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透视兰德公司未来战争系列报告（六）战争制约因素篇
导语
本篇《未来战争的制约因素》（Restraint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是兰德公司未来战争系列报告的第六篇，也是其公开发布的最后一篇报告，制约因素指的是在战争中迫使双方限制武力使用的因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世界大战的悲剧再次上演。本栏将最后一篇报告的重点内容编译总结，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文中内容仅为报告内容总结梳理，不代表译者和公众号观点。
▲制约因素与未来战争报告封面
达成军事目标通常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空中力量与地面部队，大型武器与小型弹药，更多或更少的交战规则……职能上，军队往往倾向于立即使用压倒性的武力，但军队指挥者和国内监督者往往选择较为克制的战法，避免越过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极点”，防止产生难以挽回的不良后果。了解决策者在过去如何以及为何选择施加这些克制措施，以及他们在未来如何以及为何这样做，是掌握国家如何更好地进行未来战争的关键。
▲决策者克制使用武力的因素模型
01 法律战使用频率增加
报告认为，使用法律作为战争武器已成为21世纪战场的一个核心特征。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法律战，被定义为“使用法律作为传统军事手段的替代品，以实现作战目标的战略”，特别是“减轻或甚至抵消对手的军事优势”。非国家行为者经常以这种方式，也就是利用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规范，故意提高平民伤亡的风险，以阻止军事占有的国家对非国家行为者的攻击。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可以利用对方造成的平民伤亡来操纵公众舆论。非国家行为者经常以不同的方式将法律武器化，开展战争之外的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或混合战争，以实现政治目标，同时限制对手的军事行动。这些趋势在未来可能会继续下去，在未来10至15年内对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主要的国家对手（特别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产生重要影响。
利用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自己的历史上并不新鲜，但它已经成为“当代战争中一种可悲的普遍策略”。杜克大学法学教授、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邓拉普断言，随着国际法普遍渗透到现代生活中，它往往会像其他趋势一样，影响战争的进行方式。事实上，法律战已经成为今天美国的对手所采用的主要防空方法，典型的例子是使用平民百姓来阻止对战斗人员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在第一次加沙战争（铸铅行动，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和护刃行动（2014年7月至8月）时，被迫在高水平的法律和公众监督下进行城市战：“在长期的冲突中，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多次使用法律战策略，违反了他们自己在武装冲突法下的义务，增加了对平民的风险，从而减轻了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引发了平民的伤亡，并在世界舆论中获得了政治优势。”
在未来，法律战可能会成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采用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原因有几个。首先，复杂的情报侦察、武器和弹药的使用越来越多，而且这些高端技术往往是国家正规军所有，这将增加非国家行为者采用法律战策略的动机。面对被能力越来越强的国家远程识别、锁定和击杀的命运，非国家行为团体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靠人肉盾牌、违反表明自己是战斗人员的要求，以及其他法律战策略来阻止这种攻击。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目前全球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的趋势增加了城市成为未来冲突中心的可能性。在这里，非国家行为者和国家军队都越来越有可能试图利用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和与密集平民的接近性来躲避或阻止对手的远距离打击和复杂的情报侦察能力。
第三，法律战策略已经表明，尽管它们是非法和不道德的，但对非国家团体来说，它们可以是有效的，非国家行为者很可能会更广泛地采用这些策略来挑战强国。
第四，媒体的个人化以及智能手机和其他技术的普及可能会加强法律战策略的有效性，因为它为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对手和当地民众提供了系统记录和广泛传播附带损害的方法，从而提高了意外平民伤亡的政治成本。
02 军事行动画面广泛传播
报告指出，战争惨烈的画面可以对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影响，并反过来产生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效果。尽管美军通常会非常小心地避免在其行动中出现平民伤亡，但战争很少是完美的。在过去的战役中，许多因美军行动而造成的平民伤亡都是由记者、平民、对手或美军自己事后报道的。然而，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军事行动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伤亡，都没有被直观地记录下来。不过今后，军事行动及其后果的视觉记录可能变得非常普遍，而且传播的非常之快。
▲中东地区核非洲智能手机数量
如上图所示，具有记录和传播视频、图像能力的智能手机迅速普及，极大地增加了美军进攻后的战场被曝光的几率。美国未来的交战地点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交战发生在广泛拥有智能手机的人群中的几率正在不断增加。新技术也使这种图像的传播更快、更容易、更普遍。如下图所示，在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平民和美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网络的使用急剧增加，这使得这些图像可以在有或没有传统媒体的帮助下迅速传播。这种传播渠道也意味着，美国政府通过框定或限制国内媒体报道来尽量减少此类事件的影响的努力可能不那么有效。
▲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
个人制作和传播图像的能力的这些进步，增加了美国的攻击被近乎实时地记录下来的可能性。对平民伤亡的广泛报道，尤其是在美军显得漫不经心或冷酷无情的情况下，有可能破坏国内对军事行动的政治支持。在美国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或对美国本土的直接威胁较低的冲突中，这种影响可能最为明显。
03 虚假指控有效性逐渐提高
信息行动是战争的一个持久组成部分。兰德报告认为，反对美国利益的国家或团体使用诸如虚假指控美国军队行为不当或对平民实施暴行等策略来损害美国的地位并限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影响到国际社会对美军行动的支持。
报告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特别是美国军队经常成为推崇虚假指控的信息行动的目标。例如，在整个阿富汗战争期间，塔利班经常对美国和联军提出造成平民伤亡的虚假指控。俄罗斯也许是近年来对美国及其盟国进行虚假指控的最大量的制造者。”这些指责对美国国内公众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但对海外受众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例如，在中东地区多年的阴谋论之后，2011年皮尤民意调查发现，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中东穆斯林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人实施了9·11恐怖袭击，这一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一直在下降。兰德公司认为，中东公众可能特别容易接受阴谋论，因为该地区有外国干涉的历史，许多国家都曾积极宣传阴谋论。
美国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和尖锐的党派分歧可能使对美军不当行为的虚假指控在美国找到更肥沃的土壤，即使美国军方极力否认。美国的媒体可能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因为有几种趋势，如社交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媒体的意见分布歪曲了事实，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以及明显的党派新来源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长期的社会和人口趋势以及更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推动下，党派分歧的增加本身可能会增加对虚假信息运动的脆弱性，因为党派人士可能更愿意相信指责其国内政治对手的外国虚假信息。
报告认为，这些趋势所影响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美军或国防部的职权范围，这已经真正引起了整个政府的关注。然而，从美军的角度来看，有几个小影响值得注意：首先这些趋势表明，对不当行为或暴行的虚假指控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内对正在进行的或未来的军事行动的支持，而且这种风险是在增加的。这些风险对于在人口较多地区进行的行动和针对相对较弱对手进行的行动来说可能更大；第二，美军为保持准确和透明声誉所做的努力可能会有帮助。为了提高这种声誉，美军可能希望增加公共事务官员的数量和向他们提供的资源。公共事务官员可以帮助限制主要媒体来源中虚假指控的传播，并限制接受这种指控的公众比例。在关注公众反应的准确性和透明度的同时，公共事务官员还需要了解美军心理作战单位的努力，并将自己的信息传递明确分开。
▲战争画面容易引起民众不良心理反应
04 公众对平民伤亡的
关注度上升
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内平民厌恶战争中的伤亡，这可能会推动战争双方越来越克制于使用武力。近几十年来，美国公众似乎对军队和平民的伤亡越来越敏感。一些观察家断言，在美国联盟伙伴的国内受众中，特别是在欧洲，类似的趋势可能更加强烈。这些趋势的强度和持久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不确定的，但只要它们继续下去，它们对在未来的战争中，特别是在应用空中打击力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现代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多于军人死亡，而且往往是大大超过。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估计每一个平民就有九个士兵死亡。在现代武装冲突中，平均每一名士兵或战士就有十名平民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平民伤亡增加的趋势可归因于20世纪的空战创新。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军队对精确打击技术的日益依赖，又提高了公众和精英对“完美战争”的期望。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埃里克·拉尔森对冷战后早期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在平民伤亡事件前后的反应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他发现有统计意义的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近年来，国内外对平民伤亡的关注和担忧已经增加，并可能继续增加，这表明它们可能成为未来军事行动中反复出现的、甚至更加突出的问题。”与此相关，从冷战结束到伊拉克战争的早期阶段，新闻媒体对平民伤亡事件的报道普遍增加（包括国内和国际），同一时期，平民伤亡在“官方简报、新闻发布会和其他美国政府官方活动以及国会记录中被提及的频率”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战争或军事问题上被提及的频率”也是如此。
然而，他的研究还发现，美国公众对避免附带损害的限度普遍抱有相当务实的期望，在涉及平民伤亡的事件发生后，国内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相反，统计分析表明，公众的支持取决于对“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做出足够的努力来避免伤亡”的看法。这一细微差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强调了平民伤亡的数量以及显示克制和避免此类伤亡的明确努力都会对公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产生影响。
兰德公司认为，这些趋势可能对未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关于美军如何、在哪里以及与谁一起行动。首先，如果联盟伙伴在未来越来越厌恶平民伤亡的风险，他们在联合行动中对美国的效用可能会下降，特别是如果他们缺乏精确打击和复杂的情报侦察技术。
第二，美国国内对平民伤亡越来越敏感，这可能意味着美国政府在某些情况和环境下可能会越来越不敢采取行动。这在有限战争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城市战场，可能更是如此。
第三，较低的平民伤亡容忍度表明，美军将有动力在未来的战争中更多地投资研发和采购先进的情报侦察、微弹药、更多的精确制导武器库存以及非致命武器系统和平台。
最后，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渠道的影响日益渗透到国内和国际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复杂的公共事务行动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美军应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投资于人力资本，包括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能够快速、准确和广泛地披露意外平民伤亡事件的信息发布网络，以减少政治上的被动。
Conclusion 结语
本篇考察了可能影响战争的限制因素，分析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舆论、信息和心理对战争的作用。在信息公开程度越来越大、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的未来战场上，任何微小的细节都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无限放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实力是战争双方的直接较量，经济实力是双方参加战争的后盾与基础，地理环境是双方的实际战场，舆论因素会使战争变得更加复杂，每一个方面的趋势都会成为改变或影响未来战争的关键因素。未来战争的影响因素还有哪些？它们又会对未来战争具体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THE END
文字 | 秦中南、龙坤（国防科技大学）
图片 | 来源于原报告和网络
编辑 | 张如意
审阅 | 刘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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