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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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人的悲哀呵,
我说的是做中国人的悲哀呵。
也不是因为外国人欺侮了我,
也不是因为本国人迫压了我:
他并不指着姓名要打我,
也并不喊着姓名来骂我。
他只是向我对面走来,
嘴里哼着些什么曲调,一直过去了。
我睡在家里的时候,
他又在墙外的他的院子里,
放起双响的爆竹来了。
两个扫雪的人
阴沉沉的天气,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
全没有车马踪迹,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精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还只是扫个不歇。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背枪的人
早起出门,走过西珠市,
行人稀少,店铺多还关闭,
只有一个背枪的人,
站在大马路里。
我本愿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
怕见恶狠狠的兵器。
但他长站在守望面前,
指点道路,维持秩序,
只做大家公共的事,
那背枪的人,
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
画家
可惜我并非画家,
不能将一枝毛笔,
写出许多情景。
两个赤脚的小儿,
立在溪边滩上,
打架完了,
还同筑烂泥的小堰。
车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见许多圆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
赶忙着分种碧绿的稻秧。
小胡同口,
放着一副菜担,
满担是青的红的萝卜,
白的菜,紫的茄子,
卖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卖。
初寒的早晨,
马路旁边,靠着沟口,
一个黄衣服蓬头的人,
坐着睡觉,
屈了身子,几乎叠作两折。
看他背后的曲线,
历历的显出生活的困倦。
这种种平凡的真实印象,
永久鲜明的留在心上,
不能用这枝毛笔,
将他明白写出。
爱与憎
师只教我爱,不教我憎,
但我虽然不全憎,也不能尽爱。
爱了可憎的,岂不薄待了可爱的?
农夫田里的害虫,应当怎么处?
蔷薇上的青虫,看了很可憎,
但他换上美丽的衣服,翩翩的飞去。
稻苗上的飞蝗,被着可爱的绿衣,
他却只吃稻苗的新叶。
我们爱蔷薇,也能爱蝴蝶。
为了稻苗,我们却将怎么处?
梦想者的悲哀
——读倍贝尔的《妇人论》而作
“我的梦太多了。”
外面敲门的声音,
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
你这冷酷的声音,
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
阿,曙光在那里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
穿入室内的寒风,
不要吹动我的火罢。
灯火吹熄了,
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
只怕在风里发火,
要将我的心烧尽了。
阿,我心里的微焰,
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
过去的生命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歧路
荒野上许多足迹,
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
有向东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
我相信是这样的。
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
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
我爱耶稣,
但我也爱摩西。
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吾师乎,吾师乎!
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啊!
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
但是懦弱的人,
你能做什么事呢?
苍蝇
我们说爱,
爱一切众生,
但是我——却觉得不能全爱。
我能爱狼和大蛇,
能爱在山林里的猪。
我不能爱那苍蝇。
我憎恶他们,我诅咒他们。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和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啊!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小孩
一个小孩在我的窗外面跑过,
我也望不见他的头顶。
他的脚步声虽然响,
但于我还很寂静。
东边一株大树上,
住着许多乌鸦,又有许多看不见的麻雀,
他们每天成群的叫,
仿佛是朝阳中的一部音乐。
我在这些时候,
心里便安静了,
反觉得以前的憎恶,
都是我的罪过了。
随手翻翻《苦竹杂记》，觉得周作人实在是大可佩服的，虽然有着一些保留。 读书如此之多，而不被书籍弄昏了头，处世如此平实而能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可是对于那时代的遗老遗少，以其沉淀为安详，以其发霉为灵感之氤氲者，他所显示的却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 然而懂得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弄政治的人尊敬他的声望，可是从来就和他谈不来。革命青年，又怪他不来领导革命，说他是落伍了。而剩下一些捧他的人，也并不比政客或革命青年更能了解他。 政客不必谈，因为他们从来不把谁当做人去要求了解的。革命青年呢，我以为倘肯虚心的想一想，周作人在他的一面实在是提供了可宝贵的供献。因为革命青年之中很多人只是公式地看取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却不知道如何去注意这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面。周作人后期几乎是不谈政治，连社会的制度那样的名词都很少见他触及。他只写些关于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章。可是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全面渗透，使我们更切实地了解这时代的。 大概因为辛亥革命以来，政治的社会的变革反复了无数次，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仍然停滞在原地方的缘故，纔使周作人发生这样的观念；从日常生活革新起，从人们的生活情调与生活智识革新起，所以变成人文主义者的吧。因为对政治的理解没有修养，也不措意，又因为人文主义的诫条是明事理，体忠恕，就使他渐渐的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有话未必可说，二、说了未必有效，三、何况未必有话。」他只是想做一个平实的人（不是平淡，也不是平凡，而是平实）。 也可以说是因为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他这纔有观察人生的余裕的。然而他又决非旁观者。是非于他是这样的分明，他将如何表示，而不致牵入面红耳赤的争斗呢？现实的生活又确是到处充满着面红耳赤的争斗，周围的人们都在这么急促，局限，而潦草的过着日子，他将怎样保持人生的余裕呢？这就使他踱进了民俗学的园子，在那里寻得回旋的余地，并且从明清人的小品文和日本人的小品文去找题材，提出崭新的见解，非常恰当而深刻地用前人的事物与言语来说明现实生活，正如借用太阳的反光来照明月球，使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一样。 可是缺点也就出在这里，借用题材，难免被题材所限，终不如直接以当天发生的事情做题材的亲切。倘说周作人与鲁迅有何不同，则可以说周作人取材于明清人和日本人的小品文，而鲁迅则取材于报章和杂志。而且，人们对于这时代的变动的愤怒与喜欢，究竟淹没了对于小事物的爱好，而从周作人的文章里所看到的情绪上的余裕，也只能引起怅触而已。人是要求余裕的，倘然过的是剧烈而迫促的生活，则要求以这剧烈而迫促的生活为题材，而从这里面去发现情绪上的余裕，但周作人的文章却是以余裕的生活为题材而示人以余裕。这是青年人之所以不易和周作人的文章亲近的缘故。 有人以「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晚年爱冲淡」，来解释青年人程度之低，而把周作人拉到老年人的那一伙里去，一些少年而已老成的人们深以自己已能赏识「冲淡乃文章之最高境界」，做了周作人的朋友与门生为荣，他们其实是并不认识周作人的。 末了，还有一点余谈，我觉得周作人晚年的文章，造句时或夹入之乎者也，自称为「不佞」，也是一个小毛病。可是学他的人似乎正喜欢这些。 （原载一九四三年十月《人间》第一卷第四期）
周作人： 是非功过任评说
李浴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中国著名文学家。一生著译俱佳，成果甚丰，与其兄长周树人（鲁迅）并称“周氏兄弟”，是“新文学”最为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教育等领域均具有极高成就。
1906年，周作人赴日留学。1908年，参加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的小班讲学，成为“章门弟子”。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其与章太炎的关系虽然几经离合，但却毕生对太炎保持尊重态度。同时，东京时期亦是周作人文学生涯的起点。这一阶段除去跟随太炎学习《说文解字》，他的语言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学习英文以及此后学习古希腊文，为他开辟通晓西方文化之路；学习日文，开辟通晓日本文化之路；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窥中国文化的神髓”（止庵《周作人传》）。此后，周作人的一生就是在中、日、西三种文化背景的交织与冲突中展开，他的建树大都与此相关，他的矛盾也与此相连。
文章家周作人
如果以一生中建树最多的领域进行评点，周作人无疑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对其文学史地位，早在1922年，胡适就已作出界说。在胡适看来，“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所谓“美文不能用白话”，是在“文学革命”初期的一种普遍观认识。蔡元培在1919年发表的《国文之将来》一文中，就提出了“应用文”与“美术文”的二分法，主张“将来的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一部分仍用文言”。“美术”一词在当时的意思是“艺术”，并非专指与绘画相关的某一具体门类。“白话文运动”在晚清就已兴起，使用白话进行应用文写作，已有不少成功先例。“文学革命”的意义在于提倡“白话文学”，即白话美术文的创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周作人的贡献，正在于与鲁迅一道，不仅实现了这一历史突破，而且把“白话文学”推向了迄今难以逾越的高度。
与鲁迅在“文学革命”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创作不同，周作人致力于“小品散文”的理论与实践。1921年，他发表了《美文》一文。根据他的介绍，“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周作人的这段说明，貌似只在叙述一种文学史现象，其实揭示的是自家的文学主张。
周作人创作的“小品散文”，即作为“诗与散文中间的桥”的“美文”。前期，他的风格受到英国与日本散文的影响，比较接近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Essay，同时又富有东方气质；后期，他在语言与体式上主要取法于中国传统，特别是六朝文章、晚明小品与清人笔记，别出心裁，在现代中国复活了某些古典资源——在这一意义上，周作人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足以跻身历代文豪之林的“文章家”。其文章，不仅能够“叙事”与“抒情”，还可以“论学”与“议政”。论其远源，这是中国古典文章的重要经验；就其近因，则与章太炎的文章观念颇多一脉相承。周作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是简单地承袭了若干传统因素，而是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将西方文学的视野熔铸在中国文章的写作之中。
周作人一生出版文集数十种，多为自编之作，包括《艺术与生活》《过去的生命》《苦茶随笔》等。此外，其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及其回忆录《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在学术价值之外，也都是上乘文章。
知日与“落水”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大家排座次，有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之说。“上榜”的作家，其文学史地位自不待言。而在“新文学”历史上一度与鲁迅齐名的周作人之所以“落榜”，除去其一贯的思想主张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相当距离之外，还与其在抗战时期“落水”直接相关。
1911年，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启程归国。从1917年开始，他受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他逐渐成为知名作家与学者。同时，他还以另外一种身份著称于世，那便是“知日派”的重要代表。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不仅在中国知识界罕见其匹，在日本知识界也备受推崇。
由于受到日本官方与民间的高度关注，待到抗战爆发，周作人自然也就成为日方争取的焦点人物。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与孟森、马裕藻、冯祖荀被指定为“留平教授”，负责照管校产。起初，他深居简出，对于维护校产，的确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在1938年，他出席了日方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以后，就迅速滑向了与日方合作的深渊。座谈会之后，周作人写作了《读〈东山谈苑〉》一文，提及“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对于与日方的半推半就以及拉拉扯扯，周作人始终都以倪元镇的“一说便俗”来回避。他的不辩解态度，也引起了国人的普遍不满。
1939年元旦，周作人家中遇袭。惊魂未定的他，很快正式“落水”。3月，他受聘出任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8月，文学院成立，出任院长。1940年12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同时兼任教育总署督办。次年1月，举行就职典礼。
对于“落水”，周作人并非完全没有自觉。1940年，他请人新刻了一方印章，文曰“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说明他很清楚，自此他的一生发生了转捩甚至断裂。
1943年2月，周作人辞职。4月，应汪精卫之邀，前往南京出任国府委员，同时讲学。返平以后，于1944年写作了“思想自传”《我的杂学》，提出“近来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根据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在他看来，“此即我的杂学之归结点，以前种种说话，无论怎么的直说曲说，正说反说，归根结底的意见还只在此”。可见其进行一生总结的意味，已经十分明确。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2月，周作人被捕。次年，周作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直至1967年去世，周作人都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晚年的他，因受到中共方面的保护，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也有一些文学创作。但因身负“汉奸”之名，所以在1946年之后，他便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被文坛与学界重新关注。
苦雨斋聚散
晚近三十余年的周作人研究，形成的共识是“人归人，文归文”。如何评说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至今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其文学成就不容忽视，单纯依政治或者道德标准而全面否定他的做法，并不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其附逆的事实同样铁证如山，不会因为他的不辩解而打丝毫折扣。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周作人的“落水”，近80年来可谓聚讼纷纭，甚至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即便尝试采取相对超越的态度，例如将其选择理解为一种“失败主义式的抵抗”（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恐怕也一时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而周作人的遭遇之所以值得重视，恐怕更多还在于其反映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某些两难境地。
“苦雨斋”是周作人的斋号。是故，周作人的弟子也有“苦雨斋弟子”的称谓。其中，最为知名的三位是俞平伯、废名与沈启无。（通常所谓周作人“四大弟子”，还包括民俗学家江绍原，不过江绍原其实并未直接受业于周作人，只是私交甚笃）三人与周作人的聚散离合，都在现代中国轰轰荡荡的历史洪流之外，呈现与提示了某些复杂与隐秘的历史面向。
抗战时期，俞平伯与周作人同样留平，但却没有“落水”。不过对于周作人的选择，他也从未责备。甚至在周作人被捕以后，他还主动写信给尚在美国的胡适，请他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为周作人陈情。废名在抗战爆发之后，返回故乡黄梅，通过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写作，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建国方案。黄梅位于国统区的边缘，乡居的废名仿佛把自己悬置在了战争进程以外。而与周作人之间，他一直保持某种默契，无论战时战后，都一再为其辩解。沈启无是惟一与周作人一道“落水”的弟子，可是两人在沦陷时期却反目成仇，沈启无“谢本师”，周作人则强力还击，使得沈启无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出局，下场十分被动。
周作人与诸位“苦雨斋弟子”都有很高的文学与学术造诣。但在他们的成就与现实进退之间，却都存在不小的张力。他们的聚散离合，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章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中最为难以把握的一个群体。当然，是非功过，自有评说。但除此以外，他们在被历史的道义衡量的同时，想必或多或少也在衡量着泾渭分明的历史道义——这一启示无疑更具反思与追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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