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作者结束了9年半的知青生涯，上大学前与朋友们合影。（前排中间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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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 | 文

四、白流的汗水、白吃的苦

我们下乡当知青时，正逢 “农业学大赛”口号被玩命劲吹的 “火红年代”。于是，本来应该顺应规律、因地制宜去办的事，在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豪情驱使下，会变成 “人定胜天”、 “以粮为纲”的伟大工程。这方面，我们亲身经历的最为典型和劳民伤财的一件事，就是常熟县革命委员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将尚湖竭泽，以造万亩农田。

这是一项当时看来颇为正常、现在看来十足迷狂的决策。在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无从发挥作用的大环境下，上述决策很快就被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了。

从1968年12月中旬开始，刚累死累活完成双秋大忙任务的农民，被成千上万地、几乎无偿地派往尚湖工地，用手挖肩挑的原始方式，在朔风冻雨之中构筑围湖大坝。待大坝成型后，就昼夜不息地用水泵将湖水抽干。当自古以来未曾与人谋面的湖底，或许连同姜太公垂钓时坠落的鱼钩，处女般地显露出来之后，再开始营建按“五七指示”命名的“虞山镇五七农场”。

1969年1月，我与季家塘生产队的农民一道被发往围湖造田第一线。当年的我，毫无反感、且不惜力地投入了光荣的学大寨工程之中。

比起秋收秋种，挑泥筑坝的劳动强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阴雨绵绵的寒冬腊月，脚穿套鞋（雨鞋）肩挑湿泥时，套鞋会时不时深陷泥泞的烂淖中，于是只能不穿套鞋，光脚在冰凉的泥水中或长长的打滑的挑板上行走。

没干几天，体力消耗很大不说，我的手上和脚上都生了冻疮，先是红肿，再是慢慢溃烂。晚上，睡在虞山脚下废弃军营中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我因冻疮之溃而夜半惊梦之事，并不鲜见。

民工们流了那么多汗水、吃了那么多苦，加上耗费了那么多物资、破坏了那么多生态所建起来的五七农场，号称拥有农田一万九千亩，但产出极不理想。

“艰辛探索”、勉力维持了10多年之后，有关决策者终于在1985年顺应自然：放水淹场，退耕还湖。

30多年后的现在，与姜太公、黄公望、钱谦益、柳如是的名字和灵魂相连的浩渺尚湖，已是远近闻名的5A级风景区了。

我们在当知青时，还遇上一件典型的学大寨事件，那就是由上而下推行 “双季稻”的种植，强行将一年两熟改为一年三熟。

自周朝泰伯和仲雍来到古吴之地，以先进的耕作技术把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始，千百年来的农耕实践表明：在江南水乡的自然气候条件下，每年一熟稻一熟麦的耕作安排，是合适的。但是，在执意通过“与天奋斗”来增产粮食的顶层规划下，那种沿袭了三千年之久的耕作方式，就必须乖乖让位了。

1970年，黄大榕、吴汉所在的杨家塘生产队，被路北大队党支部定为百分之百种植双季稻的试点单位。季家塘生产队的双季稻种植面积定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路北大队的其它生产队，也都被强制安排种植双季稻。双季稻的前季稻，必须在气温偏低的4月底就莳秧，于盛夏酷暑的7月底收割。收割之后，需用人力或手扶拖拉机翻耕稻田，在施肥、耘平后，将后季稻秧苗莳下去；全部莳完的日期，一般不得超过8月10日。

于是，在 “双夏”（夏收夏种）和 “双秋”（秋收秋种）的名称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名称—— “双抢”，即抢收抢种。孰不知劳心者嘴里的一个 “抢”字，让农民和知青多流了多少不该流的汗水，多吃了多少不该吃的苦啊！

在 “双抢”时节，我们需在凌晨4点左右晨曦初现时就下地干活。7点左右回家吃早饭，半小时之后又冲向田间。中午11点吃中午饭，午休到下午2点半后，再冒着酷热、头顶毒日接着下田大干，到晚上8、9点钟才能收工回家，吃上晚饭。

经历过双抢的人们，终生都不可能忘记——烈日炎炎之下，身上的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多层白白的盐霜复在其上。高强度、长时间劳动中，一桶又一桶凉凉的井水，被大伙迅速瓜分喝尽。在歇晌哨子未被吹响之前，男女老少谁想方便，都只能田头就地解决，哪有时间奔向茅房？而晚上10点之后，屋内依旧热哄热哄，刚洗完澡的身子，很快又到处冒汗。于是，只得将竹榻床搬到屋外，挂上蚊帐，躺下睡去。5个多小时后，即第二天凌晨3点半，东方天际尚未泛白、启明星还未退隐之时，生产队长催人起床准备早餐的哨声蓦然在耳边响起，把你从格外辛劳之后的沉沉酣睡中强行唤醒。

汗流了，苦吃了，收益如何呢？先说稻草。无论是前季稻还是后季稻，稻草长度均只及单季稻的二分之一左右，且明显不如单季稻草耐烧。再说稻谷。前后两季的亩产量，加起来有1000斤左右。但是，两季的稻种加起来达80来斤。一亩地900来斤的收获，与单季稻的亩产量相差无几，而稻米的品质，则远逊于单季稻。此外，与种植单季稻相比，有机肥、化肥、农药等的施用量都显著增大。

这笔账算下来，连小学生都不难明白，种双季稻是大大的不划算。曾经大张旗鼓提倡的双季稻种植，硬撑了2年就寿终正寝了。而百分之百种双季稻的杨家塘生产队，则第二年就偃旗息鼔了。

除了上述两件典型事件外，在 “农业学大寨”的旗号下，农民和知青在干正常农活时，也会白流许多汗，白吃不少苦。什么“薄片深翻”啦，“麦田泥块要一律弄成鸡蛋大小”啦，“麦沟开到两尺半深”啦，等等，都要使我们额外多出力，多流汗。

再有，无论是农忙还是农闲，总有形式主义的检查团来队查看。有时明明没有活干，为了让公社检查团看到热气腾腾的“学大寨”情景，全队男女老少都得下地干瞎活、废活。大家边干边发牢骚，边干边说黄段子打发时光。你还别说，在政治禁忌极多、文化几近荒芜的年月里，平民百姓法不责众地说黄的、谈荤的，还真是一条自娱自乐的不二法门呢。

1980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家能自主种田后，白流汗白吃苦的傻事，就基本绝迹了。

五、光吃素，盯不住

在修理地球的第一线干得累死累活，光意志坚强不行，还要有营养和能量做后盾、当保障。我作为一个强劳力，队里每年冬天分给我600来斤稻谷，折合430斤大米。每年夏天，还能分到几十斤小麦和4斤半菜籽油（每月4两）。显然，光靠这些碳水化合物和植物油脂，我是难以抡起铁鎝、当薄片深翻的领头羊，或挑着重担步步不落地行走在田埂上的。

在不能指望家庭出手相助的情况下，我是如何基本吃饱、并努力设法吃好一点的呢？

第一条靠谱的办法是，种好自留地。首先，我必须将厨余垃圾沤好，人粪尿存好。其次，是向农民认真请教。在乡下的几年中，我按季节的不同，先后种过青菜、萝卜、韭菜、茄子、豇豆、莴笋、辣椒、麦里菜、西红柿、土豆、大蒜、南瓜、玉米、山芋等。我对这些东西很有亲切感，它们实实在在助我填饱肚子、增加营养。当南瓜、山芋喜获丰收时，我还托摇船进城办事的农民捎一些到常熟家中，让母亲和弟妹们分享我的劳动果实。

当然，出大力，流大汗，光吃素是盯不住的。如果光吃自留地产出的素菜和用主食填饱肚子，在劳动中能管用大部分时间，但随后就会有饥饿感袭来，最后一定会直犯嘀咕：肚皮（子）饿得呱呱叫，为啥队长还勿吹叫叫（收工哨）？

说实话，那些年头，我是多么馋肉啊！然而，虽说带骨猪肉每斤才七毛五分，但我实在是囊中羞涩，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去趟翁庄街头的猪肉铺，买上一斤猪肉回来打牙祭。至今想来，我都能记得：锅里做上红烧肉的日子，是我和林生弟眉开眼笑、直想放歌的好日子。

除自己买些肉吃外，我每年能两次吃到队里分的咸猪头和咸黄花鱼，一次吃到队里分的鲜鱼。

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这两个大忙时节到来之前，生产队会采买一批咸猪头和咸黄花鱼分给各家各户，在年终分红时，再将相应款项扣除。于是，每年两次香喷喷的咸猪头肉，就成了我可以期盼的美味佳肴。而炖在饭锅中的咸黄花鱼发出的诱人香味，则会绕梁三日，经久不散。

此外，每当春节临近之际，队里会抽干一口名叫“水渠河”的水塘里的水，把在淤泥中蹦哒的各类淡水鱼捉将上岸，按人头免费分给各户（每人大概能分到1-2斤左右），我因此得以在知青小屋中，美美地品尝河鲜，外加一斤米酒伺候。

在那样的年代，普遍贫困的乡村中还存在两种能吃到荤腥的难得机会；那两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但遇上了，便能大快朵颐、一饱方休。一是农民盖房后办竖屋酒的时候。一家盖房，各户帮忙。我和林生或帮忙用农船装运石头回来打宅脚（筑屋基），或帮忙挑泥将地基填高，或给泥水木匠当下手，等等。新房盖好，须办酒席。房主人动用多年的积蓄，加上亲朋好友随的一些份子，买上鸡、鸭、鱼、肉，请来邻近村宅的厨师，办上10多桌或20来桌竖屋酒。作为帮工，我坦然入席，大碗牛饮农家自酿的米酒，大口狼吞各种鲜美的荤菜。尤其是厨师最拿手的红烧肉，又烂又甜，又肥又腻，正好适合自己身体的特需。

在酒席上，我唯一婉拒的，是主人派发的香烟。乡下办酒，用的都是八仙桌，每桌坐8人。主人每隔一段时间，会到各桌去派发一次香烟。主人到我面前派发时，我会笑着接受。与别人不同的是，我会依旧笑着不让他帮着把烟点燃，而是随后悄悄将烟放在桌面下的横档上。吃罢酒席，我将积攒下的10多支烟分送给同桌食客，皆大欢喜。

我不抽烟，是因为下乡前在同学面前发过誓：这辈子决不抽烟！我为什么会发那个誓呢？在等待下乡的日子里，由于无所事事，不少同学就偷偷抽起烟来了。对此我有反感，还不客气地说过他们。同学们笑着对我说，你也坚持不了几天了，下了乡贫下中农请你抽，你还能抵挡得住？

这句话激出了我的男子汉气概，我当即发誓，下乡后也决不抽烟！誓言把我的后路、退路都堵死了；而在信守誓言这件事上，我的意志力得到了农民朋友的理解和尊重。

另一个能坦然大吃大喝的宝贵机会，是农家娶媳妇或嫁女儿办喜酒的时候。

办喜酒是农家的大事，也是全村宅的喜事。平时省吃俭用、花每分钱都得惦量的农民，会一掷经年积蓄，尽可能将喜酒办得像样些、体面些。

在喜宴开张的头天上午，厨师们照例来到当事人家中，提前做起各种准备工作，名为 “落作”。“落作”开始后，随着油炸爆鱼、肉皮和走油肉，炖草鸡和煮排骨……的依次或同时展开，沁人的香味在村宅里四处飘溢，不由得让人直咽口水。

一般来说，出席婚宴的人，要比吃竖屋酒的人多不少，因此需要将吃喜酒的人分两批或三批入席。第一批入席的，是从外村或邻近公社来的亲朋好友，他们吃过后能有时间步行回家歇息。自己村里人，则第二批或第三批入席，都是可以的。

关于吃喜酒，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大家一样，痛快开心地把鸡鸭鱼肉大嚼一通，且酒足饭饱后大呼过瘾。我在队里四年多，遇上了吴金保、季永全、季雪元、张（季）世云、邵阿的娶媳妇和吴琴宝招女婿，遇上了季妹华、吴和保、季明娣、季阿大、季阿二外嫁，算是有点口福的。

不过，靠队里分的一年两次咸猪头，靠一年遇上3至4次竖屋酒和喜酒，是很难打发一个壮劳力的消化系统的。食色，性也。心里就是还想多吃点荤腥，怎么办？

自小就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我，找到了能够具体实施的两条补救措施：抓田鸡（青蛙），逮麻雀。

在江南水乡的大田中劳作，最倒霉的，要数被蚂蟥叮咬；而最让人乐的，是能抓到田鸡。

初夏大田上水之后，一直到盛夏时节，人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是不难抓到田鸡的。一旦田鸡到手，我就将其卷入长裤裤管中。而农民们抓到田鸡后，一般都会走到我身边，将田鸡递给我；我则照单全收，统统卷入裤管。

收工回家后，别的事都暂放一边，第一时间将田鸡从裤管中取出，取一只，宰一只。工序是：去头，剥皮，开膛，破肚，洗净。不多一会，白皙鲜嫩的田鸡肉，就上了小小的餐桌。野生田鸡，是一等一的美味。不过，现在的田鸡，已属保护动物了。

那么，我又如何逮麻雀呢？我置不起昂贵的鸟网，也买不起射鸟的鸟铳，只能等到隆冬下雪时，用小时候熟知的办法去逮雀。

那年月，雪的其它意象，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什么祥瑞高洁、静远空灵、除旧布新、润泽大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雪天，麻雀难以觅食。如果头天夜深人静，雪落大地，那么，第二天一早，我会在知青屋门前清扫出一小块场地来，支上竹条编制的筛子，在筛子底下和外围，撒些谷子和砻糠。再将一根小细绳埋入雪中，其一头系在撑住筛子的小棍上，另一头握在躲在门后的我手中。

雪后的田野和村宅，一片白茫茫，唯有我家门前，风景煞是不同。在天上转悠的麻雀，在我的设局诱骗下，很快就无奈作死，三三两两俯落下来了。它们先是在筛子外围啄食稻谷，再慢慢地、小心地跳跃进筛子底下，但很快又扭头转出来。这时，你不能性急，只能耐心盯着。饥饿迫使麻雀再次步入筛子底下后，则要当机立断扯绳子。

说时迟，那时快。小棍一撤，筛子应声落下，将内中麻雀统统罩住。大受惊吓的雀儿，在筛子圈定的狭小空间里扑棱蹦跳，你得及时用早已备好的民间纺纱用的铁制锭子——两头尖的小细铁棍，隔着筛眼将麻雀一一扎死。

亲手零距离杀死狂蹦乱跳的小生命，当时的我，心里真不好受；现在想来，依然如此。那时，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心理安慰：权当麻雀还像1958年那样，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中的“四害”之一吧！既然，窃书不能算偷，那么，除害不叫杀生。

问题是，雪天其实很少，知青屋门前又常有行人路过。于是，这种逮雀方法，除了能真切地圆一下孩提时代的梦想外，对改善伙食作用不大。

还有没有更好的逮雀之法呢？

应该算是天赐机缘：在知青小屋的北面，就是生产队的仓库房。库房里长年存放稻种、麦种和应急用的少许稻谷。透过北边的小窗，我见到冬天有人进库房后，麻雀会迅速从敞开的库房门飞进去，叼啄稻谷后再快速飞出来。很快，我竟然想到一个颇有专利意识的妙法：如果将库房门打开半扇，我躲在那开启的库门后，待麻雀飞进仓库后，突然将库门闭上，不就可以关门逮雀了？

谋定而后动。我去找掌管钥匙的生产队长季洪兴，将心中想法如实相告。老洪一直心疼我这个不惜力的穷光蛋，又信得过我的人品，二话没说就将仓库的钥匙偷偷给了我。

拿了钥匙，我马上悄悄地一人开练。启门设局不多一会，10多只麻雀就闪电般地进了库房。我心一横， “砰”地一声用力将门关上，库房内顿时一片漆黑（我事先将库房窗户给遮挡了），麻雀们瞬间坠入黑暗的深渊，胡飞乱撞，其中好几只撞到了我的身上。我打开手电，逮一只，就狠狠心往地上摔一只。比起瓮中捉鳖，这关门逮雀要难一些，但也很快收兵，无一漏网。

每个冬天，我都干上几票，次次成功。不过不能多干，毕竟你一人进库，是违反队里规矩的。

除了抓田鸡、逮麻雀，理论上还存在通过捕鱼捉蟹来补充动物蛋白的办法。然而，捕鱼要鱼网，捉蟹要蟹挡。而这些，我都置办不起。

六、勤读书  常写信

一个城里孩子，居然能不怕苦累、不落人后，过得惯农村的穷日子，这多少使村里人感到意外。而这，也是他们对我认可和肯定的首要依凭。

即便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练塘翁庄村一带上了年纪的农民如果提起我，他们首先会说：“这个插队青年做生活硬气个，他能和我们一样吃苦，甚至更能吃苦。”

在农民们眼里，觉得我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只要一有空，不是读书就是写信。

在那个 “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即便城里的昭明太子读书台还保存完好，书台脚下的小弄堂还叫读书里，读书，已不是什么让人看得起的活计了。

我对读书的爱好，主要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再加上多少存有的求知欲，和不能让自己的脑袋太闲着而生锈的想法。

和现在比起来，当时的书实在少得可怜。整个社会，书少；我的屋里，书更少。我有些什么书呢？《毛泽东选集》四卷，这是每家都要恭请入户的。我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梅林写的《马克思传》及艾思奇的一些哲学著作。我还有些鲁迅作品。此外，有点唐诗、宋词和一、二本明清小说。我没有世界文学名著。我也没有数理化的任何书籍，没有外文书。一门心思当农民了，那类书还有何用？就是拿来放在屋里，也没有兴趣读了。

自己的书这样少，为何农民们却常见我 “有空就读”呢？原因有两条。

一条是天天要念经，就是天天读毛选；还要照林彪说的那样：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另一条是，老同学之间将各自藏书互通有无。从我所在的生产队出发，可以步行去路北大队各生产队，去本公社的路南大队、道林大队、查村大队、红光大队、罗墩大队、南庄大队等。也可以步行到王庄公社的金家桥大队、河西巷大队、东陈巷大队，及冶塘公社、张桥公社的几个大队。这样，就可以与插在那些地方的同学、校友交换和共享稀缺的书籍。而每次回城返家，又能与插在更远公社的同学、校友以书换书。这样一来，就总有书可读了，尽管品种有限、品位不高。

农忙时，不能读书，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农闲时，白天从自留地里忙乎一阵回家后，有空就读，但主要是在吃过晚饭之后读。那时，整个农村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我没有收音机，甚至屋里连公社的有线广播喇叭也没装。夜幕降临后，就点上自制的小油灯。虽然置有、但一般不用比较明亮的美孚灯，怕费煤油。而且一不小心，前额处的头发梢还会被烘焦。

冷壁孤灯之下，我读毛选，读其它书籍。如果外面刮风，风会从门缝、窗缝甚至屋檐缝中潜入；在灯火飘忽不定时，我便闭目沉思，作很有心得状。在知青小屋外路过的农民，从木门的明显缝隙中瞧见我的用功样，常常会对我说：不要太累了！有的则干脆敲门，进来和我聊一会，说是让我的眼睛歇歇晌。

下乡后不久，有位爱开玩笑的老农邵阿弟就对我说：你那么喜欢看书，是不是胸前挂块小木板，上面放上书，岔一会田，站定休息时就看一会书。那样的话，看书干活两不误，如何？

读书时，我也做点笔记。但是，我的动笔，主要是写信。那个年代，没有电话，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信息传递，只能靠邮件。除了给母亲、大哥写信外，我主要是与插队下乡的同学、校友通信，也与1968年3月当兵入伍的同学、校友通信。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能缺少的精神交流，也是坚持用脑的一种有效方式。此外，我的硬笔书法还能拿得出手，也是我乐于笔命的一个原因。至今，我还存有别人写给我的100多封信。而我在知青小屋中写的信，肯定超过200封。

寄出一封信，须贴八分钱邮票。说来难以使人相信，我有过几次特别窘迫的情形，信写好了多天，兜里就是拿不出八分钱！

我和林生分红所得的钱，大部分给了母亲。剩下的钱，要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牙膏、肥皂、食盐、酱油、食糖、煤油、毛巾，还要备些回城及去老同学处的车费。日常生活中，茶和醋是没有的，更甭提水果什么的了。除了分红，一年中我还能存有几元私房钱：我有分作口粮的稻谷开砻后的米糠，还有小麦磨面后的麸皮，及从自留地上拿回家晒干后的山芋藤。将他们卖给养猪的农民，兜里就不是空空如也了。一斤米糠的钱，可买3枚8分钱邮票。但是，当私房钱也告罄时，写得的信就寄不出去了。

下地干活，需营养。读书写信，费心力、脑力和体力，同样需营养。我这样干活、读书两不误，对营养需求就更大了。幸运的是，在下乡种地的四年中，我有过四次集中补膘的时机，那就是1969、1970、1971和1972年春节期间。

那四个春节，叫“革命化春节”。革命化春节怎么过？就是干活要干到腊月二十九，而到正月初四，则又要下地了。于是乎，大年三十上午，我和林生从翁家庄乘车回城。到家与母亲及弟妹们大团圆后，欢欢喜喜吃年夜饭；再与家人和老同学们开开心心度过初一、初二和初三。初四上午，我俩就动身回到队里。而真正的补膘，就是从回到队里开始的。

不错，革命化春节的口号是喊得十分响亮，但说句实话，从正月初四到正月十五，农活的确是有，但都是短活、轻活。农民们压倒一切的活动，还是利用一年中这段难得的时光，善待自己，款待来客。农民们在家中摆桌招待亲戚时，就叫上插队青年作为宾客一起入席，并且，决不期待知青们的回请。这种风俗不是使我心中窃喜，而是让我乐不可支。

在那幸福感爆棚的十来天里，农民们提前和我们打好招呼，约定时间去吃一顿午餐或晚餐。这样轮着到各家去吃，20多户人家吃下来，已是元宵节前后了。

春节时间到农民家中去吃的，可不是一般的便饭。辛劳克俭了整整一年的农民，要好好犒劳自己，要让亲情和友情得以热络和升华，因此，倾力办好春节家宴是没有商量的。坐上他们的八仙桌，自酿的米酒管够不说，冷盘、炒菜、蒸菜、甜点，品种齐全。鸡、鸭、鱼、肉，样样不缺。什么叫大补？那就叫大补。什么叫长膘？那就叫长膘。

和我们一起插在季家塘的周培文、周培明姐妹俩，也是腊月二十九还在地里干活，大年三十才返城。不过，她们在城里的活动比我们多，一般要到初八或初十左右才回到队里。她们回来后，农民们当然也请她们共赴家宴。于是，在炊烟袅袅的喜乐氛围中，我们四个插青占了八仙桌半壁江山，频频举杯与农民们共度 “革命化”的新春佳节。

朴实的农民对我们的诚意款待，我一直铭记在心；50多来，未敢相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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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棋生：一枚园地耕耘者。

作者的素描像 。（画像作者：Xiaohui 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