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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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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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word

发言人这个职位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从1991年1月到1994年9月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2003年进入第十届政协后，从2005年3月到2008年3月，又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担任了全国政协四次大会的发言人。

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我对新闻发言人的工作一窍不通。此前，我在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当二把手，那个时候外交官很少接受记者采访，非常慎重。一下子要我当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但任务来了，我就想尽力把它做好，摸索它的规律，比如：怎么答记者问、怎么答是一般、怎么答是败笔，然后了解记者的心理、新闻的规律，慢慢熟悉。

我在新闻司期间，搞了近200次记者招待会。最后记者问我：“哪次是你最满意的？”我说：“没有最满意的。”是谦虚吗？不是，总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

我觉得发言人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职业，你脑子不能停，经常要想记者会提什么问题、我这样讲对公众有什么影响。脑子里想的问题比较多，总有些不是很完美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也是发言人这个行当的魅力所在——能够督促人不断学习。

外交有秘密外交和公开外交，公开外交必须有媒体参与。一个国家的外交如果想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果，光有秘密外交，没有公开外交，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没有什么发言人制度，发言人制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20世纪上半叶，发言人在西方世界开始出现，但真正成为制度，由总统、政府和外交部的发言人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

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中国建立发言人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3月26日，钱其琛同志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位新闻发言人，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的发言就讲了三句话，不回答问题，但这三句话预示了中苏关系可能发生某种重要的变化。

1991年1月，我就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在我之前，新闻司司长是李肇星，有三位副司长——金桂华、李金华和段津。当时他们四人轮流当发言人，一人一季度。我过去之后，李肇星向我交代，说发言人还是相对固定比较好，以后如果我不出差，就由我担任发言人；如果我出差，就临时指定一位副司长当发言人。所以，我在新闻司3年零8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由我担任新闻发言人。

发言人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要做好很不容易。每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我感觉都是如履薄冰。这不是谦虚，因为讲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

从“一窍不通”开始

刚得知自己的任命时，我内心有些不敢相信：和新闻界打交道，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呀，怎么会让我去呢？从几位前任那里，我得到比较深的印象是他们在任上都怀着如履薄冰的心境，一些与记者打交道比较多的人也提出忠告：记者们可不好对付，许多人软硬不吃，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

因为从没有过这方面的历练，我一时心里没有底，就一面向前辈和同行取经，一面自己琢磨思考。在这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国家涉外事务发言人身份亮相的钱其琛同志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

1992年4月，吴建民随同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在回程的专机上与钱其琛副总理的合影。

钱其琛曾对我说：“发言人是提供新闻的。有些发言人一开口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还算什么新闻？人家不知道的才是新闻嘛。”我对此颇有同感，每次在讲稿中看到“众所周知”的字样就会随手画掉。

发言人的谈吐应干脆利落，说一句是一句，关键是要有新闻含量。“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句话也常被人挂在嘴边。钱其琛说：“类似这样的话毫无信息量，不如不说。”

他还建议我：“你不要老重复一句话，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还可以颠倒过来讲。中国的语言是丰富的，一个好的发言人应该能将口径或政策消化转换成自己鲜活的语言，让人愿意听下去并乐意接受。”我深以为然。

我做发言人时，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是泰特·怀勒。在她随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也聊过。怀勒告诉我，她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工作，生活非常紧张。她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随即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一边洗漱梳妆，一边了解最新的新闻和信息，同时估计媒体会有些什么问题。一上班，她就把问题整理出来，要求有关部门提供相应的情况，准备出口径。她每天都要与国务卿会面，就有关情况交换一下意见，然后就开发布会见记者。

几乎所有随本国代表团来华访问的外国发言人，我都和他们交流过当发言人的体会。法国发言人一再强调：和记者谈话一定要想好几步，只想一步不行。

具体而言，记者提第一个问题时，你就要思考他下一步还会接着问什么。回答时你得想着下一步怎么走、再下一步怎么走，千万别让人牵着鼻子走。第一步就错了的时候，通常还不觉得，等走到第二步、第三步才意识到陷进去了，那就被动了。因此，从第一步就要特别小心。

我受此启发，渐渐养成了对问题深入思索的习惯，因为在发布会上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有些问题是你想象不出来的，有些突然面临的问题过去也没有现成说法可用。只有平日多注意研究和积累、对具体事务做更广泛更深远的审视，才能积蓄解决问题的潜能。

我还经常分析不同记者对同一问题的报道，以及同一记者对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的报道。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和表态，这个记者这样写，那个记者那样写；为什么第一次这样写，第二次那样写，第三次又会换一种口吻……慢慢地，我摸出了规律：记者们对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不同的媒体记者有哪些不同的关注角度；自己的话怎么说，比较容易引起记者关注，比较容易被写入他们的报道；什么样的话讲了，会上也有反响，却难以见诸报端；为什么有些话讲了，却不会引起任何反应。

1991年5月16日，吴建民随同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留影。

此外，跟随领导人出访的中国记者，希望每个活动一结束就能得到有关活动的情况吹风，根据吹风，再加上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到的信息来写新闻报道。因此，能越快得到发言人的吹风稿越好。我由此逐渐练就了在参加活动时一边看、听，一边写吹风稿的本领。经常是会谈或会见未完，吹风稿即拟就。此时部长、副部长还没离开现场，稿子经他们看过认可，就能对外发布了。要是慢了，等领导们都离开现场，找起来麻烦就大了，自己陷于被动不说，记者们还难免会有怨言。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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