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苇诗选

2017-11-22 刘梦苇 星期一诗社

刘梦苇（1900—1926），原名刘同均，湖南安乡人，诗作收入《诗月诗选》。二十年代初，在湖南《大公报》副刊发表新诗。1923年夏，在南京组织“飞鸟社”，创办《飞鸟》季刊，发表成名诗作《吻的三部曲》。刘梦苇是新月诗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在新诗形式建设方面有过理论的创见和实践的尝试。他的诗歌题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爱情和革命。尽管他诗歌创作数量不多，但还是对中国新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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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

　　中国新格律诗的建立，从理论的倡导到形式的实践，与一位湖南省安乡籍名叫刘梦苇的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沈从文在《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一文中说：“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国十四五年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个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谨严见称，名刘梦苇的湖南人。”

　　刘梦苇，原名刘国钧，1900年5月出生于洞庭湖畔。1920年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酷爱文学艺术。

　　1923年毕业后，刘梦苇到上海某中学任教，他和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一道，幻想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并组织了“飞鸟社”，创办《飞鸟》季刊，发表短篇小说《诗人底悲哀》、成名作《吻的三部曲》、诗作《自慰》等，尤为青年读者喜爱。1924年，他的诗集《青春之花》、《孤鸿集》出版。

　　1925年夏天，刘梦苇在南京结识了另一位现代格律诗派重要诗人的湖南人朱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不久，他们同到北京，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与研究。

　　1925年12月，刘梦苇以诗评家的磅礴气势谱写了《中国诗底昨今明》，总结了中国诗歌从《诗经》发展到宋词元曲的演进过程，展示了长长诗河之中革新求变、跌宕起伏的历史。他说新诗“活泼、自由、真切而通俗，为前此所未，是开中国文学的新纪元”，又对新诗“散文化”、“严重的欧化”等弊病提出批评，郑重提出新诗的原理——“要有真实的情感，深富的想象，美丽的形式和音节、词句……”同时期的作家、诗人蹇先艾认为，这是对中国新诗的一次总清算。

　　1926年，是刘梦苇实践自己新诗变革主张的高峰。半年内，他先后发表了《万牲园底春》、《雪夜》、《我所需要的不是爱情》、《最后的坚决》、《致某某》、《希望》、《北河沿的夜》、《爱与劫》等十多首诗，在分行、音节、押韵等形式上进行了探索。这引起闻一多对新诗形式的注意，研究后写成了《诗的格律》在《晨报·诗镌》发表，提出了建立新格律诗的主张和“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标准，被视为新月派诗人的共同纲领。　

　　朱湘的诗作《有忆》集中体现出刘梦苇的影响和“三美”特点：“路灯亮着微红/苍鹰飞下城堞/在暮烟的白被中/紫色的钟山安歇。”短短四句，把南京暮色苍茫的景象描绘得清晰而又真切。

　　格律是文字对于思感与感情控制，是诗的防止散文化的芜杂与松散的一种羁勒。新月诗派对于格律诗的提倡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新诗过于放纵、过于欧化、过于散文化的危机，提高了新诗的艺术水平，有益于新诗的民族化。

　　刘梦苇的一生是凄凉的，3岁寄人篱下，“二十年与人漠不关情”，且身患严重肺病，经常吐血不止。他称自己是一只“孤鸿”，就是情诗，也写得十分哀切：“到如今您才问我一声：您当真爱了我吗？……只有让我的墓茔证明：它们将一年一度为您发青。”（《示娴》）心爱的姑娘不能忍受穷困潦倒的生活，从公寓搬走，严重刺伤了刘梦苇的心，再加上饥饿和肺病，诗人终于病倒离世。

　　纵观刘梦苇26个春秋的一生，虽有“驱虎逐狼”的志愿，有抨击虚情假意的品格，但是在那个时代，像其他没有先进思想指导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又觉得理想虚幻，时时表露出对未来的惆怅和对信念的动摇。但他对于新诗的功绩，却长久地被诗坛所铭记。

刘梦苇：啼血孤鸿

相对于中国旧诗而言，新诗在初创之际，强调“诗体大解放”、“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是没有任何格律的。在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最为注重新诗的形式、格律建设，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其实，在闻一多之前，年轻的刘梦苇最早提出新诗形式建设的观点，并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

朱湘曾回忆说：“我还刻当时梦苇在报纸上发表的《宝剑之悲歌》，立刻告诉闻一多，引起他对此诗形式的注意，后来我又向闻一多极力称赞梦苇《孤鸿集》中《序诗》的形式音节，以后闻一多同我很在这一方面下了点工夫，《诗刊》办了以后，大家都这样作了。”

这表明，刘梦苇的《宝剑之悲歌》和《孤鸿集》的《序诗》乃是启发过新诗形式运动的诗篇，其在新诗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中的《宝剑之悲歌》（当时的题目为《宝剑底悲痛》）发表在1925年8月28日出版的《新少年旬刊》第6期上。《新少年旬刊》也是《晨报副刊》之一种，由新成立的“中国少年卫国团”编辑，编辑部设在“北大三院”。

自古宝剑配英雄，产生了多少英雄与宝剑相得益彰而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以至于英雄与宝剑在古典文化中已互为譬喻、融为一体，也因此英雄之生不逢时、难展身手的憾恨，也往往借宝剑之悲鸣其无用武之地来象征。这在古代诗歌中所在多有，无烦举列。而“五四”以来，传统的英雄之气和现代的浪漫精神相融合，也使“英雄宝剑”之歌翻出了新声，如闻一多的《红烛》中就有《剑匣》一首。刘梦苇的这首《宝剑底悲痛》虽然晚出闻作，但新诗中透露出一股慷慨担当而又不幸英雄气短的悲壮之情。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首新诗“形式音节”整齐统一，读来铿锵有力。以《宝剑底悲痛》的第一节为例：

共计6行，每行4顿10字，偶行押韵，一韵到底，有一种音乐之美。；全诗共有8节，每行主要用两个二字尺、两个三字尺（仅一处用了三个两字尺和一个四字尺）构成，所以顿数与字数都达到整齐，有一种整饬美。

到了同年底的12月，刘梦苇又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诗论《中国诗底昨今明》。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新月派诗歌理论的先声。他在该文中指出：“要捉到文学革命激（彻）底的或比较地圆满的成功，破坏自是要图，建设恐怕更是一肩重任。”他希望大家“不仅从事旧的破坏，赶紧从事新的建设。”他认为，尽管“文学革命是近年的中国文坛上一大破坏的巨炮，它底爆，发吐出了中国文学底新的机运。”但是大家只知道推翻旧文学而创造新文学，却并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新文学应该怎样以及什么是好的文学。他因此提出了新诗原理的建设问题。他认为，新诗“要有真实的情感，深富的想象，美丽的形式和音节，诗句……”他进而提出，在诗歌创作方面应该创造新诗和创造中国的新诗。所谓“创造新诗”，应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词化的新诗，和曲子一样的新诗，从旧歌谣里面蝉蜕出来的新诗，应该有作者的个性，有新的风格，新的音韵，新的意境和形式；所谓“创造中国的新诗”，是指我们在写诗时，不应该摆脱了古人的束缚而重新入了洋人的圈套，而当时新诗的西化现象非常严重，包括徐志摩都说，他在写诗时不知不觉总是受到西洋诗歌的影响。总之，我们诗的意境和技术不是取法古人，也不是模拟西洋；我们的诗是新诗，是“创造的、中国的新诗”。

进而，刘梦苇在1926年5月9日又撰写了长篇诗论《论诗底音韵》，连载于《古城周刊》第2与第3期（按，该刊未出版时间）。如果说《中国诗底昨今明》一篇作为新诗形式建设的宣言，以热情的呐喊为多，《论诗底音韵》一篇则就诗的音韵问题纵深开掘，又见独到而锋芒锐利。例如，针对那些“醉心自由”而实乃“误解自由”的“懒诗家”，他毫不客气地痛下针砭，并在吸收综合中外诗学营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为新诗革命运动以来几乎被全盘否定了的音韵格律做出了强有力的申诉，坚定不移地向有志于创造新诗音韵的“同志”发出了这样响亮的号召：“我们既然在文字底意义的功用以外还发见了文字底声音的价值，我们就很自信地兼顾并用。在我们底艺术品里，为了美的理想，可以尽量地发展技巧，创新格律，番（翻）几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声。”

正因为刘梦苇在新诗的音韵、诗行和章节方面的最早探索，所以朱湘这位桀骜不驯的诗人，他对很多当时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如徐志摩都不屑一顾，却对刘梦苇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他的诗歌“无疑的要长留在天地间”，并说他“在新诗的音节上，有不可埋没的功绩。”朱湘甚至认为他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他说在新诗形式探索方面只有刘梦苇综合了音韵、诗行和诗章三个方面并且做出了最初的成绩。

不过，在刘梦苇数量并不多的新诗中，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爱情诗。但他的爱情诗中几乎没有爱情的欢乐，没有爱情的甜蜜。他不像郭沫若的爱情诗那样炽热，不像冯至爱情诗那么幽婉哀怨，也不像徐志摩的爱情诗那么轨灵，也不像湖畔派诗人的爱情诗那么清新淡雅……他的爱情诗中总蕴着一种浓郁的、“杜鹃啼血”般的悲苦情调。

刘梦苇是一位“唯爱主义”者。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生命苦短、唯有爱情才使生命不算虚度、惟有爱情才使生命获得永恒的思想——

人生既是一刹那一刹那地过去，/在个中你我可不要随意地辜负；/但只要一刹那中有一个亲吻，/生之意义与价值呀——已经寻出//……//莫计算生活过了多少刹那，/只问你一生接了多少吻？/生到死的距离之中我们底接吻未停，/只有一刹那的寿命呀——也是永生！

——《吻之三部曲》，1923.5《创造季刊》第二卷第1号

该诗流露出一种悲苦的情调，表达了生命短暂而虚幻的思想。他经不起时代的大风大浪，渴望躲入爱情的幻境之中。诗中的爱情有一种病态的感觉。这首诗也奠定了刘梦苇以后爱情诗创作的格调。

最能代表刘梦苇爱情诗特色的是《最后的坚决》（载1926.4.22《晨报副刊·诗镌》第4号），诗中表达了一种“非爱即死”的观念。这首诗是诗人一贯的悲苦情调的流露，出典型地反映了诗人“唯爱主义”观念。诗人反复向心中理想的姑娘倾诉爱情，并表示“您底爱不给我便是死的了结”——这就是他所谓的“最后的坚决”。

这首诗最典型地体现了刘梦苇爱情诗“杜鹃啼血”般的悲苦特色。对于刘梦苇来说，爱情已经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短暂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漂泊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所以他的诗歌有一种特别的悲苦味道。在那个年代，诗人感到人生短暂而虚幻，感到自己无法也无力把握时代的滚滚浊流，他便退守到狭隘的爱情之宫里。但是，这位“杜鹃啼血”般的爱情诗人，直到死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爱情。在他死后，只有几位文友集资将他草草地埋葬了。

然则，那个让刘梦苇难以忘情竟至以身殉之的女子究竟是谁呢？

从各种资料和迹象看，他很可能就是龚业雅。龚业雅虽然没有冰心、林徽因等现代才女那么闻名遐迩，但也不是藉藉无名，梁实秋著名“雅舍”的得名就缘自于她。不过，关于她的详细情况，仍然难以访求。据现有资料，能够知道的是，她也是湘人，并且出身湘门，大约在20年代中后期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据说她雅善属文，如其40年代后期所写《老境》一文，就曾让朱自清“夜不能寐”，赋诗相赠。

1926年春天，当自知不起的刘梦苇在病榻上整理其诗集《孤鸿集》时，正是龚业雅给了他“抄稿和旁的帮助”，所以诗人在《〈孤鸿集〉自序》中把她放在被感谢者的最后，就暗示出两人亲近到不客气而又不得不略有矜持的关系，并在自序的正文中摘引了他过去给龚业雅的信，可见二人感情非同一般。

而朱湘在悼念刘梦苇的文章里则谓：“你死后我才从你的老相好处，听到说你过去的生活，你过去的浪漫的生活。你的安葬，也是他们中的两个：龚君业光与周君容料理的。”。此处朱湘用了“老相好……中的两个”这样特别的说法，其实是暗示刘梦苇别有未出面的“老相好”在，话里是带有情绪的。龚业光正是龚业雅的从弟，而又曾是刘梦苇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所以，由他以老乡兼老同学的身份出面，来代替不便出面的姐姐龚业雅处理刘梦苇的后事，也是恰当而又无奈的选择。或许，龚业雅也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过，刘梦苇可能是在那里认识她并爱上她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原本不在同地一校，但因为龚业雅是刘梦苇的同学龚业光的姐姐，所以刘梦苇和龚业雅也可能是通过龚业光而认识的……而由认识到通信来往，进而发生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刘梦苇对恋爱的追求相当执著。但这感情却面临着两道障碍：一是二人门户不当、家境悬殊——刘梦苇是个无家无业的穷书生，而龚业雅则是名门闺秀；二是刘梦苇患有“肺痨”——即肺结核，那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何况贫穷的诗人也无钱医治，只是勉强维持，结果病情越来越重。对此，刘梦苇在理智上是有足够认识的，但在感情上却一直难以断念。他的爱情诗之所以充满那样一种特别绝望的深情，就是为此。如著名的《铁道行》：“我们是铁道上的行人！/爱情正如两条铁轨平行。/许多的枕木将它们牵连，/却又好像在它们离间。//……我们奔跑到相抱的地方，/那轨道还不是从前一样？”据说连眼高于顶的张君劢也赞美“《铁道行》的想像”，殊不知诗人别出心裁的想像乃是对其悲苦命运的真切预感。直到将近生命尽头的1926年5月21日所写的《示娴》一诗，刘梦苇仍咏叹这难忘而又无望的爱情——

不难看出，在这首近乎绝命词的诗中，交织着垂死者深情的爱与无奈的怨，而诗题所为“娴”很可能是龚业雅之“雅”的代称。深情的诗人不忍明言，给所爱者留有了余地。

1926年9月9日，22岁的刘 53 59313 53 31649 0 0 3684 0 0:00:16 0:00:08 0:00:08 7689梦苇逝世，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他所爱的人。近一周后的10月6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刘梦苇的一首遗诗《爱与劫——呈Y.Y.》。全诗如下——

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一切的珍宝都是深沉在苦海，/勇敢的采珠人谁还危葸灾害？/但他们也采取了些欣忭回来。/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这是神底魔力，她在作弄，安排！//爱与劫本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少女玛丽不是泅过了苦海，/那有尊荣的王冠儿代替灾害？/她底美丽也是眼泪洗涤出来，/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这是神底魔力，她在作弄，安排！

诗后并有刘梦苇的一段附记：“Y.Y.跟她的同学将表演cinderella歌舞剧，故昨日特去真光剧场看该剧影片。主人翁少女玛丽受尽艰苦，卒以神母之力得获皇后之选；地位之尊，固不足道；其能得皇太子之忠爱，则殊可羡！剧中显示一切情人之苦恼，皆神底作弄，安排：如先使玛丽由美变丑，以试皇子之心；后来玛丽因奇丑心恻，流泪满颊，而其丑容却被眼泪洗去，恢复了本来面目，美艳绝世，其含意亦云深矣！夜来梦中犹记幕上语：‘爱与劫本同来！’晨起写此以示Y.Y.五月十一日。按，cinderella即西方家喻户晓的灰姑娘故事。如果前撰拙文中的考证还有点道理，则刘梦苇这里所谓“Y.Y.”当指他所挚爱的女生——“Y.Y.”也许就是“业雅”的拼音缩略。这首诗显然是有感而发，诗人把它呈现给“Y.Y.”，无疑暗寓着他对爱情之绝望中的希望——从刘梦苇与其女友的关系来看，诗中所谓苦尽甘来的灰姑娘玛丽与其说是喻指其女友，毋宁说是既穷且病的诗人之自喻。

刘梦苇逝世，新月社同人都非常悲伤。9月15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刊登了《一个启事》——

死，虽则说脱离这恶浊和烦恼纠结的世界不定是苦痛，终究是一件大事，往往使我们叹息，有时使我们涕泣，永远使我们在扰攘的生活道上感到半晌有蕴藏的沉默。才，古来有这句话，是容易遭忌的；人忌还有法子躲，天忌是逃不了的。

我们诗刊同人本是寥寥可数的，但谁想到在三个月间，我们中间竟夭折了两个最纯洁的青年！

……

梦苇的身世最是可怜，他既无父母，又无同胞，流寓在北京，在呕血与苦工间挨度光阴；他病时少有人护持，他呼号，有谁听得，但天佑他热烈的诗魂，这“孤鸿”如今实现了最后的自由，更不在人间啼叫了！……梦苇的《孤鸿》诗集，已交商务[印]书馆印行，年内可以出版。如有追悼梦苇与子惠作品，不论诗文杂件，请于二星期内寄交志摩，当为汇集，选择发表，以为纪念。

九月十三日

徐志摩的这则启事，表明了今后要为刘梦苇出版诗集，还要汇集纪念文集。不过，不知是没收到足够数量的纪念诗文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纪念文集最终没有面世。只在1926年9月27日的《晨报副刊》第1448号上，发表了蹇先艾的纪念文章《吊一个薄命诗人》，其他人的悼念诗文如沈从文的悼诗《读梦苇的诗想起那个“爱”字》等，则零星发表在别处。诗集《孤鸿集》先交给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并没有兑现出版诺言，所以该集后来又转到了古城书社出版，可是古城书社不久也停业了，结果呢，不但诗集没出版，刘梦苇的心血也因此可惜地散佚了。

徐志摩说“梦苇的身世最是可怜，他既无父母，又无同胞”。的确，刘梦苇3岁时丧父，后又被母亲遗弃——其母可能扔下孩子另嫁了。这可以从刘梦苇的诗《生辰哀歌——遥寄我底妈妈》得到的印证。诗中写道，“三年，我便离去了您孤身到处飘零，”因此，他怨愤难释地质问母亲：“既生了就该永恒不该让我离开您底身，/为什么早把我抛弃？那时尚行步不稳！”幸亏有老祖母亲抚养和其他亲友的帮助，他才得以上完了小学并至少念完了初中。自小就失去父亲并且失去母爱，刘梦苇幼年生活自然是很不幸的。“民国七年，他进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想到法国勤工俭学，未几，回长沙进第一师范”。他改进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其实也是考虑到经济上的困难——当时的师范学校不收费。

“刘梦苇在一师读书时，正是湖南闹新文化运动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他显然深受新思潮的影响，迅速成为一个爱好新文学并且关心社会改造的新青年。所以，他积极参加当时湖南的新文化活动和反军阀的学生运动，被誉为“湖南新文化中主要脚（角）色之一”。

他在1921年时即有新诗在《民国日报》发表，1922年起致力于新诗的创作，在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学记》发表《离别吟》、《诱惑》、《虽说如此》、《故乡》和《奈何》。诗人后来在其《〈孤鸿集〉自序》中谦虚地说，“在长沙，在洞庭之畔，我曾得了一些诗料，却没写成多少好诗”，并且“发表得更少”，但据其同学的回忆，“梦苇在一师时，很努力文艺创作，教员中如夏丐尊、孙俍工、沈仲九诸人都很赏识他的创作力”。其实，即使就当时整个新诗坛而论，刘梦苇的诗作也属出色之列，爱情诗尤其独到。如发表在《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1923年5月出版）的《吻之三部曲》，其意境近似17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韦尔的名篇《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但情感表现更为浪漫热烈，所以很快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当时有读者看后赞叹道：“我真佩服你的大胆，那是作家们一所不敢道的话，所不敢披露的情绪，你居然能够痛快淋漓地写出来，真不能不说是奇迹。”

刘梦苇在长沙的学习大概持续到1923年夏。随后，他离开了湖南，此后的行迹便如其诗友朱湘所说：“你幽灵般自长沙飘来北京，又去上海，又去宁波，又去南京，又来北京；来无声息，孤鸿般的在寥廓的天空内，任了北风摆布，只是对着在你身边漂（飘）过的白云哀啼声，或是白荷般的自污浊的人间逃出，躲入诗歌的池沼，一声不响地自顾幽影……”1925年在南京之时，刘梦苇结识了朱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

“文章憎命达”，而诗人尤其多薄命，单是1926年去世的新诗人就至少有杨世恩（字子惠）、刘梦苇、王以仁（他也写小说）三位，并且都是20多岁的青年而对薄命诗人来说，最大的不幸也许并非肉体的死亡，而是其艺术心血的湮没。刘梦苇生前编就的诗集《孤鸿集》在其身后辗转好几家出版社，迄未出版，而连原稿也不知去向了，这是诗人身后最大的憾事。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5年之后的1931年，在2-3月的《北大学生》上却刊登了刘梦苇的11首遗诗：《心月》、《舟中》、《颤动》、《相思的网罗》、《梦》、《灵犀》、《爱苗》、《相逢》、《哀弄》、《乐和光》、《心境》。这些诗作除了《舟中》一首曾经在1924年1月发表过外，其余10首都是第一次发表，系组诗《夜夜的心》的组成部分。

这里面就有一段令诗坛感动的故事。据《北大学生》编辑徐万钧所撰“按语”之追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许是十五年的暑假吧？那时我住在元字十九号。日期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我偶然在元字南厕所的墙根，发现了一本英文练习簿，上边题签着“诗歌”两字。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揭开看了几页。第一页上盖着飞鸟社的钤记，钤记上边盖了“梦苇”的方章，下边写着“梦苇作”三个字。“梦苇？——这是谁的名字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听着倒很熟哩。我便不经意地把那本小册子携回寝室，随便翻看了几节，觉得作者的情感十分浓郁，辞句也十分生动。这样呕血殚精的结晶，为什么被抛在墙根呢？许是作者正因为呕血太多，殚精过甚，却把它抛弃了吧？

不久，我在《晨报》上看到徐志摩先生发起的诗人刘梦苇追悼会这桩新闻，忽然联想到那本无主的诗集的主人来。那时，很想把这本诗集寄给徐先生请他保存。因为私事忙碌，终于不曾实现这件愿心。

……

《夜夜的心》的末一章的最后一节是这么写着：

“死神的请贴既已来到，/我可不能不束装就道。/可爱的！我们从此别了，/黄泉之下的把晤匪遥！”

所以《夜夜的心》也许就是刘君的绝笔；因此，更有发表的价值。

最后，我郑重的向刘君的师友和家属表示谦意：恕我擅自披露了刘君的遗稿！

原来，这些诗都来自刘梦苇的一本诗作手稿，它不知被什么人随手丢弃了，却又幸运地被一个有心人徐万钧及时地拣拾起来，一直精心保存着，并且在多年之后又伺机将其披露于世。这个徐万钧当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虽然未必是学文学的，但显然是个新诗爱好者。

这近乎传奇。徐万钧还说，“刘君这稿中，以《夜夜的心》为最长且最佳”，他还判断“《夜夜的心》也许就是刘君的绝笔”。推测起来，这部被徐万钧意外拾得的诗稿，应该不是1926年春刘梦苇在病榻上编定并由他的女友龚业雅抄录完成的《孤鸿集》，而很可能是刘梦苇历年所写诗作的原稿本之一，这份原稿当然也是编选《孤鸿集》的诗稿底本之一，但写在其上的组诗《夜夜的心》则有可能是刘梦苇编完《孤鸿集》之后的新作。虽然我们现在已无缘拜读《夜夜的心》的全部了，但从现存的10首又半个残篇来看，这组诗完整地抒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欢的过程，那显然是刘梦苇对其自身爱情悲剧的回味与垂死前夕对爱人的诀别。至于这一整册诗稿为什么会被人遗弃在北大“元字南厕所的墙根”，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然而老天也算有眼，那么及时地让徐万钧发现了，而徐万钧也不愧为有心人，在精心保存了五年之后，还是想办法予以发表。可惜的是，《北大学生》此后未能续出，刘梦苇的遗诗也就没有刊完。但这对薄命的孤鸿诗人刘梦苇来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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