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18年有期徒刑。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生。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戚本禹也就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父母供他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读高中时，戚本禹很用功。受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1949年，戚本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18级。

1958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3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8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8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也使这8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1962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在诸多历史课题中，戚本禹对中国近代史更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很大工夫，读近代史方面的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也试着写一些文章，投给一些学术刊物或者报纸。1963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史学界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文章。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1965年底，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60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1966年5月22日下午，中央的几位干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16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1954年10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出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3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3月31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1950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

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

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愤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

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王力、关锋都比戚本禹年长，因此，戚本禹常称王力、关锋二人为兄长。现在，两个兄长倒了一双，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虽然他在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王力、关锋，但他心中有数：离自己垮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毛泽东8月26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从这封信中明显可以看出，戚本禹还是想把问题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推，对自己则只说没有看出来王、关是坏人，要负部分责任。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9月7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此时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1967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5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就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了。王力、关锋刚刚被“请假检讨”时，先是在钓鱼台2号楼被分别关押，后又转到西山的别墅分别关押。在这段时间里，王力、关锋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后来，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而戚本禹在“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因此，戚本禹并没有得到与王力、关锋刚刚“请假检讨”时一样的待遇。他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待遇一开始就不算好。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又想起了“王、关、戚”。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 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300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戚本禹被剥夺4年政治权利，则要到1990年初为止。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

据去过戚本禹办公室采访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记述：1988年他去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他肥瘦适中，身体不错，谈话时无拘无束。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他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这句话，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来源：《党史博览》2005年07期，作者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