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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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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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Foreword

我年轻时，两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第一段经历是，1959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被选入外交部高级翻译班培训，中间被借调参加了多次外宾来访的翻译工作。1961-1965年，我又被借调到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被派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担任我国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的翻译。

当时正值中苏论战（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逐渐在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上产生观点分歧，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开始了公开论战），当各国代表一起开会时，我们的代表跟苏联代表争论得很激烈，像第二任代表钱李仁、第三任代表朱良，他们的能力都很强，往往在辩论过程中听对方发言时，反驳的稿子就写出来了。还有许多话是即兴反应，常常辩得苏联人无话可说。他们的辩才对我启发很大。

第二段经历是1971-1977年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主管中东、非洲问题的外交官。每年9月，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我都参加，听一些国家元首讲话，有的讲得很好，全场都能集中注意力听；有的味同嚼蜡，下面就没有什么人听。 

另外是安理会开会，发言人都念稿子，但其精彩之处在于答辩环节。有些人，像英国大使理查德，是个大胖子，答辩时嬉笑怒骂，妙趣横生，大家都很佩服他。尽管有人可能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大使很有能力。做一个外交官，你表达得好，大家都佩服你，都愿意上来跟你讲两句，你也给国家争光了。

发怒要小心

一些媒体朋友说我给人的感觉比较儒雅、温和，其实我也有激动的时候。外交官也是有感情的，若真是伤害了你的国家，那时的你是激动的、热血沸腾的。

1990年7月，作为临时代办的吴建民参加比利时国王的国庆招待会，与国王握手。

1990年6月，刘山大使离任了，我担任驻比利时使馆暨驻欧共体使团的临时代办。当时西方对我们还很凶，我要见欧共体的高官都见不着。但有一次，亚洲使节联合起来邀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一起吃午饭。这个时候我可以参加，就去了。在跟他们握手时，有位高官把他的办公室主任带来了，问起中国的情况，我说好。因为那时他对中国的情况有很多误解，我说是不是过一阵儿有时间请你吃顿午饭。没想到他眼睛斜看了我一眼，撂给我一句话：“我还不知道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存在？！”

这句话让我一股血往头上涌，但我不能跟他拍桌子呀。不过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脑子一转，说：“你们欧洲人不是有一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咱们看吧，你不是说中国要垮台吗？看吧，中国会垮吗？别把中国人看扁了！”

外交官的感情与他跟国家的感情息息相关。如果你在国内讲中国怎么样、中国人如何，并没有这种直接的感觉。到国际场合，你会发现谁一提到中国，你的耳朵立马就竖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好说坏呀？骂我们呢，那就得回他几句。每到这种时候，跟国家的感情就非常贴近，可以说跟国家是融为一体了。

有人说“嬉笑怒骂皆外交”，我赞同这个提法。但是在外交上，我不赞成随便发火。毛主席有句名言：“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怒、骂要谨慎，即使在必须怒骂时，也要以能够博取大多数人的理解和同情为前提。我也不赞成声嘶力竭地讲话。一个人在特别愤慨的时候是可以这样，但一般情况下，讲话嗓门太大不太好。

人在受刺激时会生气，生气时容易失去控制力。如果一生气马上跟别人拔刀相向，这种做法最不可取。此时最好能控制住不愉快的情绪，保持平静，至少不立刻发作。在公共场合，切忌意气用事。

1991年，贝克访华时与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谈。

199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华。在一次双方全体会议上，谈判陷入了僵局，贝克站起来拿起包就要走，整个会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这个时候，我方主谈国务委员钱其琛纹丝不动，镇定自若地冲贝克挥挥手，让他重新坐下来，气氛马上缓和了，谈判继续进行。钱其琛同志当时的冷静、理智使我非常钦佩，他胸有成竹，十分平静，这样的心态绝非一日之功。

1996年3月，吴建民在人权会上发言。

1996年3月，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一些西方人士攻击中国人权是相当嚣张的。人权委员会经常听取一些部长和部长级以上的贵宾发言。

有一次，德国的外交部长金克尔发言，骂了一通中国的人权问题。当时我们商量好了，如果有贵宾发言攻击中国，就敲桌子，打断他讲话，要求做程序发言，表示我不开心。我让下面的同志做程序发言时指出：“你是贵宾，大家都很尊重你，可你跑来这里骂人、批评中国，这个不大合适。之后主席再让金克尔继续讲话。”

程序发言一般要简短，讲长了不合适。按照联合国的议事规则，每次讨论会议结束的时候，允许进行答辩。金克尔发言后我们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答辩。我当时口授了一篇答辩词，大意是这样：

金克尔先生，你大概有点健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法西斯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滔天罪行，永远是人类的耻辱！你没有资格来教训中国人！

外交上点名批评是很厉害的，这篇答辩词让德国人受到了震动。

第二天早上，我到会场，德国人就上来找我说：“吴大使，你们怎么敢点金克尔的名？他是我们的部长。”我火了，说：“点金克尔的名，是因为他首先点名攻击了中国。我当然要点名回击他！我回击是自卫，自卫也是人权。”德国人听了涨红了脸，声称也要答辩。我也不客气，回应说：“你答辩，我奉陪！”

对外交往中，尊重别人的同时，也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你都骂到中国人头上了，我不客气。但是这个时候要小心，不能随便发脾气。发脾气要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人家不同情你，那你就输理了，输理之后再要挽回就比较难了。

20世纪80年代，苏联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特里亚诺夫斯基在联合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使。美国的右翼分子十分恨他。有一次，几个右翼暴徒用一桶红色油漆泼了他一头、一脸、一身。他回去洗干净之后，又如往常一样，西装笔挺地去联合国。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人们以为他会破口大骂美国右翼暴徒，他却微微一笑，说：“红了比死了好！”（Rather red than dead.）

对外交往时，特别在某些特殊场合，千万不要由于某种刺激而影响了心态。遇到对方恶意攻击或故意为难自己时，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以柔克刚”，用幽默、镇定的言行做出回应，既需要胸怀，也考验着当事人的智慧。

有一次，在欧洲举办一场关于环境保护的会议，一位代表是位戴眼镜的老先生。他正在台上讲话，一个老太太突然拿蛋糕甩在他脸上：“你忽悠什么啊！”老先生的眼镜上沾满了奶油，他慢慢地摘下眼镜，说：“这个蛋糕不是最贵的那种。我把最后一句话说完了，就去洗脸。”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遭受别人的当面斥责，一些人会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索性翻脸或一走了之不搭理你，但如果能抓住对方的破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伺机发起反击，有时反而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

有一次，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到马德里参加全球行动委员会会议。主持人在介绍他的情况时说他是一个独裁者，他就到台上去，说：“你们刚才介绍我的情况时说我是独裁者，今天我觉得我不适合在这里讲话。”说完就走了。他做出了抗议，却失去了一次讲话的机会。

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2007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杰的邀请到该校演说。博林杰在欢迎词中公然指责内贾德是一个“心胸狭窄且手段残忍的独裁者”，“缺乏教养”，经常“无耻地发起挑衅”。

内贾德没有退场，轮到他讲话时他说：“根据伊朗传统，当邀请某人发表演讲时，我们对我们的学生要给予充分的尊重。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我演讲前就对我频频指责，好像是要给学生和老师打防疫针。”然后，他在演讲中列举事实，猛烈地抨击美国。

内贾德没有退场，而是抓住机会阐述伊朗的立场。他这样做是得分的。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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