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选

2017-11-04 徐志摩 星期一诗社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1923年成立新月社。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光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1930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月下雷峰影片

沪杭车中

沙扬娜拉(十八)

呻吟语

为要寻一个明星

在那山道旁

雪花的快乐

残诗

现在,您叫去! 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石虎胡同七号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声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苏苏

海韵

多谢天! 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她是睡著了

落叶小唱

起造一座墙

半夜深巷琵琶

最后的那一天

变与不变

“还不是一样鲜明?”——插话的是我的魂灵!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生活

在不知名的道旁(印度)

他眼里有你

再别康桥

黄鹂

秋月

山中

两个月亮

在病中

火车禽住轨

云游

你去

哈代

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作为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又在剑桥那样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频繁的中西交往活动、活泼好动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他的性格单纯、热情、冲动，思想驳杂、浮泛又多变化，既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终不失快乐的基调。朱自清曾说，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单纯、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驳杂的思想在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且，这种矛盾和驳杂还使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徐志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的内容。面对黑暗腐朽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诗人呐喊着，要开放“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并宣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2]并为寻求自由、爱、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对理想是狂热而坚执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乱的。尤其当严酷的现实与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锐对峙时，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使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他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曾赞美列宁的精神，却又声称“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曾欢呼冬宫的红旗，称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又抨击十月革命为“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3]。这使他在创作中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

徐志摩复杂而认真的艺术实践，创造了迷人的艺术奇观。驳杂的主题表现、浓烈的情感抒发、多样的形式尝试、华丽的词藻和灵动的韵律，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风格特色。在其十年创作历程中，这种艺术风格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其诗歌的情绪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到中期的复杂多元，失望、激愤与忧郁日渐浓重，信心开始动摇，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中，矛盾与犹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再往后，诗人的理想、信心趋于崩溃，终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颓丧、孤独、恐惧、自卑和危机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识合成了寒气逼人的氛围。在寻找解脱的努力中，徐志摩实际上完成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机勃勃向西方“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气质的过渡。在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气袭人的诗歌世界里，惟一贯穿全部三个时期的主题是对美的礼赞。相对来说，展示自然美的诗歌多出于前两个阶段；情诗则大量集中在第三阶段。同时，诗人的视野也随着情绪的更替，经历了由外而内的转换，即从早期的朝向广阔天地的眼光，转变为后期的自我内心的观察和体味。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他经历了从早期的“情感无关阑的泛滥”到中后期的对诗歌形式的严谨而多样的探索尝试，创作了如《沙扬娜拉》、《为要寻一颗明星》、《再别康桥》和《云游》等一批融诗情、画意、乐韵和建筑形式美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徐志摩对新文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其文学活动方面。作为新月诗派的代表作家，作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创作及其影响，总与新月派连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首先，从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诗派的核心成员，更是后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帜。1923年春，从英国回来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办起了新月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同仁举行聚餐会，编戏演戏，吟诗作画，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诗集名字，提议以“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过，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属沙龙性质的团体。1926年《诗镌》的创办，以及其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诗艺的探讨，标志着新月诗派的形成。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编辑，第五期由饶孟侃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创刊和终刊时所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员因政局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积极努力下，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派也进入了后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华、东吴、大夏大学等校任教的同时，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终刊，共出刊4卷43期，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作品，也发表非新月派的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的作品。后期新月派的成员虽各有差异，但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创办了《诗刊》季刊，共出四期。同年9月，陈梦家从《诗镌》、《新月》和《诗刊》选了18位诗人的80首新诗，编成《新月诗选》一书，从中大致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不到两年，随着《新月》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其次，徐志摩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新月诗派的创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彻底冲决了传统的诗词形式，为新诗的发展开辟道路之后，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是新诗走向“规范化”，“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4]的任务日渐迫切。于是，新月派诗人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张。

1926年，闻一多借《诗镌》提出了著名的新诗格律理论，包括“乐音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5]，被公认为新月派诗歌特色的一个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在《诗刊弁言》中也声称“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诗人应当为新诗“搏造适当的躯壳”，寻找“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同时，也对闻一多的格律化理论和创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认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而“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6]，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诗歌创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继续《志摩的诗》已经开始的体式探索。在《大帅》、《罪与罚（二）》中，引入戏剧对话和独白，采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过具有一定戏剧性的情节，表现人物的独特命运与感情，由此反映军阀统治下下层民众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克制早期那种“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的情感，有意识地改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将情感的抒发与意象的营造、节奏的控制和音韵的选择和谐地结合，创作出如《再别康桥》这样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为徐志摩的诗名太大，往往使人们相对轻视了其散文成就。其实，同时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等，都对徐志摩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将徐志摩的散文归于“流丽轻脆”的一类，“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认为其特色是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欧化成分，从而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成为富有表现力的文章，仅就文体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于坦诚率真，在情感及其表达上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哪怕按照习俗认为是丢脸的事，他也会在文章中直捷地说出；同时，其想象力的阔远超脱、无羁无束，其词藻的华丽秀逸，其音韵的富于节奏和旋律感，都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若按照内容来分，他的散文可分为写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创作、自我剖析、议论时政和怀悼亲友等五类。这五类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类最能体现其散文的特点。所有这些散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诗歌情感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杨振声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他以一颗单纯到透明的童心，把对自然的执著爱恋，对自由、美和爱的热烈追求，对生命的真挚崇拜，对人世悲欢的感慨，对性灵的赞美歌唱，用丰润优美的诗的语言，严谨又多样的诗的形式，幽远含蓄的诗的意境，奇丽不羁的诗的想象，亲切又洒脱地表达出来，唤取了几代读者的美的情感。尽管由于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诗艺还没有来得及在整体上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胆多样的探索精神，已经取得的诗艺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八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

[2]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见《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出版。

[3]同前注。

[4]于赓虞：《志摩的诗》，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9日

[5]闻一多《诗的格律》，载《晨报副刊·诗镌》第七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

[6]载《晨报副刊·诗镌》第1号，1926年4月1日出版。

[7]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八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

[8]杨振声：《与志摩的最后一别》，载1932年1月《新月》第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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