听朋友说的。一个女孩儿，从兵团回来家里的孩子多，只有两间房，可怜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出她这么个人而不能相容，经常吵架。她没地方住，长期在走廊里打地铺。最后齐齐哈尔一位当年对她有好感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她毫不犹豫，转了户口，离开了北京。

在住房问题上最让人羡慕的是衣村户口的人。战友建廷就是一个。当年他就住在北京二里庄附近，那里当时还是衣业社的庄稼地。他结婚时，在分给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了五间北房加三间东房，院子里还砌了一个大花坛，其声势之“壮阔”，气宇之“轩昂”，让我们都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我结婚时，单位分给我一间小平房，是几十年前单位初建时的工棚，只有10米，还要自己生炉子，水笼头和厕所都在外面，冬天真是难熬。恰这时房管科一位好心人问我们想不想搬两家合住的单元房，只是面积也不大。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会有这样的好事?那好心人说：“但有一个问题，单元里的另一家是回民，你们行不行?”

我们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行。”接着他诡秘地一眨眼，说：“要行，就快搬，今天下午就搬，趁那家没反应过来，先搬进去再说，要是他们知道了你们是汉民，一闹起来可就搬不成了，这里有民族政策问题。”接着就给了我们钥匙。我们几乎是拼命似地收拾东西，请来朋友，蹬着平板车，也就两个小时就把家搬完了。回民那家两口子都是教师，恪守教规。开始他们还以为我们也是回民，并没说什么，但到了晩上下班时，他们打听到了“底细”，女主人开始大叫：“为什么骗人，为什么骗人。”这时我们不得不说话了，我向她郑重承诺：我们虽然是汉民，但只要和你们合住一天，我们保证尊重你们的民族习惯。由于这个承诺，两家在一起合住了6年，我们从没在这个单元里吃过一次大肉，甚至我爱人怀孕，需要补充营养，也没有“破戒”，由此，两家相处得很融洽，直到他们搬了新房，还来看我们。直到他们全家移居比利时，还时时有联系。

5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女人，大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想起来就抱怨丈夫没能办一个像样的“婚礼”，没有照一张像样的结婚照。其实她们嘴里抱怨，心里也明白，并不是谁不愿意办得像样，而是那个时代，就是那种水平。不可能像今天：西装革履的新郎把一身婚纱的新娘从加长的林肯婚车上抱进大厅，一路有人喷着彩丝，撒着花屑，几十桌大宴宾朋，专业主持人煽情地排布着各种程序，一切都程式化。

说到婚礼，50年代出生的人结婚，在程式上，似乎已经和40年代以前的人结婚有了些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开始摆“席”了。建廷的父亲是厨师，家有所传，所以建廷也炒得一手好菜，经常去给人家置办结婚“席面”。那时没有几家在饭店定得起婚宴的，都是临时搭个棚，有的现垒灶，高级一点儿的借个煤气灶。头一天借好桌凳和盘碗家伙，备好各种主要原料，比如炸好鱼、煸好肉，豆腐过好油，买足了豆泡，到第二天配上青菜，锅里一颠就上桌。请的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都随了“份子”，买的锅、盆、暖瓶之类，样样都用红纸贴上，写着“随喜”人的名字。一个婚礼，仅此而已。

永生讲起他的婚礼，很有意思。头一天他拿着一包飞马烟去了理发馆，跟师傅说：“您给我留点神，理细点儿，我明儿结婚。”接着递上了烟。师傅客气两句，但还是没“留神”，一推子下去，把一只耳朵上边“豁”了一道沟，师傅很抱歉，紧着往回“找齐”，沟是没有了但头也快理秃了。永生后来嘀咕：“是不是给飞马烟师傅挑理儿了?给恒大可能就好了。”但永生还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竟和朋友借了辆上海轿车，这在当时是很风光的，没几个新娘子是用局长坐的上海车接的。等第二天，他坐车去接新娘，新娘家人很多，“秃头”的新郎一进门，丈母娘就不高兴，嗔着“傻姑爷”给她丢人了。水生到现在还记着丈母娘当时一句话：“快上车，别跟这儿现(眼)!”

改革开放，人的观念也在变，婚礼学外国学到极致的，是旅行结婚。李雯和云南结婚就是“旅行式”的，从苏杭转了一圈之后，新娘提出，一辈子结一回婚，怎么也得坐坐飞机吧，于是他们坐上了从天津到北京的飞机，据李雯回忆，她刚系好安全带，感觉飞机就要降落了。

我的婚礼很“老派”。没有“摆席”。那时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同住的是位年长的教师。我和他商量好了，趁他出差，我们把他的床和我的床并在一起，铺上新褥子新床单，就成了新房。那是个9月份，爱人穿了件花衣裳，没有娘家人送，骑着自行车来到新房，迎接客人。桌上是糖和烟，我请朋友从北京饭店买了两条中华烟和两条三五烟，记得很清楚，三五烟是11块钱一条。客人来得不少，领导、老师、同事、同学，不下几十人。屋里坐不下，几只凳子都让给了年纪大的，年轻人就站在楼道里。我到楼道里发烟，拿的是中华，一位年轻同事坏笑着说：“不行，我们得让新娘发烟，而且要三五的。”印象很深的是，一位过去在工厂的老师傅，兴冲冲地拿来两盆盛开的菊花；一位老师用他相机里彩色胶卷的最后一张给我们照了一张相。

八十年代结婚照

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真正的结婚照，当时北京还很少的有冲印彩卷的地方，一个月后，那张照片送到我们手上，老师说，是拿到香港冲印的。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