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顿：人生苦短，半数人却为新闻走火入魔

挚爱人生的一画一语 2023-07-29

按|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英国作家。1969年，德波顿出生于瑞士苏黎世，8岁就被送到伦敦上寄宿学校，四年后全家人移居伦敦。整个大学期间他主要依靠大学图书馆和附近一家书店，在那里他父母给他开了一个账户，随他自由买书。1991年，阿兰·德波顿发表处女作小说《爱情笔记》，1996年，完成《拥抱似水年华》；2000年，《哲学的慰藉》出版，运用欧洲哲学的智慧医治现代人的焦虑不安；之后的《旅行的艺术》以及《幸福的建筑》又从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们对旅行、对建筑的看法。

Alain de Botton

魏韶华|绘

新闻是内省的敌人
德波顿图：蒙德里安
这一切仿佛无师自通，就像呼吸或眨眼，本就是世上最简单普通、平淡无奇、不足挂齿的活动。
只消隔上一会儿——通常不超过一晚(并且往往要短得多，要是觉得特别焦躁，可能都憋不过十到十五分钟)，我们就会中断手头的各种事务，开始查阅新闻。
我们暂停自己的人生，以期再接收一剂关键资讯，看看自从上次查看之后，这世上又发生了哪些最重大的成就、灾难和罪行，或者是流行疫病和感情纠纷。
在下文中，本人试图将这个无处不在且众所周知的习惯予以放大，使之较目前看来更为古怪、更具危害。

新闻致力于向我们呈现所有被认为最罕见和最重要的世事，比如热带降雪、总统私生子，或是连体婴。然而，尽管以追求反常为己任，新闻却巧妙地避免让自身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就其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引来关注。新闻机构竭尽全力报道着各种或卓越非凡，或夺人眼球，或贪污腐化，或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半数人每天都为新闻走火入魔”这样的标题，却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当新闻取代宗教、成为我们的核心指导来源和权威检验标准时，社会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在发达经济体中，新闻如今占据的权力地位，至少等同于信仰曾经享有的位置。新闻播报以不可思议的精准度紧跟祈祷时间：晨祷变成了早间新闻，晚祷化为了晚间报道。
不过，新闻追求的可不只是这份准宗教的时刻表，还要求我们在贴近它时，心怀某种曾经奉献给信仰的恭顺态度。面对新闻，我们也期盼获得启示，希望能借此分辨善恶、参透苦难、了解人生在世的种种道理。同样，如果我们拒绝参与这项仪式，便也有可能被归入异类。
对于不露痕迹地运作它自己的套路，新闻深谙其道，因而很难遭到质疑。新闻只管用自然平淡的语调向我们发声，对观点中充斥的假定却避而不谈。事实上，新闻并非只在单纯地报道全球事件，而是根据自己内定的轻重缓急，不断在我们的脑海里刻画全新的世界——这一点，新闻当然按下不表。

从早年开始，我们接受的教育就强调图像和文字的力量。我们被带去博物馆，在严肃的气氛中得知：某些艺术家虽早已作古，其画作却能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些为人称颂的诗歌和故事也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奇怪的是，尽管新闻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其中的图文却很少成为教育传达的内容。世人认为，弄明白《奥赛罗》的阴谋，比破解《纽约时报》的头版更加重要。领会马蒂斯对色彩的运用，比梳理《每日邮报》中的名人相片栏更容易成为话题。在经过《图片报》或《OK！》杂志、《法兰克福汇报》或《北海道新闻》、《德黑兰时报》或《太阳报》的洗礼之后，没人鼓励我们去思考：自身的观点是否受到了影响？
而事实上，新闻不但在影响我们对现实的感受，也在雕刻我们灵魂的状态(此处的灵魂与超自然无关)，然而却从来没有人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去思考这种非凡能力。

现代社会虽然言必称教育，却都忽略了对现代人群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工具。无论课堂教育水平多高，最强大和持久的教育形式还是非电视电脑莫属。
封闭在课堂内的时间毕竟只占我们人生最初的十八年左右，此后的生涯都交给了新闻媒体，而后者对我们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学术机构，
正式教育一结束，新闻就成为我们的老师。这是奠定公共生活基调、塑造我们对于外部群体印象的最强力量，同时，新闻也是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创力量。正如革命分子所熟知的，要想改变一个国家的理念，不能奔着美术馆、教育部或者著名小说家的寓所去，而是必须开着坦克直捣国家的神经中枢——新闻总部。

我等受众，不停检索新闻又是缘何考虑？其实，最大原因乃是惧怕心理。只要和新闻绝缘一会儿，心里的牵挂就在习惯性地累积。我们知道世事难料，变数时时都在发生。某架空客A380的燃料管线可能会破裂，继而燃着浓烟侧翻坠入海湾；某种来自非洲蝙蝠的病毒可能跨越物种壁垒，渗入某趟满员的日本通勤列车的通风道；投资家可能正在酝酿一场货币挤兑；某个外表正常的父亲可能刚刚残杀了一双可爱的亲生儿女。

但在我们周遭，可能正值岁月静好。花园里，微风也许正吹过李树的枝条；客厅的书架上，灰尘在静静地飘落。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安稳不能反映生存之混乱和暴烈的基本面，因此不及片刻，忧患总会按自己的方式生成。由于我们隐隐地感知到灾难的可能性，当拿出手机朝向信号源，等待头条新闻跳出屏幕时，内心会感到一丝跳动的恐惧。那感觉就像身处黎明前的料峭，不知太阳是否还会从苍穹升起，想必我们的古老祖先也一定熟悉类似的忧虑。
然而，此间也自有不可言说的乐趣。我们的生命承载着种种幽闭负担，比如与自我共处，比如不断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潜力，比如费力地说服身边寥寥数人倾听我们的想法和需求。而新闻尽管多有负面，却恰能帮助我们解脱上述负担，可能越是惨烈效果越好。

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和疑惑。
一场饥荒，一座洪水淹没的小镇，一个在逃的连环杀手，一届下台的政府，某经济学家对明年救济人口的预测——这样的外界骚动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以此换取内心的平静。
今天的新闻是：某男在网上与情妇亲热至深夜，然后因疲劳驾驶导致车子翻下高架桥，压死桥下厢型车内的一家五口。另一桩的主角是个前途锦绣的大学生，在某次派对后神秘失踪，五天后在一辆小型出租车的后备厢里被发现碎尸。第三桩则讲述了网球女教练和十三岁弟子之间的师生恋。
这些事桩桩离奇，相形之下，不由让我们庆幸自身的理智与幸运。视线移开新闻后，对于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我们不由感到焕然一新的欣慰：幸好我们意志坚定，及时掐灭了不寻常的欲望，所以至今尚未毒杀同事，或是谋害亲人然后埋在自家庭院。

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变化委实不多——而一旦发生任何改变,就可能非常重大甚至危及生命。在此背景下,我们继承了一种面对新奇事物的认知缺陷：条件反射地认为，新生事物必定值得重视。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要想在新闻一统天下的时代保持清醒，就必须看到“新奇”和“重要”的范畴虽有重合，却仍有关键的区别。
当我们感到紧张、想要自我逃避,有什么方案能比投入新闻的怀抱来得更好、更过瘾，又更体面？新闻提供了理想且认真的理由，让人得以顺理成章地抛开许多可能比新闻重要得多的事物。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所有责任，去聆听种种庞大而紧迫的问题,如巴西的债务、澳大利亚的新领袖、贝宁的儿童死亡率、西伯利亚的森林砍伐和克利夫兰的三人谋杀案。
以当代新闻的规模和普遍性而言，粉碎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不是难事。在某国际新闻机构的欧洲控制室，我们会看到近五百人坐在昏暗的巨大水泥楼宇内，其间装点着通过光纤连通世界各个角落的屏幕和公告板。每天流入这个大楼的数据量，比整个人类从苏格拉底去世到电话发明的两千三百年里产生的总量还多。从光纤传来各种报道，例如危地马拉的地震、刚果的谋杀、赫尔辛基的获利警告、安卡拉的爆炸，覆盖了你能想到的任何主题、任何区域:不管是布基纳法索的选举还是越南的儿童死亡率,不管是加拿大的农业补贴还是力拓集团的非洲战略,不管是普拉达的秋季新款还是苏黎世的中餐厅。看时钟,现在是喀土穆的午后，但拉巴斯仍在晨光中。

这种感觉好比身处大型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让人恍如抛开了一切乡土的、根深蒂固的、发展缓慢的事务，而置身疯狂、失重的全球化时空。我们确凿无疑地生活在当下这个迷失和随机的时代,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摆脱故乡的牵连,扬弃大自然的节律，在巨大的城市里，清楚地感知到周围数百万同胞的存在——彼此同样癫狂，又各自背负着不为人道的不幸、野心和怪癖。

新闻更新的脚步从不停歇。不管昨天的新闻多么重大——山体滑坡,发现半裸年轻女尸,往昔风云政客的今日落魄——次日清晨,这所有的混乱喧嚣就会再全部重来。新闻机构的这种制度性健忘，类似医院的急诊大厅:每个晚上，当天的血迹都会被拭去,连同死者的记忆也一并抹去。
有时不免遐想，报道的洪流会不会暂时干涸；人类有无可能通过某种非凡的协调机制，一致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谨慎行事,从而让世界平安无事。世界各地的凶手都能推迟他们的计划,莽撞的泳者不去下水,淫乱的政客专注整理自家的草坪。不过，新闻的监管者永远不需要害怕这样的情形。统计数据将向他们保证,任何二十四小时内，都有三千人不经意地死于世界各地的道路事故,四十五人在美国各地遭遇谋杀，四百场火灾在南欧各地的住宅发生，还不包括各种新颖和无法预见的创新型致残、恐吓、偷窃和爆炸事件。

内省从非易事。因为内省旨在揪出潜藏在我们内心的无数艰难真相。当我们在酝酿特别尴尬但可能具有重要性的想法时,我们最是在不遗余力地逃避内心。此时，我们的意识便落入了新闻手中。
我们应该察觉到，新闻作为内省的敌人，是何等心怀醋意，并且希望变本加厉地与之作对。新闻供应者恨不得把屏幕安装在我们的座椅靠背、把接收器嵌入我们的手表、把手机植入我们的头脑，以确保我们时时连线，总是知晓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永远不感到孤独。
然而，如果自己首先不能具备耐心，像助产士那样守候个人思想的降临，那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提供给别人。
要让人性变得圆满，其中所需要的某些素材在当下无法找到。有些态度、意识形态、情感模式和精神哲学,必须穿越数个世纪追溯到过去，穿过图书馆的走廊，经过被遗忘的博物馆橱柜，走进遍覆青苔的破败寺庙，因为答案也许夹杂在二手书页面上已故主人的注释中，也许隐藏在一套套生锈的中世纪盔甲中，或是供奉在一座座祭坛上。除了紧盯屏幕上日新月异的像素，我们也需要翻翻厚重的精装书——透过其装帧和前电脑时代的字体，一个声音在宣告：昨天说过的道理，在明天仍有一席之地。

新闻让我们感觉自己身处无与伦比的重要时代，到处充斥着战争、债务、骚乱、失踪儿童、首映后派对、首次公开招股和流氓导弹。偶尔,我们也需要上升到想象中的空间，远离某个特别的会议、某场特别的瘟疫、某种新款的手机、某场惊人的野火对我们的影响，飘离地幔数公里。当面对浩瀚银河所代表的亘古时光，即使是最棘手的问题也会得到化解。
偶尔，我们应该放下新闻，把眼光转向那些拙于表达的物种：红隼和雪雁、蜘蛛甲虫和黑面叶蝉、狐猴和儿童——关注这些无心进入人类剧情的生物，以平衡我们的担忧和自我聚焦。
要想实现充实的人生，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能体察新闻从何时开始不再具备原创或重要的教育功能。在这些时刻，就应该终止与陌生人止于幻想的关联，并将治理、成败、创造或杀戮的事务交由他人，明白余生苦短，而自己的目标尚待完成。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荷兰画家，抽象风格派最核心的人物，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对后代的建筑、设计等影响很大。

淡定与否终究取决于我们的期望高低：如果我们接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幸好人生路漫漫)，多数人既非大善也非大恶(我们自己也在其中)，人类社会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却还是挺了过来)，如果我们能让这些昭然若揭但却闪烁不定的想法在内心生根，则恐慌就没那么容易将我们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