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 (40) || “​老师傅手脚劈脱来！”

十一、电影队生活

1974年元旦过后，我先是跟李立奇表明了自己下队意愿，再是向影管处一把手王凤英明确提出了下队要求。性子直爽的她很快就答应了。

1974年开春，我先是被派到一个临时组建的电影队里干活，队长叫俞振国。有生以来我放的第一场电影，是在王市公社的一个大队。

凡是大队里放电影，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农民，便会早早吃罢晚饭，兜里放了炒得的南瓜子，从四面八方步行赶来。离放映点较近的，自带凳子来坐着看；较远的，就只能空身前来，站着看了。

随着观众的不断聚集，我边用留声机播放 “革命歌曲”，边将放映和换片程序，一遍遍地垂目默诵。我对自己学得的本事有自信，但压力也是明摆着的：在电力供应正常的情况下，若影片放不出来，或虽放出来但画面、声音质量不过关，或影片没有放完就被迫收场，其全部责任就在放映员一人身上。而如果让超过千人以上的农民们白来一趟、扫兴而归，你虽不至于重蹈“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之复辙，但无地自容、夜不安寝，肯定是跑不掉的。

除了必须做到正常放映，放映员要做到的另一点是：尽可能缩短换片时间。用16毫米提包机放电影，每隔半小时要换一次片。换片时，放映灯关闭，工作灯亮起。漆黑的夜幕下，站在全场唯一的亮点旁，放映员要依次完成：将剩下的片尾扯下，让其自行通过放映机；取下空盘，换上满盘，并扯下片头挂在那儿；将放映机后部已经收满胶片的片盘取下，放上空盘；把新换上的胶片之片头部分拉下适当长度，先将片梢缠在机后部的空片盘上，再将其装入放映机。

做完上述工作后，放映员就要启动放映机马达，在影片片头部分快速滑动时，双眼盯着；当见到片头部分即将瞬间过完时，立即开启放映灯，进入新的放映周期。

等看电影的人，特别容易性急。即便是看过不知多少遍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以及《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他们也希望换片时间越短越好。于是，放映员就得练就过硬本事，在周边观众盯着看、全场观众等着瞧的情况下，准确、快捷地将片子换好。

我们知青工在学习换片时，高根和师傅常常站在一旁，手掐秒表使大伙你追我赶、缩短时间。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在放映场上换好片子后，身边有位亲眼见到我眼捷手快把活干完的农民夸我说：“老师傅手脚劈脱来！”（劈脱：常熟方言，意思是麻利。）放松下来的我告诉他，这是我第一次放电影时，他说什么也不信，笑着说，“老师傅，骗人是不作兴个。”（作兴：常熟方言，意思是应该。）

没隔多久，临时电影队就完成了使命。它被撤掉后，我去机动队干了一个月。机动队队长叫尤志明，张桥人，绰号尤三斤。这个绰号的由来是：1958年农村办共产主义食堂时，因为吃饭不要钱，年轻力壮的尤志明放开肚子玩命吃，一顿吃掉了三斤大米做出来的饭，胃肠出事，险些丧命。

在总共13个电影队中，唯有机动队没有农民船工，全是放映员。于是，大家轮流做饭，有人还兼当驾驶员。在机动船上当放映员，让我几乎跑遍了常熟33个公社的行政中心所在集镇，幻灯片制作技艺也有了不少提高。

离开机动队之后，我去了电影12队，转遍了练塘、杨园两个公社的所有大队。1974年10月，蒋学雷被抽调进常熟印花厂后，我被调到电影5队，在张桥、辛庄及杨园各大队放映，直至1976年3月所有放映员知青工被辞退为止。

电影队一天的工作，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大约下午4点左右（夏天为下午5点左右），船工上岸去架好银幕，挂好喇叭。他们回到船上做晚饭时，放映员就要去借得桌子，将扩音机、放映机、留声机、幻灯机一一架好，并进行对光试声。发电员的工作，是首先查看大队电源的电压是否达标；若不达标，就要用汽油发动机拖动自带的发电机发电，供放映员试机。吃过晚饭，放映员就要到岗，播放乐曲，打出幻灯，营造气氛。夜幕降临后，一般先放10分钟至20分钟的新闻记录片，再用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放映故事片。电影放完之后，船工收银幕和喇叭，放映员将各种机子一一入箱，拎到船上，发电员收好电源线，关闭发动机。大伙下船后，如果想连夜赶到另一个放映点，那就立即出发。如果想休息了，那就马上简单洗漱，然后各就各位躺到自己的铺位上，天南海北、荤的素的瞎聊一阵，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船工边做早饭，边摇船去当天的放映点。有时，大伙在途中就吃完早饭，有时则到了再吃。每天上午，发电员要检查、清洁发动机。放映员则要做两件事：一是检查、清洁放映机。二是倒片，将放过的影片倒回来。在倒片过程中，若发现胶片有破损或边上的齿孔有断裂，则要将其切除，再将胶片粘接起来。干完这两件事，一般需要三刻钟到一小时左右。

此外，每隔十来天或两个星期，放映员要回城去换片，顺便领取一些劳保用品。当天去，当天回。

与种田相比，当放映员的体力消耗简直不值一提。而可自主利用的时间，则要富余得多。在尽职做好谋生工作的前提下，作为一个从小就立志不能虚度光阴的人，我是如何度过飘泊生活中的业余时间的呢？

第一，读书。从上午9点半读到11点半。午睡起来后，从下午1点半读到4点半。自林彪事件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较大的改变。我认为毛的眼光决不是 “洞察一切”，选错了刘少奇不说，接着又选错了林彪，误把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选作接班人，还郑重其事写入党章。因此我带到电影船上的，不是毛选而是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及《资本论》。那个时候，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依然是崇拜的：读《资本论》时，我一脸虔诚，作亦痴亦慧状；苦思之后，或有脑洞大开之感，并为自己能与唯一的宇宙真理倾心相拥而兴奋不已。

别的放映员，常常自叹不如我，但从不想学我。船工们，一个叫张阿生，另一个叫张小炳，则一个劲儿瞎夸我，说他们张桥公社东村大队的知青，没人像我那样，有空就拿着书不放的。另外，当知青工回城后觅得的《斯巴达克斯》、《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拿破仑传》、《爱德华·希思》，以及沈国放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给我寄来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福田纠夫传》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我也把它们带上船了。

第二，摇船。我常常自愿帮船工摇船，美其名曰 “学雷锋”。虽说与干农活相比，船工的活计一点也不重，但是，别人主动帮他们干，他们还是眉开眼笑蛮高兴的。

我之所以出手相帮，主要原因是锻炼身体，出身汗。我哼着小曲，把橹摇船，他俩歇着，嘴叼劣质烟，边抽边聊黄段子，两得其便。其次是，船上配给的菜籽油太少，炒出的菜不好吃。而由我出面动员船工，让他们去大队小卖部与女售货员套近乎，使其私售半斤计划供应的菜籽油给我们时，欠我情的船工不好意思说不，只得无奈生智，上岸去使出本能的解数，把油给打回来。

第三，访友。若要去访友，则不再读书，且中午饭也不回到船上吃。电影船到了某个大队，有时，我会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去找插在那里的同学和校友；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队里，我能如愿以偿见到他们。

相见之后，边兴奋地聊天，边一同去自留地上取菜蔬。回到知青屋中，一起动手摘菜、洗菜后，老同学再赶紧跑一趟大队小卖部，买些米酒和一小块咸肉。接下去，里锅焖饭，外锅炒菜。不多久，两人就对酒畅叙，半醉方休了。

有时候，我会去找县中的回乡知青一聚。在辛庄公社，我去过红星大队朱云根家。1965—1966学年，他是县中学生会副主席；我去找他时，他当大队书记。当我们两位学生会老搭档久别重逢时，他的老母亲加炒了好几个菜。我还从辛庄步行去毗邻的横泾公社，看望过县中校友马兴生。在杨园公社，我去过赵洪生家，当时他是杨园文化站工作人员。在临河而居的西巷大队洪生家中，我们有了一次分手10年后的难得聚首。在张桥公社，我去过高中同班同学张建民家和初、高中同班同学杜雪元家，他们对我的真情相待，使我难于忘怀。

第四，垂钓。我朝夕与水相伴，昼夜与水相依，按说，学一把姜太公下钩垂钓，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在那个年代，垂钓是很有小资味和奢侈味的，是公然悖逆文化大革命氛围的。现在细想起来，两年的水上生活中，我总共只钓过五次鱼，其中四次在张桥水域，一次在辛庄水域。

第一次下钩，是在张建明家附近的河中，钓到一条3斤多重的草鱼。另一次是在张桥市镇附近的一个大队，钓到一条5斤多的鲤鱼。其余两次，是在一条比较宽阔、种了不少水葫芦的河中，分别钓到了武昌鱼和鲫鱼。我记得，一条足有两斤重的武昌鱼被我拎出水面，脱钩后掉在密密的水葫芦上，船工张小炳见状，衣裤未脱就纵身跳下河去，双手将鱼牢牢抓住。

每当活鱼到手，我便叫船工上岸打酒，于是全船就乐乐呵呵过节了。

在辛庄的那一次垂钓，可以说是如有神助。我和船工齐动手，一小时之内，三人竟钓到了20多条鱼，每条都有两斤多重。喜出望外的船工赶紧上岸买大颗粒粗盐，回船把木制浴盆洗刷干净，将鱼腌了，慢慢受用。

第五，打牌。文革风暴刚刮起来时，搓麻将有“封建色彩”，打扑克是 “资产阶级玩意儿”，因此，革命群众是不会去触碰红线搓麻、打牌的。到了我当放映员时，麻将仍未开禁，但打牌已然成风。三名放映员都在队里时，另两位和两位船工在舱里玩牌，名称叫 “打四十”，我则坐在后舱甲板的小凳上看书。当有一名放映员休假时，另一位和两位船工照样可打牌，名曰“争上游”。我，还是看我的书。

什么时候我会参与打牌呢？如果碰上连续两、三天中雨下个不停，电影放不成，船也不用挪，那么，吃过晚饭，当船上的自发电使全船灯火通明时，我也会 “和群众打成一片”，从晚上8点，一直打到午夜12点。

在我的电影队生活中，还有过两三次相亲活动。那是在电影5队队长瞿兴福的好说歹说下，我实在情意难却，才勉强去的。相亲对象，有朴实的农家姑娘，也有洋气的上海知青。但那几次活动，都称不上是我的情感经历，因此点到为止，略而不叙。

十二、二次插队，戛然而止

电影队的生活，算不上有什么出息，但过得比较顺当，舒心。而且我还必须说，在吃的方面，也明显比在队里干活时强。影管处给每人每天补贴两毛钱伙食费，这主要用于购买荤菜。新鲜蔬菜呢，一半买，一半在晚上放完电影前往另一个大队途中，船工上岸 “顺手牵羊”，将青菜、萝卜、毛豆等窃些回来。对此类三只手行为，我们决不唆使，但肯定眼开眼闭。

那时的乡下，没有工业，河水清清的，可以直接舀到锅里做饭、做菜。船工张阿生学过烹饪，每隔10来天左右，他就会炖上一锅香得不能再香的猪脚爪，供大伙美美地享用。记得有次阿生提议，做上三斤上好红烧肉，三个放映员每人摊上一斤，他做裁判，看谁最先吃光。比试下来毫无悬念，我夺冠。

当然，看似清绿的河水，也不见得有多干净，因为生活污水是往河里直排的。而且，我们生活在船上，不时能见到前面船上有人往河里撒尿的事。不过，由于环保和养生意识薄弱，过一会儿口渴了，我们就会没有任何纠结地俯下身去，双手捧水喝。一句话，电影船上的漂泊生活，不见得能使我乐不思家，但肯定能使我乐不思队（生产队）。

从1973年1月开始，在三个春夏秋冬中，作为亦工亦农知青工的我们，一边尽职干活，一边以平常心等待更好命运的降临。所谓更好的命运，是指或被影管处转为正式员工，或像蒋学雷那样，被别的单位招为正式员工。无论哪一种，当时觉得都顺理成章，不会落空。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3月，影管处会突然变脸，将男知青一律辞退；而且是一退到底，回到生产队。影管处承认，知青工的工作表现无可挑剔，但告诉我们说：由于各公社相继组建了自己的电影队（配备8.75毫米放映机），因此县里的电影队要缩编；另外，还有退伍军人必须要安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得无奈让你们走人。而四位女知青工：王丽芳、沈莉萍等，则继续留在影院、剧场中亦工亦农。

尽管理由听上去实在又充分，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一突然变故，不啻于晴天霹雳，心理上断难接受。当影管处在言子故居所在的东言子巷食堂里设下丰盛的告别宴时，有好几位知青工全无食欲，拒绝前往；另有几位则是含着眼泪去的。练塘公社四位知青工中的三位：吕熹、许胜云和我，去喝了被辞酒。说实话，我们哥仨当时心情都不好，但事已至此，不妨想开点，先把酒喝了再说。

回到阔别三年零三个月的季家塘生产队，大为意外的农民见到我，以为我又是祸从口出，再遭厄运。我将原委如实相告后，他们惋惜不已，劝慰不停。在农民家里吃过午饭，我着手收拾已经闲置多时的各种农具。铁鎝、镰刀已锈迹斑斑，泥篮绳断了，粪桶则明显开裂。树扁担依旧那样，但我的肩，还能挑多重的担子？再去巡视荒置多年的自留地，但见杂草丛生，面目全非。而知青小屋中，凉锅冷灶，了无生气。竹制的碗柜，空寂的竹榻，满是尘垢。

看来，二次插队，一切得从头再来。

1964年就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吕熹，比我这个身上残留书生气的人，更懂得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困境。他先是请我一起去金星大队的老知青宋义中那里作客，小住几天作个过渡。再是拉我一起去找分管知青的公社干部王伟伦，陈述被一纸辞退令浇得透心凉的无奈窘境，当场写得并递交困难补助申请书，经王签字盖章后，我们随即去练塘信用社，每人领取了可算雪中获炭的30元。

在九年半的知青生涯中，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领到生活困难补助费。

不过，领了补助费之后，我却没有再“插”到季家塘生产队去。

在1976年波诡云谲的政治气候中，我这个知青，已经再不能平静地待在知青小屋里了。事实上，自1975年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传开后，围绕江青等人的“政治谣言”，就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了。我记得，在老同学杨复的东太平巷家中，我和他父亲、常熟县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杨定贻先生也几次聊过对江青、张春桥等不利的小道消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似乎预示了多事之秋的来临。在所谓 “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被碾压后，顾志坚等老同学特意来到我家中，对身在北京的李志强和沈国放，表达了牵挂和担忧之情。当时，志强在轻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工作，国放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去季家塘待过几天；但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和中国科技大学的苏庆德等人通信联络，和常熟县博物馆馆长陈博学、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王治平、梅李医院内科医生徐峰、县农具社工人周天锡等人聊政治风云，议政局动向。

是年4月底，又是吕熹第一个向我透露了好消息，说是新的招工计划快实施了，且县上山下乡办公室会优先考虑被影管处辞退的知青们。

果不其然，他的说法到6月份就应验了。常熟县肉类联合加工厂要招一批亦工亦农知青工，练塘公社的知青吕熹、许胜云和我被列入招工名单，6月下旬去报到。

二次插队，戛然而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