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瓒诗选

2017-12-30 周瓒星期一诗社

周瓒（1968—），江苏人，1985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时代（1985-1989）与朋友们组织诗社、创办刊物，自印诗集《七月潮》（1987）。199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与友人创办女性诗歌同人刊物《翼》（至2001年已出版四卷），并参与北大同人诗刊《偏移》的编辑工作。1999年从北大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获安高诗集整理奖，出版诗集《梦想，或自我观察》。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诗集《影片精读》、《梦想，或自我观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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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火

是那悦目的、流放地的阳光吗?......此时此刻

“是的，亲爱的，请猜猜我的吻会驻留在哪里？”

我第一次读到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翻到的一则短短的诗歌评论里。评论讲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女诗人翟永明，评论家唐晓渡称，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其“艺术追求显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例如塞尔维亚·普拉斯等西方女诗人的启发和影响。”就这样，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并于其后三四年间繁荣的当代中国“女性诗歌”思潮——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为代表，在艺术上，一度被评论界定性为深受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影响的“自白风格”。在一篇回忆短文中，翟永明引用了普拉斯的两行诗，借以表达这位异国女诗人是何以唤起她的共鸣的：“世界伤害我/就像上帝伤害着我的身体”。极富感染力的诗句状摹了一个负载着沉重的文化记忆和个体伤痛经验的孤独乃至孤立的女性，在现实中的敏感反应和顿悟。我惊讶于何以一两行诗句能获得如此强大而持久的魔力，不仅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影响了一位汉语诗人的写作转机，也触发了一种汉语诗歌思潮的兴起。正是带着这样的惊异和好奇，我开始有意识地在汉语译介领域找寻普拉斯的诗歌。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降，只在一些欧美文学史和欧美诗歌选本中，我们才有幸一睹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名字和她的诗歌。

在一些简略的诗人介绍中，我们能大致了解到：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1963）是美国自白派代表诗人之一。自幼便显露写作才华，八岁能诗，兼习小说与绘画，少女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从中学时代起就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1955年在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后，获得奖学金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她结识了当时已决定“献身于诗歌创作”的青年诗人特德·休斯（1930－1998）。他们闪电般地结婚，婚后一起去美国，俩人以教书、写作为生。1959年返回英国，在德文郡乡下购置了一座名叫“绿苑”的住宅。西尔维亚为休斯生下一女一男，但长期存在的精神疾患最终没有放过她。当得知休斯有了外遇，普拉斯终于在一个冬夜，丢下两个小孩，吸煤气自杀，死时刚过三十岁。她仿佛用自己的死，实践了她写下的诗句：“死/是一门艺术，和其它万事一样。/我干这个出奇的好。”

这样的诗人简介又能说清楚什么呢？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一个诗人的内心和写作？我也曾试图求助于她的翻译成汉语的诗歌以及相关的评论。略加统计，在译介过来的大约三十多首诗当中，最经常为翻译者注意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几首重要作品：《拉撒路女士》、《爹爹》、《巨神像》、《燃烧的女巫》等等。在其中，有一位内心极端痛苦，充满愤恨和疯狂心理的“燃烧的女巫”式的女性，她坦率地将个人隐私，家庭矛盾，内心创伤，自杀情绪通过诗歌传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被一些批评家归类到风靡1960年代的“自白派”诗歌运动之中；而在她死去十多年后，正逢欧美女权主义运动高涨，普拉斯焦虑于丧失自我的极端痛苦的诗歌和天才早逝的不幸生活，遂被解读为“战后美国妇女孤独的感情和普遍的无能为力”（约翰·伯吉斯），因而为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认同并加以阐释。这不仅使得普拉斯的作品迅速畅销，由休斯为她整理出版的诗集《爱丽尔》曾再版七次，并于1982年获美国普利策奖；而且，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由同情普拉斯的不幸遭际，转而指向对休斯的仇恨。特别是七十年代普拉斯的日记和书信出版之后，读者发现，普拉斯充满了对休斯的怨愤之情。于是，休斯成了众矢之的，加之在离开西尔维亚之后，与他同居的另一个女人，休斯的第二任妻子阿西娅·韦维尔，在五年后也同样采用煤气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于是，憎恨休斯的极端者称他为“杀人犯”，甚至有人曾多次将普拉斯墓碑上刻有的“西尔维亚·普拉斯·休斯”中的“休斯”一词刮掉，以示对休斯的仇视。不仅如此，一批女权主义批评家、普拉斯的研究者还把休斯当作可憎的男性原型加以口诛笔伐。在社会思潮、文学批评话语的共同构造下，普拉斯成了女权主义者的偶像。

对于普拉斯的死，休斯究竟应不应该负责？而把休斯视作“凶手”是否公平？毕竟，普拉斯早年就透露了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信息，她不但曾屡次尝试自杀，并且，即便在精神生活相对稳定的时期，她也经常谈到自杀或死亡，哪怕是在文学主题的意义上。另一位美国自白派代表诗人安妮·塞克斯顿（1928－1974）——她也是普拉斯的朋友——在回忆文字中，记述了她俩一起探讨自杀问题时的情形：“自杀毕竟是诗歌的对立面。西尔维亚和我常谈论对立面。我们热切地讨论死亡，我们俩被死亡吸引如同飞蛾扑火，牢牢的被吸引了！”而这位同样在美国诗坛享有盛名的安妮·塞克斯顿在普拉斯自杀身死的十一年后，在她的汽车间里吸一氧化碳轻生。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深思。普拉斯的朋友，著名诗人和批评家A.阿尔瓦雷斯坚持认为，面临困境的普拉斯其实并不真的想死，她已经部署了下一步，指望在九分钟之后被她的打杂女工发现。但是那天不知为何女工姗姗来迟，当她到达时，普拉斯已经死去。如果自杀或死亡在普拉斯的艺术生活中已经演变为艺术主题或写作的延伸，就像她在《拉撒路女士》一诗中所描述的：“死/是一门艺术，和其它万事一样”，那么，仅仅从诗人的生活现象出发，去寻求自杀者的死因、追究生者的责任，是不是显得过于简单了？

普拉斯短暂的三十年人生中充满焦灼情绪，为自己不能胜任女儿、妻子、母亲等等身份，而她在死之后的几十年间，更是不断地经历着被书写和被阐释的命运，可以说，这个普拉斯并没有死去，她活在关注她的人们中间，不管这些人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些人或是同情她的遭际的，或是苛刻地批评她，认为她自私、名利心重，表里不一等等。客观地讲，普拉斯尽管诗才早赋，但她生前出版了两部诗集《冬天的船》、《巨神像》，发表多种作品，在读者和批评界里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响。又因生前并没有和休斯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她死之后，她的手稿、日记和作品的出版权，包括孩子的抚养权，都被休斯和他的姐姐奥尔雯获得。虽然，休斯在整理出版和推介普拉斯的诗歌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他和他姐姐同时也垄断了普拉斯的日记、诗稿等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权。虽然普拉斯的日记和书信（《家书》为普拉斯的母亲奥里莉亚所编）陆续出版，但有研究者指出，不但《家书》删削很多，而且普拉斯的《日记》已被人涂抹、肢解、篡改，甚至，休斯和奥尔雯还毁掉了普拉斯最后一本日记，据说是为了保护子女不受心灵伤害。可以说，普拉斯身前死后的声名同样遭际复杂，坎坷不平，而且其影响波及活着的亲友。休斯在有生之年诗名日隆，他于1997年出版了记述他与普拉斯从相识、恋爱、结婚到婚变、普拉斯自杀的全过程的诗集《生日信札》。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一周就销售了五万册，而在1998年休斯去世后，这本书更是成了畅销书。普拉斯和休斯的情感纠葛和普拉斯之死，俨然已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英美文坛一桩最大的公案，2003年10月同名传记电影《西尔维亚》在美国公演。

虽然如此，对于西尔维亚·普拉斯在汉语中的经历，我们的所知依然贫乏和简单。数十首译诗，散见在外国文学史和英美诗选中的评论，毕竟不能帮助我们在想象中勾画一幅清晰、细致的普拉斯肖像。当代中国女诗人以自白式的写作对于普拉斯诗歌的呼应，更多的，也仅仅是以她的诗句为表达自我的触发点。所幸的是，《生日信札》的中译本已于2001年出版，而近期出版的传记《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又在帮助我们了解这位天才而不幸的女诗人的一生方面填补了空白。然而，在汉语中，普拉斯并没有经历她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英美文学界和思想界所经历的一切，这或许会为我们阅读安妮·史蒂文森的传记带来一定的困难。设若我们不无粗率地把休斯和普拉斯公案的受众，分成同情普拉斯一派以及为休斯辩护一派这两大接受群体，那么，我们不妨也考察一下这本传记的作者立场。《苦涩的名声》出版于1989年，安妮·史蒂文森又是特德·休斯惟一愿意与之合作的普拉斯传记作者。在传记书写过程中，奥尔雯在提供了普拉斯的资料方面为她大开方便之门，她在传记中引用的主要回忆资料，包括附录中收录的三篇休斯或普拉斯的友人关于普拉斯的回忆文章，无疑是站在为休斯辩护的阵营这一边的。

虽然，安妮·史蒂文森这样描述自己撰写这部传记的意图和方法：“考虑到面临她的流星似陡升的名气，因而产生的种种误解中的一些问题，尽可能以客观事实的叙述来拨开笼罩在诗人身上的迷雾疑团，刻画初这位非凡的才女如何顽强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通过夹叙夹议富有传记意义的偶然事件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以及远大抱负，栩栩如生地凸现出传主的真实风貌，”但是，通读全书，普拉斯在我们的印象中还是倾向于这样一副面貌：自小性格中就具有许多极端的矛盾，一方面渴望出人头地，一方面又对内心深处全力以赴创造的那个自我形象极度反感。道德上极其拘谨和生活中时时放纵，因而产生出一种间歇性的自我厌弃，在少女时代往往通过自残式的事件，获得道德净化。八岁时，父亲的死讯传来，西尔维亚的过激反应——“我将决不再跟上帝讲话”，表明了她有一种转移愤恨的能力，包括以后在描写父亲和休斯时所表现的那样。过分暴露自己生活的诗篇不但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自白”，而且也可以称之为“忏悔”，实际上，confessional这个英文词翻译成中文时，既可作“自白的”讲，也可作“忏悔的”解。但是，传记试图证明的是，这些自白诗歌和普拉斯日记与书信中大量的对亲友的苛刻评述，已然造成了对他们的伤害。于是，传记中引证的不少材料，特别是奥尔雯以及迪多·默文的回忆性文字，都采用很多细节，来说明普拉斯如何自以为是，夸张，喜怒无常，在很多场合是如何伤害来访的亲友，同时令休斯陷入尴尬境地。因此，特德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去找别的女人的，西尔维亚和特德的婚姻陷入危境是她咎由自取。传记中引述的大量诗作，也不过是用以证明普拉斯如何巧妙地用诗句伤害爱她、关心她的亲友。总之，西尔维亚·普拉斯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用迪多·默文的词说，她早已“精神变态”了。由此，传记作者最后总结普拉斯的写作时说：“25年以后，我对普拉斯惊人的文学才华的崇敬丝毫没有降低，而我恰恰认识到短促的人生，不允许她趋向创作的成熟期。”

站在事后追溯者的立场上，一个人能够认真地总结、评价并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是时间厚赠人类的难得的反思自我，重新平衡自我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传记都是为生者而作的。《苦涩的岁月》也不例外，在阅读这本厚重的传记时，我们能读出的，依然是一个负载了众多阐释和评说的普拉斯形象，这个形象或许会令我困惑，令你愤怒，令他/她心折，总之，非但没有减少我对普拉斯其人其诗的兴趣，相反，它促使我想到要竭力呼吁：在休斯的《生日信札》有了中译本，电影《西尔维亚》进入了中国碟市，传记《苦涩的名声》印行之后，我们期望早日读到汉译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家书”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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