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山雨欲来。（摄影：一枚）

老师的教育，让我怕母亲，打乡亲，恨老师，让我成了冷血无聊的看客，让我为东欧明灯熄灭痛苦了好久。

老师，你骗得我好苦

大灰羊 | 文

我读了十几年书，被老师骗得好苦。

小学时候，老师告诉我，旧社会劳动人民没饭吃，没衣穿，到地主家讨饭，地主放恶狗咬，劳动人民冻死饿死。

有一篇课文：贫农张大爷，腿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那是仇恨疤。说的是张大爷到地主家讨饭，大腿被地主放出的恶狗咬下一块肉，腿上留下了一块大疤。

有一年元宵节，家里做糯米元宵吃，那是一种甜食，糯米粉做的大汤圆，芝麻糖做馅。我吃了一口元宵，感叹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多可怜啊，贫下中农讨饭，冻死饿死。要不是解放了，那有这么好的元宵吃哦！”

母亲说：“都去讨饭，谁给呢？”我说：“地主给呀。”母亲笑着问我：“这么多人讨饭，地主都给，地主不成了大善人吗？”我说：“地主不给，放恶狗咬，劳动人民都冻死饿死了。”母亲说：“人都死了，现在这么多人哪里来的呢？”

我一时语塞，但是心里很不服气：老师说的，那肯定没错。

那次以后，我对母亲很不满，觉得她思想反动，看着母亲的面庞，有点怕她，心里对母亲有了芥蒂。

老师还告诉我们，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多么多么坏，他们时刻想变天，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全校师生到邻村小学斗地主，一个光头地主被小学生用红缨枪押着接受批斗。斗完了押着他回村，我和几个伙伴捡土坷垃打他的光头。看着小学生手里的红缨枪，我产生了用红缨枪戳他的冲动。要是我手里有红缨枪，我一定会戳他几下，戳他大腿或者屁股。

我念初一的时候，学校的那个领导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满口阶级斗争。学生有点违反纪律的事情，或者说了什么不对头的话，他就说是阶级斗争在教育战线的反映，搞得学校很恐怖。

他告诉学生们，我们同阶级敌人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还具体阐释了什么是你死我活：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贼心不死梦想变天，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时时刻刻把阶级敌人镇压住，不让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他们变了天，他们就要把劳动人民全部杀死，只让他们活着，这就是你死我活。

听了政治老师的话，我更加恨那些阶级敌人，心想决不能让他们变天，如果他们变了天我就不能活命了。我还想：阶级敌人这么坏，不让劳动人民活，可是劳动人民还让他们活着，劳动人民真是太仁慈了。

1976年冬天，我星期六放学回家，路过一个名叫何家田的村子，看见正在开批斗大会。

院墙上贴着白纸黑字的大标语“批斗地主分子余素梅”。一个干瘦的老太太（那时候的人营养差比较显老，也许她不到50岁），被绳子反绑着，站在场院里挨斗。她穿得很单薄，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寒冷，瑟瑟发抖。

我听了会儿批斗会，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队拆村并居，余素梅的老公说了一些抵触的话。老公三代贫农，余素梅娘家是地主，于是就拿她开刀。

斗她的时候，她老公出来辩驳了几句，主持批斗的公社干部大吼一声：“把余素梅吊起来！”两个后生把老太太吊在一根木杆上，脚尖挨地。老太太疼得哭了起来，鼻涕眼泪一起流，一尺多长的一条水线从脸上垂下。

干部吼叫吊人的时候，我非常兴奋，以为会高高地吊起来，结果老太太的脚尖没有离地，我有些失望。老太太哭的时候，我认为她是伪装，非常希望把她吊得高高的，就像电影里那样。

星期一上学的时候，我把批斗会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们和我一样，非常遗憾老太太吊得不够高，有个同学说：“要是我，就把那个地主婆吊到杆子顶，再放绳子，墩死她！”

我到高中读书的那年，学校里好几个老师都是右派，有物理老师、化学老师、数学老师、语文老师，他们都是从武汉贬到这里来的，其中有两个还是大学老师。

那几个老师满身书卷气，对我们学生也很和善。可是，每当我在校园里看见他们，下意识地就认为他们是阶级敌人，是坏人，对他们仇视加鄙视。

一个清瘦的女老师教我们语文，她是学校水平最高的语文老师，可是她一走进教室，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右派分子”，心底就鄙视她一回。她只教了我半个学期就调到县一中了，接替她的语文老师课讲得味同嚼蜡，我有点怀念那个右派老师，可是再也没有见过她。

1980年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国门开了一条很大的缝，外面世界的真实模样渐渐传到我们的耳朵，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肃清学生的崇洋媚外思想，一个老师给全校学生讲了一堂思想教育课。老师讲的中心意思是外国并不是真的好，中国才是最好的。我记得老师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说外国工资高，其实，资本家用高消费把工资都收回去了，工人阶级还是一样贫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消费”这个词，印象很深刻。

老师还讲：“有人说美国可以随便骂总统，但是，骂总统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那是资产阶级用虚伪的民主欺骗和麻痹人民。”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点思辨能力，对老师的话非常怀疑。

我工作期间，为了混一个大专文凭，报了一所师范院校的函授。1988年寒假，我到师范学院听课，有一回政治课，一个教授讲到选举制度，拿中美两国的选举制度作对比。教授说：我们的乡镇和县级人大代表实现了直接选举，美国总统是间接选举，我们的选举制度比他们优越。

一个教授讲国际共运史，按他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要灭亡，社会主义很快会普及全球。那位教授举例说：“法国共产党已经在五千多个城市执政，意大利共产党是全国第二大党，一旦选举获胜，意大利就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教授还一一举例很多西欧和南美国家共产党掌握了地方执政权。那位教授的意思，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指日可待。

我深受教授的鼓舞，可是有一点我不解：法国多大的国家，多少个城市？共产党执政的城市就五千多，加上其他党派执政的，法国岂不有一万多个城市？中国这么大国家才两千多个县城，小小法国有一万多个城市？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我也没有去过法国，对教授的话只是怀疑，却无法考证。

几年之后，西欧国家都还是资本主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多米诺骨牌一样稀里哗啦，我的失落感就像从山顶坠下深渊。要不是当初那位教授说得那么乐观，我不会这么痛苦和失望。

老师的教育，让我怕母亲，打乡亲，恨老师，让我成了冷血无聊的看客，让我为东欧明灯熄灭痛苦了好久。

老师啊，你可把我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