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延昊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前法官。现为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业务方向为刑事辩护与代理，刑民交叉争议解决。）

综上，笔者认为司法程序不应滥用。本案首先存在程序上的违法，应予纠正。遗憾的是，该案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进行到底。笔者的观点也只能停留于观点，没能得到司法的最终确认。于此写出来，仅供交流。

（3）省、市、县各级政府及相关领导通过下发工作通知、文件、会议纪要、讲话要求等形式对集运站项目征地补偿、开工建设及建设进度、竣工时限等全程进行指令、督导，明确要求限时开工、限时完工；

以审判阶段的辩护为研究对象，刑案预判视角下的“案眼”辩护可以简要的表达为：吃透案情（分析研究起诉书与案卷）——预判（寻找“案眼”）——确定“案眼”（辩护方向）——构建辩护思路——展开具体辩护。

总结上文几种法官“讨厌”的辩护人类型，可以发现一个共性，就是此类辩护人的专业性不足。正是因为专业性不足，业务能力水平不够，才会变相产生庭审中辩护人不应当发生的表现，绝不仅仅是态度问题。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法律人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学习，但永远不能替代自我的学习与思考、探求。只有不断自我学习，不断自我总结思考，并学会自觉应用，我们的专业能力才有可能得到持续提升。

梁延昊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曾任北京市某基层、中级、高级法院法官，刑事、民事、研究室、立案诉讼服务十四年审判工作经历。现为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业务方向为刑事辩护，刑民交叉争议解决。

2.如果相关申请庭审前未能获得法庭准许，积极向法庭申明《规程》的效力及如此规定的不合理性，争取法庭认可，使法庭在开庭之前不对未准许的申请做出驳回处理，保留相关申请在庭审中的提出及审查机会；

4.《规定》体现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强化刑事案件审前主导地位、形成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检警模式新动向。有助于推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科学配置，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方向；

此点，需结合案件具体执行过程及行为事实，对照法律规定，组织相关材料进行证明。是实务重点和难点。只有相关证据组织充分，能够符合开庭条件，才不会被裁定驳回起诉，实现自诉追究责任、实现债权的目的；

案件提起公诉后，其认为物业和消防有责任，且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不全面。为还原案件事实，其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申请灭火现场的消防部队指挥员和消防员等38名证人出庭作证；

印象深刻的是，庭审中，文某扎着麻花小辫，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干净利落，思维敏捷清晰，随时能够理智地反驳公诉人的指控和观点，平静地叙说自己的心路和意见。但在庭审最后陈述中，还是忍不住哭了，低头擦泪。

以上内部环节，加之案件开庭审理中每一步骤的决定与推进，现在回想起来，对于笔者一名年轻法官来说，在当时的内心实是始终形成着一种殚精竭虑、如履薄冰般的惴惴不安，构成了一种对心智与承受力的不断考验。

（1）无人驾驶车辆一方。恐怕就只能由车辆所有者、运营者，或研发者、生产者、销售者、维护者等来承担责任了，具体要看造成违章或事故的原因是发生在哪个环节。当然，保险公司仍要根据保险合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本案中，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两方面常见的证据认定规则：一是指控的事实是否可以“排除合理怀疑”，付某侦查阶段中后期关于“赠与”的事实抗辩是否可以形成“合理怀疑”；二是“翻供”情形下口供如何认定。

作为一名法律从业人员，笔者对此种现象的发生同样深感愤怒和痛恨。但痛恨之余，更觉应该在法律和理性层面，对家长们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帮助他们应对当下面临的现实状况。

1.排除无效抗辩点。结合全案证据，对本案事实认定不存在主要争议形成充分预判。其中，关于被告人赵某指使他人伪造印章并制作虚假公证书和公司章程的事实部分，在案证据足以确认，不应作为辩护方向。

所谓“案眼”，笔者认为在概念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刑事案件的焦点、难点问题，或者说一个刑事案件在处理上的重点、核心或关键所在，办案过程中需要重点围绕其展开辩护的地方。

很多时候有形式无实质，但没有形式就没有实质。量变会产生质变。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样在经历这样从形式到观念再到实质、以及量变到质变的循环混合递进过程。

为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掌握北京地区常见罪名，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的定罪量刑及数额标准，本人对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并制成表格，以便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专业便捷的服务，并为同行提供参考。

综合以上5点简要分析，笔者认为邢永瑞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检察机关认定邢构成玩忽职守罪，笔者保留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