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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谈公共外交 | 出席柏林三边委员会会议(四)

吴建民 走近外交 2024-03-01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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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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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柏林三边委员会会议(一)

出席柏林三边委员会会议(二)

出席柏林三边委员会会议(三)


正文

7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三边委员会北美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第一个发问:中国对于美国再平衡战略有误解,以为是要遏制中国,其实真正能够遏制中国的,只能是中国自己。

今天,中国在崛起,如何避免误判?因为误判会导致对方也出现误判,进入恶性循环。为什么石原慎太郎提出要购买钓鱼岛,就造成了中日关系如此之紧张?这是值得深思的。吴大使,你对误判如何看?

吴建民∶(1)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人自己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也说不清楚哪一种解释算数。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大概是很难否认的。

(2)国际关系中出现误判是经常发生的。为此要加强交流,各种层面的交流,特别是决策者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误判。三边委员会就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出现误判、擦枪走火。尽管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分歧很大,但避免误判也是双方的共同点,共同点就可以推动双方达成一个避免擦枪走火的共识。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非洲最近若干年来年均增长5%,中国的贡献很大。我到非洲去,到处看到中国所建的公路、基础设施,中国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拉动了非洲经济的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同非洲的合作不透明,引起了各方的猜疑。请问如何增加中非合作的透明度?

吴建民:我感谢田中明彦先生对中非合作的客观评价。

关于透明度问题,我认为透明度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对外合作的透明度也在改善之中。

1998年至2003年我在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就曾接到政府的明确指示:要求我与法国政府接触,探讨建立非洲、法国、中国三方合作的可能性。现在,中、法、非三方合作已经取得了一点进展,我希望这个进展能够更大一些。

非洲的发展需要全世界的支持,我希望中国、日本、美国、欧洲能够通力合作,共同推动非洲的发展。如果这种合作开展起来了,所谓透明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世界经济复苏需要增长,非洲的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开展三边合作或四边合作,眼下有些非洲领导人不大愿意接受,我们要逐步说服他们,这种合作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

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首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说:“最近,我采访了李光耀,他对中国崛起提出了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肯定会取代美国,你对此如何看?”

吴建民∶我不知道你讲的中国取代美国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果是指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个我相信,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天会超过美国,大概时间不会太久远。然而,中国人均GDP要超过美国,那时间就长了。美国创新能力很强,中国远远落在后面。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利于创新,我本人是中国教育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创新能力方面迅速赶上美国,我并不乐观。

有人问,中国关于岛屿的争端应当如何解决?

吴建民∶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中国和东南亚邻国围绕南海诸岛存在领土争端,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不应当诉诸武力。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中日领土争议提出的政策主张。其前提是“主权归我”,其目的是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创造条件,后来也运用于南海问题。

关于钓鱼岛和南海诸岛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在1984年就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认为这个思路是合理的。这个思路在国际上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沿着这个思路是能够逐步解决岛屿争端的。

美国前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说,中国与朝鲜的经贸关系,并非完全是白给,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进行的。不久前在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投票支持安理会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中国是否真的会实施这一制裁?

吴建民∶请大家看一看,中国过去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记录。中国对于安理会的决议是重视的,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记录是好的。我们承诺的事情是一定会做到的。

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查尔斯·格兰特说:“中国当前的体制对中国的新领导是一种制约,新领导能否在这样的体制下推进改革?”

吴建民∶过去35年,中国的发展说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不仅能进行改革,而且能够取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改革开放是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领导改革的决心。

加拿大前任驻联合国大使克里逊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分裂主义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在突出。中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吴建民∶西藏、新疆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分裂主义确实是一种危险,中国政府对分裂主义的危险是警惕的。反对分裂主义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明确反对三股势力,其中就包括分裂主义。

另外必须看到,中国经过30多年的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普遍觉得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分裂主义的号召力是有限的。

日本前任防卫大学校长西原正问,中国人自己好像不大讲“和平崛起”,这是为什么?

吴建民∶我们讲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本质上是一回事。

西原正继续问:“中国的军备迅速增长,这与‘和平崛起’是否矛盾?”

吴建民∶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任何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包含着国防现代化,中国也不例外。

的确,过去十几年,中国军费增长比较快。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裁军100万,在后来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军费增长十分有限。

后来,军费增长,一方面,是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军队生活也需要改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军费开支虽然在增长,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决不搞军备竞赛。苏联的下场告诉我们,军备竞赛是一条死路。

有人问:“你如何看待亚洲出现的军备竞赛?”

吴建民∶亚洲地区出现军备竞赛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亚洲在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中当然要加强各国的国防力量。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变化带来不安和恐惧。而且,外来因素渲染本地区的紧张,以便更多地向亚洲出售军火。此外,我前面讲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膨胀也是一个原因。

有人问:“王毅就任外长后,会如何解决同日本的争端?”

吴建民∶刚才谢淑丽讲的关于王毅外长的话是符合实际的。王毅曾经是主管亚洲的副部长,对制定当时中国的亚洲战略是有贡献的。实践证明,中国的亚洲战略是有成效的。中日分歧还是要靠双方通过谈判、对话来求得解决。王毅外长对日本情况很熟悉,这当然是解决中日争端的一个有利因素。

马丁·菲尔斯坦问:“中日围绕岛屿的争端紧张局势上升,中国期待日本做什么?”

吴建民∶我期待日本领导人正确对待历史,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也期待日本对石原慎太郎这样的行为有所制约。他的搅和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也损害了日方自身的利益。

法国学者莫伊西问:“俄罗斯愿意充当中欧关系之间的桥梁,你如何看?”

吴建民∶中俄关系很好,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俄罗斯。中国同美国、欧洲的关系也是好的。我们之间的联系渠道畅通,好像不需要一个桥梁。架桥是因为有河,而在中欧、中美关系之间,我看不见有河。

西班牙著名企业家加里格斯·沃克问:“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反腐败,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中国如何应对腐败的挑战?”

吴建民∶腐败是一个全球现象,治理腐败从根本上说要靠法治。习近平一再强调反腐败,同时也一再强调要根据法律来惩治腐败。中国也会向法治迈出新的步子。

有人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吴建民∶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在世界变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个转移过程远远没有完成。再平衡战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美国有发言权,亚洲国家也有发言权。中国和亚洲国家都不希望爆发一场新冷战,这也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爆发一场新冷战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当然,美国再平衡战略到底什么含义,美国人自己也没有讲清楚。最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发表一篇讲话,他讲的和过去希拉里国务卿讲的就不一样。向世界说明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含义,这是美国方面要做的事情。

有人问:“中国的海监船不断进入钓鱼岛海域,这是否会导致冲突?”

吴建民∶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海监船进入其水域是很正常的。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方面挑起的。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人启程访华。

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前,田中曾提出要解决钓鱼岛问题,周总理表示,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还是留给我们后代解决为好。双方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君子协议。

过去40年里,大部分时间这个问题是被挂起来的,为中日关系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现状已经被打破,需要中日双方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新的办法。我们不希望在钓鱼岛海域出现冲突,日本方面大概也不希望。防止冲突,这也是双方的共同点,这会推动双方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

原来本次会议要抽出近一半时间来讨论朝核问题,由于与会者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会议未能讨论朝核问题。会议结束后,各方纷纷前来向我表示祝贺。

谢淑丽说:“你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说:“你讲的看法如果是中国的主流观点,那是令人放心的。”

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塔尔博特对我在会上的表现评论说:“有说服力,漂亮!”(eloquent and elegant)

还有一位委员说:“你真了不起,一对三百。”确实,这次会议就我一个中国人在场,其他中方委员都没有出席。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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